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列斐伏尔在早期原创性地提出“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他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逻辑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其原创性的“应该-现有悖反”的逻辑批判构序包含以下内在线索：总体人的人本主义一般价值悬设中的张力原则与异化-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作为人的本真性需要-欲望的存在论与消费异化批判理论；人对自然关系上的非征服的取用观与支配自然的生产异化逻辑；诗性创制的总体实践观与停留于生产制作中的占有性实践；人的诗性(节日)生活活动瞬间与实体性物像和凝固化结构；关系生成场境存在意义的空间使用与变卖性交换和抽象性空间理论；基于生命本有时间节奏与劳作和金钱时间的节奏观等。

关键词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生产转向

文章来源

《理论探讨》2024,(01),111-121+2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一生写下了近70部论著、300余篇学术论文2。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他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逻辑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本文着重梳理列斐伏尔思想发展的一个文本线索并以此展现其重要的思想转变。

Henri Lefebvre

一

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3在评论列斐伏尔的哲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早期的倾心于超现实主义和工人阶级意识的各种神秘化现象，到他对日常生活和同样被神秘化的‘都市状况’的空间性和社会学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式阐述，再到其晚期著作中对空间的社会生产的研究和他称之为‘节奏分析’的研究。他平生一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知识分子流浪汉，一个来自边缘却能在中心存活并且兴旺发达的人，一个来自比利牛斯山边远地带的高雅的野蛮人，一个巴黎的乡巴佬。”[1]这个评论是精准到位的，基本上全景式地概括了列斐伏尔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以及这一进程的复杂矛盾关系。在此篇关于列斐伏尔哲学思想历史逻辑转换的文章中，不可能概述他全部文本的全部发展线索，而只是在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特定的构序逻辑之中，将笔者所理解的列斐伏尔主要文本中被多重误读的思考侧重面，以历史发生学的复构样式呈现给读者，以备进入更深的构境层。

其一，关于列斐伏尔的哲学研究，通常会有两个被聚焦的光亮面：一是日常生活批判，二是空间理论。人们容易忽略的是：这二者之间的历史过渡关系以及列斐伏尔思想逻辑中在方法论上潜在发生的无意识异质性转换，特别是列斐伏尔思想中原有的人本主义话语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在这种转换中的相互消长和强弱博弈。其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同样忽略了列斐伏尔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复杂关系演变，这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误认到不断深刻理解的逐步转换过程。其三，列斐伏尔自己原创性的“应该-现有悖反”的逻辑批判构序的内在线索：总体人(homme total)的人本主义一般价值悬设中的张力原则与异化-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作为人的本真性需要-欲望(besoin-désire)的存在论与消费异化批判理论；人对自然关系上的非征服的取用观(appropriation)与支配自然的生产异化逻辑；诗性创制(Poièsis)的总体实践观(praxis)与停留于生产制作中的占有性实践(pratique)；人的诗性(节日)生活活动瞬间(moments)与实体性物像和凝固化结构；关系生成场境存在意义的空间使用与变卖性交换和抽象性空间理论；基于生命本有时间节奏(rythmes)与劳作和金钱时间的节奏观，等等。上述三点是本文理论逻辑构境中的构序入口。很自然，这种有选择的逻辑聚焦也会排除一些与此线索无关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可先依列斐伏尔文本的历史线索提出一些进入本文讨论的关键性的理论质点。

