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反俄狄浦斯》第三章第九节

吉尔·德勒兹 菲利克斯·加塔利 著

穆潇然 译

译者导读

《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La machine capitaliste civilisée）一节来自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精神分裂》（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l'anti-œdipe）一书。该节选成为了加速主义的经典文献之一，德勒兹与加塔利使用了流（flux）这一概念将资本加速的轨迹进行了勾勒。文中谈及了资本扩散加速、资本流动的加速、以及技术与机器的加速（资本加速的另一种形式）。同时，德勒兹与加塔利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加速之现象，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与外部的资本化加速通过解域（déterritorialisation）同时进行，发达与欠发达的差异成为了资本双重加速的基础：从内部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欠发达地区形成了其内部资本加速的基础动力；从外部而言，由欠发达地区构成的全球化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的运行与扩张模式成为了外部资本加速的外在推力。同时，德勒兹与加塔利也探讨了资本催生的欲望（désir）作为资本加速的动力，通过欲望推动的资本化加速，其目标是加速的榨取剩余价值，而这种“趋势”将有增无减，永无尽头。

01.资本主义的危机——差异的体现

[…]让我们回到金钱的二元性中来谈，两种表格，两份记录，一种在存有薪水的工人的账户中，而另一种则在公司的负债表中。在相同的分析单位中测量两个数量级（ordres de grandeur）是一个纯粹的虚构，是一个宇宙级的骗局。就像用厘米和米作为单位来测量星系间或者原子之间的距离一样。因为公司的价值与受雇者的劳动力价值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故而这就是下降趋势没有终止的原因。从全收益的角度来看，如果涉及到生产流的变化的极限，其微分比（quotient de différentielles）是可以被计算的，但是依赖于剩余价值（plus-value）的生产流和劳动流的问题却不可计算。因此，在形成本质差异的关系中，差异不会消失，“趋势”不会停止，它没有可能接近或达到外部的极限。趋势仅仅只有一个内部的极限，会不断的超越，但仅限于在这个极限内移动。也就是说，在重构方面，通过位移重新找到内部的极限并且进行更新：于是乎，资本主义的进程在这种割裂的位移中诞生了，也就是在分裂（schize）与流（flux）的集合中产生。这些已属于社会内在界域，在原型国家（Urstaat）的提取以及转变的情况所被发现，它不断扩大，且具有特有的稳定性，这说明了资本主义运转的总原理，只有事情在困境时才能逐渐变好运转，危机就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固有存在”一样。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所有社会制度的外部极限，那是因为它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存在外部极限，它仅仅存在一个内部的极限，就是资本本身，它不会交汇，但始终通过位移来进行再生产。[1]让-约瑟夫·古（Jean-Joseph Goux）分析了曲线中没有切线的数学现象，这个现象的意义在经济学中不亚于语言学的意义，“如果运动不会倾向于极限，如果微分比不可被计算，那么现实将不再有意义。微分比不能被解决，那么微分在他们的关系中不能被相互取消。那么这种破碎（la brisure）将不再会有所限制，也没有东西能破坏这种破碎。趋势将无止境，运动将永远无法触及其所设定的未来，而只会被意外无限期的延滞以及偏离。这就是连续且复杂的绝对破碎（brisure absolue）的概念”。[2]在巨大的内在系统中，极限趋向于在位移中重构，而它在其最初的位置趋于下降。

02.解域——内外资本化加速的手段

目前，这种位移运动从本质上而言属于资本主义的解域。就如萨米尔·阿明[3]（Samir Amin）所提出的，解域的进程是从中心扩散到周边（périphérie）的，换句话说就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这个进程并不是把世界割裂成一个个部分，而是从本质上将其组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需要补充，资本主义的中心本身也存在欠发展的要素，这组成了与发达区域格格不入的“飞地”（enclave），就如城市或区域内部边缘化所产生的贫民窟与保留地一样。（皮埃尔·穆萨[Pierre Moussa]将美国定义为一块第三世界的碎片，尽管美国有发达区域，但是也保留了大块的欠发达区域）。然而如果中心的一部分真的表现出了利润率下降或趋于平衡的趋势，那么经济界域就会朝着最先进以及最自动化的部门发展，在边缘地区（périphérie）出现的一种名副其实的“欠发展的发展”就确保了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使得那些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地区的无产阶级受到的剥削也随着扩大。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欠发展地区的出口商品来源于传统产业或是古老领域（territorialités archaïques），然而恰恰相反，落后地区的出口商品来源于工业或是现代化的种植园，这些都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并不是发达国家给欠发达国家提供了资本，恰恰相反，是欠发达国家给发达国家提供了资本。因为确实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会只出现一次，而是持续性的，永久性的发生。资本主义出口的是资本主义的“血统”（capital filiatif）[4]。在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进行解域的同时，对欠发达地区流的解码（décodage）是通过一种“脱节”（désarticulation）完成的，这种脱节毁灭了当地的传统领域，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循环，是特殊的第三产业过度发展，造成了生产力和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5]每一个流的传递都是解域，每一个极限的位移都是一次解码。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énise）越来越朝向欠发达地区蔓延。我们有必要考虑，在资本主义中心，下降的趋势依旧存在有限的意义，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相对于总资本的相对减少（diminution relative），是由提高生产率，资本积累以及恒定资本等要素所导致。

