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是最富挑战性和争议性的当代思想家之一，也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诊疗室的范围，从而波及到了诸如文学理论、电影理论、性别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等不同的学科。本书不但完整地涵盖了拉康的学术生涯，而且还针对一些拉康的概念及其关于这些概念的作品而为读者提供了一部通俗易懂的导读，这些概念包括：
　　·想象界（Imaginary）与象征界（Symbolic）
　　·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与阳具的意义（meaning of the phallus）
　　·主体（subject）与无意识（unconscious）
　　·实在界（Real）
　　·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
　　肖恩·霍默（Sean Homer）把拉康的作品定位在了当代法国思想和精神分析历史的语境之中，因而他的这本《雅克·拉康》是对于这位极具影响的理论家的一部理想的导读。
　　肖恩·霍默是希腊城市大学媒体研究系的高级讲师。他是《费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98）一书的作者，并与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合作主编了《费雷德里克·詹明信：一部批评性读本》（Fredric Jameson：A Critical Reader，2004）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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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拉康？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可以说是自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与发起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以来最具重要性的精神分析学家。尽管拉康的著作饱受争议，但是他的思想却变革了同时作为一套无意识心智理论和一种临床实践方法的精神分析。目前，世界上有超过半数的分析家都在使用一些拉康派的方法。与此同时，拉康在诊疗室范围之外的影响，在众多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家当中也是无人能及。拉康的思想现已遍及文学研究、电影研究、女性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等各个学科，并被应用在诸如教育、法律研究与国际关系等不同领域。如今，对于任何一位人文社科方向的学者而言，不在某种层面上与拉康的思想交锋几乎是不可能的：倘若不是直接触及到拉康的思想，那么也会通过某个被他所影响（或是被他所激怒——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的思想家而间接触及到他的思想。例如，劳拉·莫微（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1975）、杰奎琳·露丝（Jacqueline Rose）的《视觉领域中的性欲》（Sexuality in the Field of Vision，1986）；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的《文学与精神分析——阅读问题：在其他方面》（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The Question of Reading: Otherwise，1982）、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情节阅读》（Reading for the Plot，1992）；或者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弗洛伊德与拉康》（Freud and Lacan，1984a [1964]），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诸如这样的一些著作在其各自的领域中现在都已经被视作了经典。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最初发现了拉康，从而重新恢复了精神分析批评有些停滞不前的实践，并且使得精神分析重新处在了批评理论的最前沿。起初，人们对一些弗洛伊德主义与后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学读物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关于这批经典弗洛伊德主义读物的情况，见：Wright，1998），在此之后，精神分析批评便一度沦为了一种在文本中辨别俄狄浦斯式剧本（Oedipal scenario）和测定阳具象征主义（phallic symbolism）的简化实践。然而，拉康的一系列观念——诸如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结构（见：第四章），以及象征秩序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见：第二章）等等——却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无意识欲望在文本中的上演。由此，精神分析批评的对象便不再是去搜寻阳具的象征，也不再是去解释哈姆雷特之所以迟迟不报他的杀父之仇是因为他压抑了自己对其母亲的性欲望（见：Jones，1949），而是透过语言去分析无意识欲望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方式。因此，拉康式批评的焦点，不是集中在人物或作者的无意识上，而是集中在文本自身和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上。在电影研究和女性研究领域中引进这些来自巴黎的往往是奇怪而陌生的思想，几乎就等同于这些研究领域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大学学科的建立。拉康有关镜子阶段（mirror phase）和自我形成（formation of the ego）的理论（见：第一章），就曾被许多电影理论家当作一种模型，来说明被投射到屏幕上的电影与其如何感染到电影观者或影院观众之间的关系。至于一个主体是怎样在社会世界中把自己作为一个“我”来加以认同的，拉康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理念，也曾被看作是一种有益的方式，来理解影院观众如何会认同于屏幕上的形象，而不只是简单地鉴别出那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形象（通常，男人的形象更多是强壮且正面的，女人的形象则更多是被动或负面的）。同样，拉康还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性别差异理论（见：第六章），从而在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中开辟了一些新的讨论领域。在上世纪70年代，女性研究往往聚焦在性别的社会性方面，着眼于社会和家庭对于教养和身份的影响。