列斐伏尔出生于比利牛斯(Pyrénées)山区纳瓦朗城(Navarreaux)的阿热特莫(Hegetmau)小镇。20世纪20年代，他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Aix-en-Provence)师从莫里斯·布隆德(Maurice Blondel)学习哲学(特别是奥古斯丁与帕斯卡哲学)，后来转入巴黎索邦大学继续学习深造，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在那里，列斐伏尔研读谢林、普鲁斯特、帕斯卡尔、尼采和他的两位主要的大学老师(莫里斯·布隆德、里昂·布伦士韦格)的著作。在反叛的先锋派、达达主义(特里斯坦·查拉)和超现实主义(安德烈·布列东)的影响下，列斐伏尔在思想上开始活跃起来。1925年，由于抗议法国军队对摩洛哥里夫的战役，他面临军事监禁。二战期间，列斐伏尔在马赛、比利牛斯山区和冈庞等地参与反抗德国纳粹的抵抗运动。1945年，他曾经在一所军事学校(Ecole de guerre)任教，后来在图卢兹电台工作，甚至一度失业。在此期间，他打过短工，甚至做过两年的出租车司机。列斐伏尔这段作为走街串巷的出租车司机经历，对于他后来城市空间研究中对街道场境关系的理解是大有帮助的。关于这一点，哈维也说：“出租车司机的经历极大影响了他对空间和都市生活的本质的思考。”[2]后来，列斐伏尔在1947年10月被重新任命为图卢兹的教师，然后在1948年被借调到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成为“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1954年10月被授予终身研究员(maitre de recherche)。1956年，列斐伏尔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的社会学系，1961年任教授，1962年创建都市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 de Sociologie urbaine)。1965年，他任巴黎第十大学即楠泰尔大学(Université de Nanterre)社会学教授。1967年3月至1968年5月，列斐伏尔在楠泰尔大学深度介入“红色五月风暴”。1971年，他在巴黎高等研究专科学校任教，1973年退休。1991年6月，列斐伏尔在家乡去世。

二

1924—1933年，列斐伏尔与皮埃尔·莫汉格(Pierre Morhange)、诺伯特·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和乔治·波利泽(Georges Polizer)组建了“青年哲学家”(jeune philosophies)研究小组，共同研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创办《哲学家》和《精神》等刊物。我推测，柏格森那种将外部时间持续性转化为主体内在生命绵延的思想构境，对后来列斐伏尔将空间内化为人的关系场境的思想构序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列斐伏尔在自己的思想起步中从一开始就交织着文学艺术与哲学，诗性的浪漫主义与形而上学成为他一生精神轨迹中逻辑赋型的“有力双翼”。开始进入哲学问题时，他已经受到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影响，但他是以意识哲学中的新神秘主义为思考点，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形而上学之思，显然经过达达主义(查拉)和超现实主义等先锋艺术中激进话语的激活。列斐伏尔最早发表的论文《哲学意识的碎片》，是他的一部早期手稿《道德的哲学》中的片段4。列斐伏尔和青年哲学家小组的几位成员于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与古特曼于1929年创办《马克思评论》(La revue Marx)。这当然是一种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上的重要转折。依他自己的回忆，“当1917年十月革命这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时，我还是个小孩。但是由于受到一种比我生活环境周围的阶级成见更为深刻的刺激，我从最初的日子起，便站在十月革命这一边。从那以来，我从未改变过立场”5，然而在1958年，列斐伏尔却被法共无情地清除出党。

根据阿尔弗雷德·施米特(Alfred Schmidt)6的说法，“1930年，列斐伏尔就阅读了黑格尔，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3]。列斐伏尔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出现在1932年他写下的《从崇拜精神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手记》7中，这时也是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问世并在欧洲思想界引起巨大轰动和吸引力的时候。有可能，那种神秘主义物神论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构式发生共鸣。1933年有两件值得标识的事情：一是列斐伏尔第一次涉足城市问题8；二是他与古特曼9合作创办了《前哨》(Avant-Poste)杂志，并完成了《个人与阶级》和非常重要的《神秘化的意识：日常生活批判笔记》10等文。在后文中，虽然列斐伏尔已经提出了日常生活的概念，但并没有仔细展开讨论，文章焦点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可是，他们透视日常生活神秘现象的方法却是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异化)加“经济学”(拜物教)。我推测，在列斐伏尔与古特曼的合作中，前者是灵魂人物，因为在后面这篇提纲式的“笔记”中，显然是列斐伏尔早期意识哲学中的“新神秘主义”与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异化劳动和后来的经济拜物教批判问题的最早结合。也是在这一年，他评论了德国社会活动家奥托·鲁勒(Otto Ruhler)的马克思观11。可以感知的是，列斐伏尔的思想正在急骤转向马克思主义。