03.机器与技术的资本化加速

在一系列决定性的与主动无实效的状况下，这个问题最近又被莫里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所重新提出。也就是说，这是属于那些没有很好理解人类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问题，他们都承认了机器也会“工作”或是创造价值，机器能无休止的工作下去，会比人类工作得更多。机器不断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了与这个过程相邻。[6]这里存在着一个由固定资本形成的机器的资本生产利得，它会随着自动化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然而不能用来解释阻挡趋势下降的要素，（如加大剥削人类劳动力的力度，降低固定资本要素的成本等等），因为这些因素是取决于相反的方面。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只能在由编码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流的剩余价值条件下看待，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无能。因为，我们用编码的剩余价值定义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然后资本主义以一种广义的解码（généralisé décodage）方式把编码的剩余价值变换为流的剩余价值，我们展示了一个总结的方式，我们再次采取行动，如果问题一次能解决，在资本主义初期，编码的价值就会消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编码依旧存在，即使只是一个考古学的名头，但是它承担的功能依然是完全现代的，并且适用于人格化资本的情况。（如资本家，工人，商人，银行家等）。但是，另一个更深层的方面，所有的科技机器意味着特殊的流：机器内外部同时出现编码的流，构成技术元素，甚至是科学。恰恰是这些编码的流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嵌入（encastés），编码或过渡编码（surcodés），使得它从未获得过独立。（如铁匠，天文学家等）。然而，在资本主义中，对流的广义解码已经被解放，被解域，和其他一样，解码编码的流——在机械的视角上来看，自动机器在解码中会在其身体或是结构中进一步内化（plus intériorisés）从而作为一个力场，同时，机器依赖科学与技术，一种被称为脑力劳动的劳动模式区别于传统的体力劳动（技术对象的进化）。这不是那些机器成就了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制造了机器，通过革新机器的生产模式，机器不停的引入了新的分裂。然而，需要再引入一些方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割裂需要时间，并且延伸到一个更大的广度。演化的资本主义机器从来不会根据技术机器的同步而进化，也永远不会给予科学家或技术人员一个来源于前一个社会制度中的独立的未知。毫无疑问，机器能让科学家，例如数学家们在其角落中“精神分裂”（schizophréniser），然后使得传递解码社会性的编码的流成为可能，从而科学家把研究者的公理（axiomatique）组织成为基础（fondamentale）。但是真的公理（la véritable axiomatique）不在这里（对于这些科学家，我们在一些观点中将其忽视，让他们自己创作属于他们的公理；但在面对严肃问题之时，例如物理学的非确定性与其微粒的流[flux corpusculaire]必须与“决定论”所适配。）真的公理就是社会机器本身，它替代了旧的编码，它组成了所有解码的流，它同时也包含了科技的编码的流以及技术的编码的流，真的公理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以及目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到在工业革命中推行高效率的技术与维持大量“过时的”（obsolescent）设备相结合的现象，这些“过时的”的设备总是对机器与科学怀抱着巨大的不信任。一项发明创新被取用与否，仅仅取决于对新技术的投资是否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反之，资本主义只会保留原有的工具，从而转向另外的领域进行投资。[7]

