正在概念化中的文化研究

然而，当前正在扩散的文化研究差异性是广泛的。过去十年来，已经成为一种重要全球现象的这一运动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1964年展开，当时由理查德·霍加特领导；1965到1979年间由斯图亚特·霍尔领导。因此，我们的元理论探索将开始于英国文化研究之前提在其孕育和发展最初期的衰落。在其如今已然经典化的时期，该中心发展了种种用于文化批判之分析、解释和批评的批判路径。通过一系列内部争论以及对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社会斗争和运动的反应，伯明翰小组逐渐集中于文化文本及传媒文化中阶级、性属、种族和民族性等意识形态和表征的相互作用。他们最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和其他流行文化形式对于受众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不同的受众如何以多样和不同的方式和语境来解释和运用传媒文化，分析使得受众以形成鲜明对比的方式来对媒体文本做出反应的那些因素。

理查德·霍加特

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体系化地摒弃了高/下的文化区分并严肃地对待传媒文化制品，因此超越了主流文学理论接近文化时的精英主义。同样地，英国文化研究用他们创造意义和流行的积极受众概念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消极受众概念的限制。建立在安伯托·埃柯发展的符号学概念基础之上，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必须在制作商对媒体文本的编码和消费者对其解码之间做出区分。这种区分突出了受众生产他们自己的阅读和意义的能力，以离经叛道或背道而驰的方式，及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更好的”方式一样来解码文本的能力。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现今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时期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特别是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研究文化。尽管英国文化研究的成员经常从其创始和历史的叙述就开始忽略法兰克福学派，一些由伯明翰小组所写作的著作还是重申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方法论模型，以及他们在政治观点和策略方面的一些经典立场。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英国文化研究发现了工人阶级的结合/表达及其革命意识的衰落，并研究了这一状况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颠覆性。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英国文化研究得出结论：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文化在结合/表达工人阶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消费者和传媒文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霸权模式。

两个传统都集中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叉，并把意识形态批判看作批判的文化研究的中心。两者都把文化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模型，文化形式帮助形成一种诱导每个个人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思想和行动模型。两者都把文化解释为一种抵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形式和一种社会生产模型。更早一些的英国文化研究先驱，特别是雷蒙·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都确信高雅文化是一种抵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力量。后来，英国文化研究稳定了在传媒文化和受众解释和运用传媒制品中的抵抗时机，而法兰克福学派趋向于，也有某些例外，把流行文化看作一种霸权的和潜在的意识形态统治形式——一种严格区分开两种传统的差异。

雷蒙·威廉斯

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著作的元理论和实践都是跨学科的。因此，它把社会理论、文化分析和批判以及政治合并到一个致力于当下文化和社会形态之综合批评的计划中，从而打破了现存的学术界限。此外，它试图在一个朝向基本社会转型的计划中将理论联系实践。

因此，两个传统都探索理论作为一种把历史发展既定模型的大致轮廓加以概念化而形成的模型，并分析文化与社会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结合。马克斯·霍克海姆和T．W.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概念能被广泛地看作对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国家资本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哲学分析；英国文化研究中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衰落、商业流行文化的兴起以及新型反文化的出现之分析可以被看作一种常常和哲学相关的、广义的理论对话一一或一种哲学地一一调和的社会理论。然而，两个学派都绝对是历史主义者，把概念、方法和社会形式都看作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生产模式中发展起来的。两者都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模型的影响，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更多地受到了黑格尔式（比如由乔治·卢卡奇和卡尔·科尔施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影响，而英国文化研究试图融合葛兰西的历史主义、激进主义观点和阿尔都塞更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T．W.阿多诺

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高度政治的，集中关注在对抗性亚文化中抵抗的可能性，首先，稳定化工人阶级文化的可能性，然后是青年亚文化，去抵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霸权形式。不像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但与阿尔伯特·马尔库塞相似），英国文化研究乞灵于青年文化能提供对抗和变革社会的潜在新形式。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展示了文化是如何逐渐建构起不同认同形式和群体成员的，并评价了不同青年亚文化相对抗的可能性。文化研究逐渐集中于亚文化群体如何抵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认同形式，并创造它们自己的风格和认同。因此，符合主流服装和流行密码、行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在主流群体中产生了他们的认同，成为特殊社会群体的成员（如白色人种的、中产阶级的、保守的美国人）。个体认同于如像朋克文化，或黑人民族主义亚文化等个体，其外表和行为不同于主流文体，并因此创造了对抗性的认同，把他们自己界定为反标准模型的人。