列斐伏尔对马克思思想的急切了解，使他开始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法译工作中去。1934年，列斐伏尔与古特曼共同编译了法文版的《马克思著作导读》12，这为法国学界提供了第一手的马克思的文本。这本书由哲学和经济学两部分文献组成，从此书的导言来看，在哲学文本中，他们关注了异化概念，在经济学文本中，则聚焦经济拜物教，这种选文预设正好与他们在《神秘化的意识：日常生活批判笔记》一文中的逻辑构序相一致。后来，这一文本在1963—1964年以两卷本《卡尔·马克思著作选集》13形式重版。由此，列斐伏尔也开始启动了经典文献的编译工程，陆续与古特曼合作编译了《列宁论黑格尔辩证法的笔记》14和《黑格尔选集》15。不久，列斐伏尔开始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写下了《什么是辩证法》16一文，并且与古特曼依照前述的《神秘化的意识：日常生活批判笔记》的思考大纲，于1936年完成了《神秘化的意识》17一书。在此书一开始，他就提出了一个学术系列共计五册的出版计划，即《神秘化的意识》《私人的意识》《日常生活批判》《意识形态的科学》《唯物主义与文化》,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列斐伏尔后来的《日常生活批判》的预设。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完全实现。1939年，列斐伏尔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辩证唯物主义》18。

在这本书中，列斐伏尔第一次完整解释了他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反对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二是突出强调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重要的是，他将这种批判话语与经济拜物教关联起来，并以总体人的观念生成一个新的解放口号。在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文本中开始出现两种异质性的理论逻辑：一是他明确主张的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基于价值悬设的人本主义话语；二是在此，列斐伏尔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并且，他并没有意识到二者的异质性错位关系。次年，列斐伏尔完成《辩证唯物主义II:科学方法论》，此书由于未通过法共的审查，直到2002年才得以问世19。

三

1947年，列斐伏尔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20，这是上述《神秘化的意识》中那个学术系列五册计划中的第三本。可以发现，在此之前，列斐伏尔并没有发表关于日常生活批判方面的专门研究论文。在这个标注为“导论”的论著中，一是列斐伏尔再次系统复构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二是第一次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三是明确提出了自己原创性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从而实现了从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异化的宏观批判视角向日常生活小事情异化的微观批判视角的转向。这一转向直接影响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在这一文本中，列斐伏尔提出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但在具体讨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他又无意识地跟随一种从客观现实出发的逻辑，这使得列斐伏尔思想中的双重逻辑冲突达到了极点。

在此之后，列斐伏尔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研究马克思的努力：一是1947-1949年，列斐伏尔出版和发表了《马克思与自由》21、《马克思主义》22和《理解卡尔·马克思的思想》23等作品。后两本书都是列斐伏尔以比较通俗的语言，向公众介绍和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大众读物，影响巨大。1947年，列斐伏尔在索邦大学开设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讲座，主题是“资本主义的未来”(3月)和“马克思主义对哲学教学的贡献”(11月)。二是1958-1961年，列斐伏尔比较集中地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论著，其中包括《回到马克思》24、《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25、《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哲学与政治关系》26、《马克思主义与信息理论I、II》27、《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框架》28、《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精神事件》29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30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列斐伏尔在这两本著作中重点思考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立场以及以辩证法为核心的异化与拜物教批判话语，这可以视作列斐伏尔的一种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思考。还应该提及的是列斐伏尔对列宁的关注，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先后写下了多篇介绍和研究列宁思想的文章和论著31。

1960年，列斐伏尔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成立了“日常生活研究小组”。列斐伏尔于1961年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32。在此之前，他分别发表了《休闲革命中的商业和非商业部门》33、《日常生活与社会》34和《日常生活精神分析导论》35等相关文章。将日常生活批判的触角伸向了休闲时间和心理支配机制的精神分析等方面，这可以看作第二卷写作前的理论预热。在新的一卷中，他回答了学界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各种质疑，在方法论上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在异化逻辑上奠定了走向日常生活批判的新的需要存在论基础，并且将批判延伸到全新的现实生活改变中去。由此，列斐伏尔提出了消费异化批判的新思考，其逻辑前提是他对需要-欲望理论的全新预设。或者说，列斐伏尔努力建构出一种新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这也可以被视作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自己的生活“小事情”异化批判确立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中，列斐伏尔已经指认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现代性都市空间打包和装配日常生活问题，并确认了社会空间的新概念。应该说，这是列斐伏尔之后都市研究和空间生产问题的前导性思考。

此后，我们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并没有放松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他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一批研究性成果，比如《马克思主义与技术》36、《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37、《马克思的结构概念》38、《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39、《马克思：其书其人》40和《马克思的社会学》41。在这些文章和书中，列斐伏尔除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思想的一般介绍以外，还关注了一些学科中出现的新概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且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他所专注的社会学的关系。