04.知识资本与创新资本——资本化加速的催化剂

即使在高度工业化的界域中或是在中心位置，人的剩余价值依旧是起决定性的重要因素。通过机器的剩余价值所降低的成本以及提高的利润率并不是创新本身，机器的剩余价值对比人类的剩余价值是更加难以衡量的量。我们甚至没有单独的考虑新技术的盈利能力，然而总体上从新技术的盈利能力看来，它会影响公司与市场，资本商业与金融。这就意味着静态的交汇的到来，就如我们看到的世纪，是介于蒸汽机与纺织机或是炼铁技术的世纪。通常而言，发明创造的引入往往滞后于科技研究本身所需要的时间，直到市场预测大规模引进新技术是合理的时间，新的发明创造才能得以投入使用。同样的，资本的联盟对工业资本的机器创新发明也施加巨大的选择的压力。总而言之，当流被解码之时，一些特殊的编码的流会采取科学和技术的形式出现，他们出现在适当的社会公理之中，比所有的科学公理都更加严谨，尽管这些特殊的编码的流比旧的编码或者已经消失的过度解码要更加严谨，它即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公理。总而言之，编码的流在科学与技术中被资本主义政体所“解放”了，导致了一个机器的剩余价值不直接依赖于科学和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资本，从而被加入到人类剩余价值中，来矫正相对的减少，两者一同构成了表征系统特点的流的剩余价值。知识，信息，以及劳工的培训都属于资本的一部分（知识资本），他们都是工人工作组成的最基本的部分。就如人类剩余价值一样，它是由流的解码所产生的，我们发现了介于手工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é）以及基本的不对称性（asymétrie）（不可确定的外部限制），或就如两种货币，科学与技术的编码的流产生了机器的剩余价值，我们工作与科技中没有找到任何的可通约性[8]与外部的极限，甚至高的酬劳，然而资本的利润是用另一种方式书写的。知识的流与劳动的流这两者处于一个同样的被限定的（déterminée）境地，由解码或资本主义解域所限定的境地。

05.反生产与生产——资本主义反生产装置对生产的加速

但是，如果仅有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前提下接受的创新发明，如果有足够的生产量来证明它的合理性，由此可以推导出对创新发明的投资永远不足以实现或吸收双方的流的剩余价值。[9]马克思已经着重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持续扩大的资本主义圈已经形成闭环，并通过大规模的再生产扩大其内在的极限，只有剩余价值不仅仅被生产或被索取，而是同时被吸收，被实现。[10]如果资本家不用享乐来定义，这是因为资本家的目标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是为了剩余价值，然而这剩余价值的变现：一个流的剩余价值没有产生，就如没有生产一样，体现在失业与停滞之中。关于吸收（absorption）剩余价值的模式我们很容易理解，除了消费与投资，剩下的就是广告，政府，军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公理中扮演着一个起到积极作用的角色，它吸收的剩余价值不会从公司的剩余价值中被截去，反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在有限的资源内能发挥出其全部的生产效率，虽说限制被扩大，但相反的，军费的开支与私人企业间不存在着竞争的关系。（然而战争却完成了罗斯福新政[New-Deal]所未能完成的任务。）一个政治-军事-经济的复合体（complexe）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能确保不论在中央发达地区亦或是在边缘欠发达地区都能提取到人类的剩余价值，复合体本身通过调配知识资本与信息资本使得其获取了大量的机械剩余价值，从而吸收了大部分的生产剩余价值。国家的警察与军队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反生产（anti-production）企业，在生产本身中对自身进行调节。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一个新的限定：不仅是关系的游戏和流的解码的微分系数（coefficients différentiels），不仅是资本主义在其内在极限大规模的再生产的本质，也是反生产在生产中的表现。反生产的装置（L’appareil d’anti-production）不再是反生产本身的超越范例，不再限制或停滞生产；相反的，反生产的装置无所不在的渗入了机器生产中，与之紧密相连，为了调节生产力，并且实现剩余价值（也就是，举例来说，这就是专制的官僚制度与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区别）。反生产机器的出现就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特色；资本主义的出现就是在生产进程的各个层面上进行反生产。一方面，反生产机器就是实现资本主义的最高目标的保障，通过吸收其运行的过剩的资源，这将导致大体的缺失，在许多的地方体现了缺失。另一方面，它使得资本与知识的流翻了倍，资本和等同于荒诞的流（flux équivalent de connerie），可以被吸收或变现，从而确保将团体与个人整合到一个系统之中。不仅在内部匮乏太多，而且荒诞的内容充斥于知识与科学之中：我们在国家和军队的层面看到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领域相结合，而虚弱的仿古主义（Archaïsme）却成为了当下最佳的选择。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所描绘的“科学与技术的工人”的双重画像的所有含义，一个掌控知识的流，信息的流以及职业培训的流的主人，科学与技术的工人沉迷于资本，使得有组织的，公理化的“荒诞”同时形成回流（reflux），所以，当他晚上回家时，在捣鼓电视机的时候重新找到了欲望的小机器，噢，多么绝望。[11]诚然，这些科学家并没有革命性的力量，他是第一个整合者，坏良心的庇护者，被迫破坏自己创造力的破坏者。用最明显的美国式的“职业”为例，就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职业发生了巨变，他逃离了文明世界，成为一名民族学家，开始遵循原始的准则和野蛮的潮流，随后他的研究的流转向了解码的趋势，这就是精神分裂的体现。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精神分析理论；然后他寻求突破，突破另一个壁垒，他的研究转向了海豚，海豚的语言，这是更奇怪的流与更解域的体现。但是如果不是美军的研究让我们回到了战备与吸收剩余价值的基础上，那么海豚的流的终点又是什么呢？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孩子（从父亲那里学习关于国家公理化角色知识的孩子）。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会更加困难的阻止意外的流的外露，除非使用直接的暴力。相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恢复能力之所以更强大，不是因为起本质的公理灵活，而是资本主义的公理更加广泛，更加包容。在资本主义系统里，没有人会缺席推动整个生产系统的反生产活动。那些为军事机器提供助力的人，并不是从事反人类事业的唯一的人，“同样的状况也不同程度的反应在数百万的工人身上，他们生产和创造了人们所不需要的商品，以及提供了人们不需要的服务。经济的每个部门都是相互依存的，以至于几乎每个经济参与者都已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些反人类的活动；给参与越南战争士兵提供食物的农民，制造新型汽车所需的零件的制造商，用于控制和毒害人类思想的纸张，墨水，电视的制造商等等。”[12]因此，在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的三个部分已经被链接，而且这三个部分也在内部定义了三个要素：