拉康派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同无意识和语言的关键联系，并且把性别差异理解成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被构成的，正是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女性研究与性别研究中的此种倾向。最后，在社会学理论和国际关系领域里，也涌现出了一批人物，诸如斯洛文尼亚的拉康派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其著作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潜藏在社会冲突与国家冲突以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乃至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之下的那些无意识过程和无意识幻想的理解。在后续的章节里，我将回来解释所有这些术语和这些问题，并特别聚焦于拉康思想在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中获得应用的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来概括拉康的事业和他对理论的贡献呢？精神分析起源于弗洛伊德的著作，并且时至今日仍旧根植于他的理论。然而，继弗洛伊德之后的每一代分析家，却无不试图去更新或修正他的那些理论，并试图去解决他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矛盾。拉康认为，正是经由这种不断修正的过程，精神分析丢弃了其最初的目标，以至于它变得保守或反动。虽然精神分析淡化了其理论中的那些比较令人不适与令人不安的方面——尤其是潜藏在我们精神生活中的压抑物、无意识以及欲望的存在——并以此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它却丧失了其根本的利刃。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拉康即公然宣称一种“回到弗洛伊德”（return to Freud）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回到弗洛伊德自己的文本，并回到对这些文本的仔细阅读与理解。在接下来的26年里，拉康便一直投身于这项研读计划，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理论。
　　因而，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拉康的这项计划和它的重要性，把拉康的作品放进法国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来简要地考虑就是至关重要的。在后续的章节里，我将更加详尽地来讨论拉康思想的这些背景，不过，在我们开始更加细致地着眼于他的著作之前，在此获得一篇综述也是非常重要的。
拉康的背景
　　拉康成长于巴黎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区的一个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他早年曾进入当地享有盛名的天主教会学校斯坦尼斯拉斯中学（Collège Stanislas）读书，在学校里，拉康被公认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学生，尽管他并非超常。不过，拉康却在宗教研究与拉丁文方面表现得十分出众。在校期间，他便对哲学萌生出了一种持续其终身的激情，特别是对于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的著作，其作品主要涉及到上帝存在（God’s existence）的观念。斯宾诺莎虽然是犹太人，但却因为他的作品而被当作异教徒逐出了教会，并且基督徒们还谴责他是一位无神论者。在中学时，拉康便把斯宾诺莎这位“无神论者”死后出版的《伦理学》一书的图解挂在了自己卧室的墙上——这一行径根据他的中产阶级天主教教养来看显然是具有颠覆性的，而且这一举措还常常被解释成是预示了他在日后对体制和权威的态度。中学毕业之后，拉康继续学医，并因为对精神病现象特别感兴趣而专攻精神病学。他原本打算从事精神病学领域中的传统职业，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智识上发生了两次关键的邂逅：第一次是在1930年，他在一本超现实主义杂志上读到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关于“偏执狂”（paranoia）的一篇文章——达利当时还是一位鲜为人知的画家；第二次是在1931年，他开始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正是这两次思想上的交锋，驱使了拉康毕生都在从事精神分析并对其领域进行改革。
　　精神分析可以说是始于弗洛伊德与《释梦》（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见：1991a）在1900年的出版，此后不久，弗洛伊德又发表了一系列文本，诸如《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1901年出版，见：1991b）、《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1905年出版，见：1991c）以及《性欲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1905年出版，见：1991d）等等。在上世纪20年代，随着人们对精神分析这一新兴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它在不同的国家里也受到了极其不同的对待。起初，在北美和英国，精神病学与心理学行业都欣然接受了弗洛伊德所谓的这场“现代瘟疫”（modern plague）。在现代主义文学领域里，弗洛伊德也同样极具影响，特别是他受到了小说家兼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即：伍尔夫在其中成名的知识分子圈）的大肆宣扬。然而，在法国，精神分析却在科学、医学、宗教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遭受了拒绝。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评论的那样：“法国人在如此众多的方向上反对精神分析，以至于法国文化适合被说成是一种‘反精神分析’的文化”（Turkle，1992：27）。实际上，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法国的精神病学也仍然是明确反精神分析的。为了应对这种反对，在弗洛伊德的早期弟子与最亲密的伙伴之一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的领导下，法国精神分析机构坚持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与医学严密一致的科学。于是，波拿巴及其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简称SPP）中的支持者们便强调精神分析的生物学与医学方面，并要求任何希望成为分析家的人必须首先经受一个医学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