1962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现代性导论：序曲》42。在此书中，他探讨了马克思眼中的现代世界和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本质，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指认马克思以取用自然的诗性创制和总体性实践证伪了资产阶级现代性核心的征服自然观。并且，他从先锋艺术的反叛开始，深入思考了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中以科学技术发展为中轴的深刻变革。1965年，列斐伏尔在《元哲学》43一书中强化了自己原创性哲学的同向努力。在那里，他通过反省哲学的危机和蜕变，以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性创制(Poièsis)奠定自己“元哲学”的基础。1967年，也就是“红色五月风暴”爆发的前夕，列斐伏尔完成了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的思考大纲——《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44。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的论文明显减少，只发表了一篇《日常生活的神话》45。在这本大纲式的书中，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理论逻辑构序上从社会学转向“元哲学”。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第一次区分了日常生活与日常性的关系，指认出现代日常生活中日常性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并且，他开始强调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些可见物构成的实体存在，而是一种不可见的社会场存在。此书比较重要的理论进展是列斐伏尔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指认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已经生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消费意识形态。

四

1968年，在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中，列斐伏尔发表了一篇十分重要的学术论文《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46。这是列斐伏尔第一次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验真正“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视角，这为列斐伏尔之后进入的都市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列斐伏尔这一次对《资本论》的研究的确有新的重要发现，这就是深入理解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中最关键的生产方式。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历史性地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发展和消亡，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第一次遭遇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式”的历史分期理论，从而树立起历史认识论的逻辑构式。我认为，正因为找到了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线索，才促使列斐伏尔自己在方法论上产生转变。无论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从历史性发生的生产方式去观察一个社会断面，思考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论转变，都会使他逐渐摆脱抽象的人本主义话语统摄。

1970年，列斐伏尔写下《都市革命》一书47，他明确提出西方世界正在遭遇一个“完全都市化的社会”的观点。从文献线索可以看到，他的都市化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乡村社会学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应该指出，列斐伏尔的社会学研究是始终与他的日常生活批判思考并行的独立学术发展线索。城市研究一开始并不是日常生活批判逻辑的自身转向，而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转向。之后，虽然列斐伏尔也试图将二者缝合起来，但裂痕始终存在着。1950年，列斐伏尔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创建了一个农村社会学小组。早在1949年，也是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出版不久，他就发表了《乡村社会学》48一文。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乡村社会阶级：托斯卡纳的分成制》49、《乡村社会学展望》50、《地租理论与农村社会学》51和《乡村共同体》52等专题论文。1961年，列斐伏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了“应用社会学系”,这为后来他在楠泰尔大学创立社会学研究所奠定了基础。1963年，列斐伏尔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康庞谷——乡村社会学研究》53。列斐伏尔的博士学位答辩完成于1954年，这项关于康庞谷和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开始于二战期间。列斐伏尔在比利牛斯山区，花费大量时间翻看查阅废旧的市政档案，奠定了研究的田野基础。至此，列斐伏尔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乡村社会学专家。

1958-1963年，以列斐伏尔与居伊·德波(Guy Debord)54为首的情境主义国际运动的先锋艺术家群体有着密切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关联，在后者的“城市心理学”和“整体都市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列斐伏尔开始关注当代资产阶级的城市与都市化问题。这种所谓的整体都市主义，实际上是对象化在资产阶级城市中的革命艺术实验，它的目的是祛序资产阶级用商业结构和劳动时间建立起来的城市日常生活场境，所以它着眼于一种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场境的重新筑模。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世界的日常生活场境中的特定建筑、街道、广场中实现出来的人的活动轨迹，已经是由商品-市场的中介关系构序起来的功利性的“世俗世界”(巴塔耶语)。在黑格尔看到宏观“市民社会”的地方，情境主义者看到了原子化个人活动被入序于金钱化都市关系中的微观生活细节，这种细节化的城市心理“氛围”(ambiances)不同于由人主动构序和塑形的存在，而是由景观操控的伪场境存在。建构革命的情境，就是要破境景观氛围，建立起新的中断景观氛围的革命化情境，即逃出商业时间-节奏的游戏化瞬间——革命性的日常生活场境“微-氛围”。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情境主义的观点很深地启发了列斐伏尔。我注意到，哈维指认了这一重要关联[4]。从乡村到城市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列斐伏尔社会学实证研究中的重要转向。1960年，列斐伏尔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有关城市研究的论文《新城市集群》55。这是他对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新城拉克-穆朗(Lacq-Mourenx in the Pyrénées Atlantiques)的实证研究，这是一个基于1959年采访新城居民的田野调查，对新型资产阶级城市空间现象的思考，其中，列斐伏尔已经指认出这里存在“一个日常生活社会学的进化的关键点”。这个日常生活批判与城市社会学的结合关键点，当然来自情境主义。这样，从乡村社会学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就既是他在社会学语境中研究城市空间中都市化实践的起点，也是他开始将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学研究在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中结合起来的尝试。