（1）从微分的关系内介于工作之流的解码与生产之流的解码中获取人类的剩余价值的人，他们从中央向外围移动，但在中央保留较大的剩余区域（zones résiduelles）；

（2）从科学技术的公理的流中获取机器剩余价值的人，他们位于中央的“最前沿”；

（3）以吸收或变现这两种形式获取流的剩余价值的人，他们确保了两种方式的传播，并通过反生产的手段嵌入了生产的设备中。我们不仅仅在外围精神分裂，同时也在中央与环境（milieu）中精神分裂。

06.“无中生有”的货币化生产

剩余价值的定义是根据固定资本的机器剩余价值所定义，这与人类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有所区别，流的剩余价值具有不可测算的特性。它不能通过介于劳动力价值和被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来定义，但是通过两种流的不可通约性，通过两种货币表现的内部差异，通过两者关系中消失的内部限制，一个衡量了真实的经济实力，另一个衡量了购买力，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收入”。第一个是构成资本主体的巨大的解域的流。就如贝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13]这样的经济学家发现了用充满激情的词语来描述这样无限负债的流的奇怪之处：瞬间的流创造者（flux créateur instantané），就像银行对待自己的债务一样，是自发的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无中生有（création ex nihilo）[14]，它不再以从前的货币作为付款方式，而采取从整体的一端挖掘负的货币（monnaie négative）[15]的方式（记录为银行负债的债务），而在另一端，则是正的货币（monnaie positive）的计划（由银行提供的经济生产的债券），“流在突变的权力中”，它不再是收入，也不用于购买，纯粹的可用资产（disponibilité），不再占有，不再是财富。[16]货币的另一方面代表了回流（reflux），也就是说商品通过生产工人或生产要素的分配获得了购买力，通过收入的形式分配，它转换为了真正的商品（一切都通过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重新开始投入生产，而这种新的生产会受到第一个方面的影响…）。不可通约性在两个方面体现，流与回流，揭示了名义上的工资漂亮地囊括了国民总收入，工薪阶层大量的收入被公司所骗取，这反过来形成了一个汇流（afflux）的集合，这次是一个持续的毛利润的流，构成“一个单独的喷流（un seul jet），在整体流动的不可切割的量，无论分配的途径是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利息，股票红利，领导的薪水，商品的购买等等）。[17]