正如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间的发展一样，英国文化研究成功地借用了女权主义理论、种族理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理论、后现代理论及其他流行的理论模型。因此，他们转而检查文化文本推进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同性恋歧视和其他压制形式的方式，或推进反对这些现象的抵抗和斗争。这种途径暗示了一种内在的、对所有导致压迫与统治而又积极地稳定文本、生产一种可能更公正和平均的社会秩序的重新表征之文化形式的政治批判。

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受众及受众如何生产意义，文化文本如何既生产流行娱乐又生产抵抗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批评家们宣称这一计划已经失去了其批判锋芒，堕入后现代文化民粹主义的泥淖，已经放弃了原初计划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批判锋芒。这一转向文化民粹主义的捍卫者们认为原初的、更具批判性的模式显得过分精英主义并极度批判流行娱乐，而忽略了文化文本可能被借用和运用的复杂方式。

对流行的盲目崇拜也导致了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它轻视高雅文化、现代主义的诺言及先锋运动，比如区别法兰克福学派那些分析从最难理解的现代主义艺术到最平庸的媒体文化制品的著作。看起来在其使流行研究合法化和从事媒体文化制品的焦虑中，文化研究已经对所谓的高雅或精英文化感到厌烦，转而支持流行文化。但这一转向牺牲了洞察所有形式文化的可能性，重复了文化领域固有的“流行的”和“精英的”的分歧（仅仅颠倒了旧有的高雅/低俗之区分的肯定/否定秩序）。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化研究和发展与那种“历史先锋的”相关的对抗性文化形式之尝试分离开来。先锋运动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想发展将使社会革命化、将提供霸权文化形式的替代物的艺术。

这种对抗性和解放的先锋艺术运动的可能性是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和瓦尔特·本雅明一个最初的强调。不幸的是，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已经普遍地忽略了先锋艺术形式及运动的参与。这一状况与文化研究的许多学说及文化社会学中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美学哲学观点的失败有关。但英国文化研究中对高雅文化、现代主义和美学的厌烦也表明，它未能发展一种激进文化和媒体政治，正如在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著作中发现的那样，关注激进主义文化政治和替代性对抗文化的发展。对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的忽略，对流行的密切关注都由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所支援和唆使。这一转向把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立场和策略散播到全世界，但也催生了英国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突变。

瓦尔特·本雅明

此外，我将指出，为充分发展文化研究，批判社会理论是必需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早期模型使得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他们分析的中心，利用社会理论和更多文学及文化分析方法来语境化文化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批判地分析文化文本。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它把越来越多的理论引入其视野，但随着其计划变得全球化并集中于学科的多样性，它与社会理论的关联已愈见薄弱。在一些搞笑的、后现代形式的文化研究中，语境、文本和日常生活的限制消失在对消费娱乐或文本表层的描绘之中。因此，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本身是复杂的、运动的和多变的。

在这一语境中，我将建议文化研究利用一种哲学和批判社会理论的综合来发展一种多视角的方法，它包括对广义上的艺术品的调查，以及对以下三方面关系的质问：（1）文化生产和文化政治经济学；（2）文本分析及其艺术品批判；（3）受众反应研究和媒体/文化产品的运用。这一元理论首先涉及这样一种暗示：文化研究本身被多视角化，从政治经济学和生产、文本分析和受众反应等多角度来理解文化。我也将建议文本分析和受众反应利用一种视角多样性或批评方法，在致力于文本分析时，在描述多样性、主题观点或看法时，贯穿受众喜爱的文化。此外，这种研究的结果需要在批判社会理论中被阐释和语境化以充分描述其意义和影响。

当然，在挑战文化研究中哲学维度的重要性时有一种危险。文化研究的危险之一在于其理论化趋向，文化和社会被简化为话语，在其中，一种话语优越于其他话语。这种趋势导致了一种纯粹鲍德里亚式的、福柯式的、德勒兹式的、哈贝马斯式的不确定观念，或（等等）其他形式文化的研究分析被简化为理论家质疑的问题。当然，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来探索任何既定理论可能产生新奇和重要的洞察。但把文化研究简化为一种理论上的不确定，或把文化研究转码为一种特殊理论的语言，它本身可能成为对更广泛计划的极大毁坏。

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其承担的每个特定计划中都探索上面所指出的全方位方法和看法，特定计划的本质将决定最有生产力的那些看法。但无论如何，任何人都应该把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受众研究的维度看作彼此补充的而不是各自为营的。因此，我不是在做不可能的建议：任何人在他每次开始做文化研究或部分社会文化研究时都可以采用这一综合的多视角方法。显然，单独地极度集中于政治经济学、受众反应或文本细读和批评、可能都会非常有价值并产生重要的洞察。但是，排他性地和持续地强调它们中的一个维度而忽略了其他可能，对一种以发展文化和社会的综合和包容方法为目的的文化社会学或文化研究而言会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