1965年，列斐伏尔开始成为楠泰尔大学城市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他非常关心都市化问题的教学课程，以便将其变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让·鲍德里亚(Jean Bauchillard)此时是楠泰尔大学的讲师，受到列斐伏尔的指导。也是在这一年，列斐伏尔发表了《公社宣言》56，其中，他赞扬了作为城市革命运动主体的无产阶级。这一点，深刻地关联后来遍及法国街道的“红色五月风暴”的革命“巷战”。之后，列斐伏尔不断推进向城市社会学的拓展，并为关于城市居民对独栋住宅的态度的研究报告文集《独栋住宅》撰写了“序言”57。在1967年一年中，列斐伏尔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城市问题的专题论文58，并于1968年合集成《走向城市的权利》一书出版59。1968—1969年，列斐伏尔又接连发表《人文主义与城市规划：若干建议》60、《城市，都市规划与都市化》61和《从科学到都市战略》62等论文。由此，他还结集出版了《从乡村到都市》63一书。1970年，列斐伏尔与阿纳托尔·科普(Anatole Kopp)一起创办了《空间与社会》杂志。这些学术上的进展都为《都市革命》中的重大理论飞跃提供了直接的学术支撑。

在我看来，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一书中的研究和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市社会学实证科学的范围，进入一种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视域中。其中，深刻的都市-生产关系-社会空间的主题，特别是列斐伏尔对城市发生、发展历史过程的描述，实现了他对历史认识论的全面接受，这将凸显为列斐伏尔思想中的重大断裂，人本主义话语的抽象逻辑第一次被彻底边缘化，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社会空间关系场境（瞬间）的新的关联性正在被建立起来。虽然资产阶级的都市化实践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的确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且日益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我认为，在这本书中出现了列斐伏尔思想发展中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的非连续性环节：这种从现实都市社会出发的总体性逻辑，已经在逐步异质于从理想化的抽象人本主义出发的逻辑。也正是在这一年，列斐伏尔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64一书，这是他的著作中少有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细读。依我的判断，这本书是列斐伏尔思想发展史中并不多见的全面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只是这种扎实的文献细读，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城市问题。更重要的是，列斐伏尔在这里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有选择的文本细读，并没有再依从自30年代《辩证唯物主义》开始一直到《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所主张的新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即以《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来图解马克思主义，而是走向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照着说”。这是自前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一文之后，列斐伏尔第一次践行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ouvre)现实和概念。我认为，这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忽略的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还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这在列斐伏尔之后的文本和思想构境中，呈现为一幅奇特的逻辑无意识样态图景。

五

1973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与政治》（《城市的权利》第二卷）65一书。在这里，他通过对建筑和规划设计的编码、解码与重新编码中的意识形态隐性支配问题的思考，开始明确说明自己原创性的“元哲学”——“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并直接视之为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科学方法，运用到今天对空间政治本质问题的认识中来的结果。这也是我指认列斐伏尔创立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基础的缘由。从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的讨论来看，他所指认的政治当然是指社会空间生产中存在的广义的支配性和奴役性关系，所以明确空间的政治性，也就是确认他的“元哲学”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样，列斐伏尔就在马克思并没有过多关注的社会空间领域，同样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传统空间问题研究中看到物理空间的持续性存在特性，在放置对象的空洞场所的地方，透视出复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构序起来的生命空间绵延为商品交换的原则所浸染，空间的使用为变卖所替换的真相。列斐伏尔在马克思高度关注的物质生活领域之外，在日常生活层面重新捕捉到资本化身为“毛细血管”的微观权力运行机制，在城市与乡村、都市化构成性中心与边缘生存的关系场境中，发现了阶级冲突的空间矛盾。这样，列斐伏尔就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空间理论中的“认识论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列斐伏尔称为空间理论中的路德。

同样是在1973年，列斐伏尔出版了《资本主义的幸存——社会关系的再生产》66一书。之前，列斐伏尔已经发表了两篇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生产关系的再生产I-II》67。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将马克思正常表述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观点引向其哲学构境中那个具有逻辑张力的总体性，在列斐伏尔眼里，它标志着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关系)的生产正在不断实现自身可能的发展。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不是错了，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到了自身的内在矛盾，他们用以缓解这些矛盾的重要措施不仅只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而且还通过占有空间，通过国家干预和直接生产空间的方式(这个空间不是自然的物理的空间，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建构起来的全新社会场境存在)。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断言：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倒通过自我变革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由此，都市革命将转换为空间生产的革命。

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了著名的《空间的生产》68一书。此书深刻反映了列斐伏尔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后发生的断裂式思想转换，即从人本主义异化论构架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境域关系存在论，进而生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图式。这也是其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生时刻，正是这一转变导引了整个西方左翼知识界的一场新的观念和方法论革命。在这一重要文本中，列斐伏尔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场境关系存在论的真正确立，以物性实在论视域中不在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实践为基础，一个现代资产阶级让资本逻辑得以幸存的空间布展结构得以揭示。

在《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后，时隔两年，列斐伏尔写下了接近1,600页的四卷本的《论国家》(1976—1978)69。列斐伏尔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思考，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两条线索之中：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变化，这主要是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问题；二是关于国家理论的反思。在第一条线索中，列斐伏尔发表了《法国资本主义危机》70、《积累与进步》71、《世界两大工业公司结构的变化》72和《国家资本主义或公共部门民主化》73等；在第二条线索中，列斐伏尔发表了《斯大林与国家I-II》74和《国家与社会》75等。在四卷本的《论国家》一书中，列斐伏尔进一步指认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当下形态，即以国家生产方式的样态，全面控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再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列斐伏尔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方式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变化的全新判断。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列斐伏尔自《空间的生产》发表以来，在空间问题上的新论断。如果说从《都市革命》到《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实现了一种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空间转向”，那么这就是以统治阶级整体——国家的方式，自觉地、主体性地支配空间生产的新进展。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模式使资本主义得以幸存。

六

1980年，列斐伏尔完成了《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76的写作与出版。在这个作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系列思想实验的结尾处，列斐伏尔从空间生产、国家生产方式等宏大社会叙事再一次回到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批判。这一次，列斐伏尔不仅回顾自己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发展进程，还特别突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出现的信息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一问题。如果过去马克思看到了交换征服世界，那么今天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则出现了信息征服世界。在一定的意义上，信息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已经在部分篡夺货币的霸主地位。信息就是财富已经成为现实。重要的是，列斐伏尔认为，原来体现在商品交换中的等价逻辑，今天由信息交换替代了，这会生成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和同一性的信息拜物教。同时，列斐伏尔将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问题中的认同机制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来。其中，身份同一性和日常话语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春风化雨般”的渗透，它通过每天随口言说的话语巧妙地掩盖起真实存在的压迫性奴役关系和不平等权力。当然，这种同一性隐性支配的现实基础，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本身的同质性机制。

其实，在列斐伏尔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思想发展阶段中，他仍然关心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他先后出版《黑格尔、马克思与尼采，或阴影的王国》77、《一种生成世界的思想：我们必须放弃马克思吗?》78等论著，发表《马克思主义爆发》79、《马克思或其他》80和《走向左翼文化政治学：马克思去世百年纪念》81等文。值得注意的是：在《走向左翼文化政治学：马克思去世百年纪念》一文中，列斐伏尔重申自己一生对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坚守，也是对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治规划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观点。在此文的提要中，列斐伏尔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这是重要的方法论自觉。在列斐伏尔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成功地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概念去保持其潜能，以帮助我们理解并彻底改变这个日常生活被资本完全殖民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针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问题，即资产阶级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和奴役，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用新的概念才能透视这些新的问题。这正是我所说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

1985年，列斐伏尔与自己的最后一任夫人凯瑟琳·雷居利耶(Catherine Régulier)合作发表了《节奏分析计划》82一文，据说，这也是列斐伏尔准备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第四卷的大纲。1991年列斐伏尔去世后，其遗稿《节奏分析的要素：节奏知识导论》83于次年出版。在这一遗稿中，列斐伏尔试图说明日常生活和节奏的关系，也就是在社会空间之外阐明一种新的社会时间的具体形态。更辩证地说，所有节奏都包含时间对于空间的关系，一种局域化的时间，也可以称为时间化的空间。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存在，除了自然时间的持续性以外，柏格森指认的生命绵延时间具体实现为一种特有的重复性的时间节奏，这也会是一种“重复和生成、同一和他者的关系”。历史地看，农耕时代自然经济中土地物理空间之上周而复始的四季节奏成为生命的绵延，而工业时代的线性简单重复则将自然节奏打碎为工业工序的钟表时间节奏。当代资产阶级世界中则出现了商业交换中的金钱和政治法律空间中压迫人的他者节奏。这是列斐伏尔留给思想史的最后财富。

没有了列斐伏尔的世界，失去了一种总能令人深思的声音。1994年6月，法国学术界在巴黎召开以“列斐伏尔，未来之路”为题的会议。同时，《空间与社会》杂志在1994年第76期还专刊讨论了他关于现代性、都市与城市、建筑与经济思想相关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等问题。列斐伏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大他者”。首先，列斐伏尔所实现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的双重转向都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比之下，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原创性的后继思考是不足的，除了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84的《日常生活》对一般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以及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85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基于海德格尔“平日”存在论与马克思批判话语的嫁接以外，值得提及的还有列斐伏尔自己的法国同胞拉乌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86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和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87的《日常生活的实践》；而在第二种转向方面，在曼纽尔·卡斯特(Mannel Castells)88的《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89、大卫·哈维(David Harvey)90的《社会正义与城市》91和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的《第三种空间》92之后，空间理论研究展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景象，一个空间理论的“新大陆”正在徐徐展现。其次，在列斐伏尔所走上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则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道路上，则有了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众多跟随者。

中国学术界，人们开始关注列斐伏尔。希望，这种关注不再是“广为人知，鲜为人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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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都市革命［Ｍ］．叶齐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ｉｖ

注释

1.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9年在索邦大学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8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加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从事研究工作。1954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61—1965,1962年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巴黎大学楠特尔分校（1965—1971）、巴黎高等研究专科学校（1971—1973）等校任教。代表作有《辩证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1939）、《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导论》（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1947）、《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1958）、《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1962）、《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1965）、《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1968）、《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1970）、《空间与政治（城市权利第二卷）》（Le droitàla ville,vol.2:Espaceet politique,1973）、《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 survie du capitalisme: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1973）、《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1974）、《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的元哲学）》[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I:De la modernitéau modernisme(Pour une 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1981]等。

2. 佩里·安德森说：“亨利·列斐伏尔是我曾经探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最老的至今尚在人世的幸存者。整整80年以来，他不屈不挠矢志不渝地发表一般被许多左派人士所漠视的那些文章，这些文章沉着冷静，富有原创性。可是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的代价，就是相对的孤立无伴。” Perry Anderson.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Verso, 1983. p. 20.

3. 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1940—2015）：美国当代著名地理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市规划系教授。代表作有《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1989）、《第三空间》（1996）、《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2000）等。

4. Henri Lefebvre, Fragments d’une philosophic de la conscience.Philosophies 4 (November),1925,p.241; Critique de la qualité et de l’ětre: Fragment d’une philosophic de la conscience. Philosophies 4 (November),1925,p.414-421.

5. 列斐伏尔:《论“现代性”的一封信》,柳鸣九译,载《列斐伏尔文艺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6年版,第247页。

6. 阿尔弗雷德·施米特(Alfred Schmidt,1931—2012)：德国当代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左派代表人物。1931年出生于柏林,早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社会学和历史，1960年以本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和法兰克福劳动学院。1972年任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所长。主要代表性论著有《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概念》(1960年)、《尼采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问题》(1963年)、《康德与黑格尔》(1964年)、《列斐伏尔和现代对马克思的解释》(1966年)、《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1967年)、《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概念》(1968年)、《论批判理论的思想》(1974年)、《什么是唯物主义?》(1975年)、《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1976年)、《观念与世界意志》(1988年)等。

7. 此文是列斐伏尔1932年12月对丹尼斯·德鲁格蒙特(Denis de Rougemont)在《新弗朗西斯年鉴》(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中对青年知识分子调查时的答复。Henri Lefebvre, Cahier de Revendications ‘Du Culte’ L’Esprit au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Nouvelle Revue Franchise,231 (December),1932,p.803-805.

8. Henri Lefebvre,V.Serge:Ville conquise,Avant Poste 1 (June),1933.

9. 诺伯特·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1900—1984)：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翻译家。出生于华沙，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学习,与列斐伏尔等人一起加入了“青年哲学家研究小组”。该集团曾一度与超现实主义者联系在一起。1930年代之后，古特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与列斐伏尔合作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法译论著和学术著作。二战前夕,因犹太人身份，古特曼被迫移居美国，但与列斐伏尔仍然保持长期通信。古特曼曾经在居美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工作，与利奥·罗文塔尔共同写作《先知的欺骗》，在学术界以哲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家而闻名。

10. Henri Lefebvre ,Norbert Guterman, Individu et classe. Avant Poste 1 (June),1933,p.1.La mystification. Notes pour un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Avant Poste 2 (August),1933,p.91.

11. Henri Lefebvre, Le Karl Marx de M.Otto Rülhle, Avant Poste 3 (October/November),1933,p.199.

12. Henri Lefebvre, en collaboration avec Norbert Guterman, Introduction aux Morceaux choisis de Karl Marx, Paris:NRF,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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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enri Lefebvre, En collaboration avec Norbert Guterman,La Conscience mystifiée,Paris:Gallimard,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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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2019)：匈牙利哲学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布达佩斯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主要代表作有:《日常生活》(1968)、《马克思的需要理论》(1974)、《激进哲学》(1978)等。

85. 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1926—2003)：捷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作家。1926年出生于布拉格。二战以后，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和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学习哲学。1963年以前,在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63年起,任查尔斯大学文学系教授。1968年在捷共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不久被开除党籍，免去一切职务。主要论著有:《激进的捷克民主主义》(1958)、《具体的辩证法》(1963)、《我们的政治危机》(1968)、《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民主主义》(1982)等。

86. 拉乌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1934—):法国作家，情境主义国际成员。1934年生于比利时的莱辛纳斯(Lessines)。1952—1956年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修习罗曼语语文学，学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原名伊齐多尔·迪卡斯),随后在比利时尼伟勒当地学校教书至1964年。当他读了列斐伏尔的《总和与剩余》和《日常生活批判》等书之后，深受震动,于是他写信给列斐伏尔，附上了自己关于诗意的零碎思考，由此结识列斐伏尔。1961年，经列斐伏尔介绍，与德波相识并参与了国际情境主义的活动，于1970年11月14日退出。主要代表作有:《日常生活的革命》(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1967)、《快乐之书》(1979)、《关于死者统治生者及摆脱这种束缚给生者的致词》(1990)等。

87. 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法国牧师和学者。代表作有:《历史的书写》(1975)、《日常生活的实践》(1-2卷,1980)等。

88. 曼纽尔·卡斯特(Mannel Castells,1942—):美国当代著名学者。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和巴黎的大学学习法学和经济学，并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博士学位。在1967年至1979年期间,他是巴黎大学社会学先进研究学院的助理教授。1979年,他被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和区域规划教授及社会学教授。现任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代表作有《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1996—1998)等。

89. Mann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s:A Marxist Approach, A.Scheridane Tra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77.

90.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35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Kent),1957年获剑桥大学地理系文学学士,1961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讲师。1969年后移居美国,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教授,自2001年起,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曾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瑞典人类学与地理学会金质勋章、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勋章、地理学国际奖、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丹麦罗斯基勒(Roskilde)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系“杰出教授”荣誉等。哈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地理-历史唯物主义，是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地理学的解释》(1969)、《资本的界限》(1982)、《后现代性的条件》(1989)、《正义、自然与地理学差异》(1996)、《希望的空间》(2000)、《新自由主义史》(2005)、《跟着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第二卷2013)、《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2014)、《世界之道》(2016)等。

91.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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