07.谁“偷”了利润？

无能的观察者对整个经济计划有一个印象，这整个计划就是深层次的精神分裂。我们能清晰的看到理论的目的，然而理论捍卫自己不受到道德的评价。谁遭到偷窃？这个严肃的问题言下之意就呼应了克拉维尔所提出的带有讽刺意味的问题——“谁异化了？”至于偷窃，没人能偷窃或被偷窃（就像克拉维尔所言，没人知道谁异化了或谁正在异化）。谁在偷窃？可以确定不是那些代表着巨大的瞬间的流的创造者的金融资本，他们甚至没有占有，也没有购买力。谁被偷了？可以确定不是那些甚至没有消费的工人，因为是回流或是工资的分配创造了购买力，而不是假设了购买力。谁能进行偷窃？确定不是代表着利润汇流的资本主义工业，因为，“流动的利润不在回流当中，但并项的看，在于偏差，而非为对收入创造之流的惩罚。”资本主义公理的灵活性在于，它总是扩大自己的极限，从而为饱和的公理体系添加新的公理。你为工薪阶层，为工人阶级，为工会“偷”一个公理，但让我们现在看看，利润流向了工资那边，回流与汇流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甚至能找到海豚语言的公理。马克思经常提到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没有掩饰自己对他人的动机从根本上不信任的心理态度（cynisme）：起始时，至少它不能忽视它所在做的，既掠夺剩余价值。但当这种从动机上不信任的心理逐渐增长，直到他们宣布：没有人被掠劫。因为一切的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流，就像在利润和剩余价值产生的巨大的深渊中：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力量之流与那被嘲弄而命名的“购买力”之流，流体现了真的无力感，它代表了员工依赖工业资本家关系的绝对的无力。资本主义的真的警察，是货币与市场。

08.资本催生的欲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将经济等同为永久的“货币化”（monétariser）是正确的，就好像它总是有必要的根据供求关系进行投资。因为这就是整个系统聚合与工作的方式，永久的填充他自身的内在。这就是它如何成为投资的欲望的全部的对象。工人的欲望（désir），资本家的欲望，所有的冲击在同样的欲望上，基于可指定的无外部极限的流与微分的关系，资本主义在始终扩大的规模上重现了其内在的极限，并始终更加包容。因此，在广义的流的理论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获取欲望的力量，同时也维持自身的无力？什么样的社会界域能被欲望投资呢？当涉及到流的流动和切割时，有多少欲望超越了客观的利益？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资本主义货币的形式与科学的关系，是取决于一种货币经济的生产方式。尽管如此，资本出现客观的运动，并不是意识的误解亦或是幻觉，这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仅能用必然的商业模式或是货币来保证其生产的进行，也就是流与流之间的关系包含了欲望投资的机密。从流的层面，以及从货币流的层面，并非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而言，欲望的整合得以实现。 

09.加速——革命之路？

那么，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走哪条革命的道路？在于金钱有着紧密关系时，精神分析几乎没用，因为精神分析的方式记录并保证了完全认识整个依赖于经济-货币的体系，并且从内心的欲望处理每一个主体，同时，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吸收剩余价值的企业。然而，是否存在一条革命的道路？是否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建议第三世界国家的那样——退出全球的市场，采取一种法西斯式的“经济解决方案”（la solution économique fasciste）来革新？抑或是选择完全相反的道路，也就是说继续深化市场的运动，去进行解码，去进行解域？因为从高度精神分裂的流的理论与实践的角度上来看，可能流并没有足够的解域以及被解码。我们并不是要退出进程，而需要更近一步，“加速进程”（accélérer le procès）。正如尼采所言：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依旧还什么都没看到。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总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趋向于自身固有的极限，然而在突破时候需要面对更大规模的障碍，并需要将这些障碍放置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突破。资本主义真正的障碍，是资本本身。

[2] 让-约瑟夫·古《可微分与不可微分》（Dérivable et indérivable），Critique，1970年1月号，P48-49

[3] 译注：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年9月3日－2018年8月12日），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世界规模的积累》（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1970年）、《不平等的发展》（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1973年）、《帝国主义的危机》（La crise de l'impérialisme，1975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L'impérialisme et 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1976年）等。

[4] 译注：血统，即指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

[5]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世界规模的积累》（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Anthropos 1970年 373页

[6] 莫里斯·克拉维尔，《谁被异化？》（Qui est aliéné?），第110-124页，第320-327页（见马克思关于自动化的大章节，见《政治经济批判》一书，1857-58年，Pleiade II，第297页。

[7] 保罗·巴兰与保罗·斯维奇（Paul Baran et Paul Sweezy）《资本主义垄断》（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1966年 P96-P98

[8] 译注：上文的“不可通约性（l’incommensurabilité）”与此处的“可通约性（la commensurabilité）”为一组相对的概念，对若干科学理论而言，如果它们可以被同一套术语所描述，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确定哪种理论更加有效或有用，那么便称这几种科学理论是可以通约的。反之，如果这些科学理论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上，而且这些框架的语言表述没有太多的重叠，使得科学家无法比较这些理论或利用证据来支持其中的一方，则称这几种科学理论不可以通约。

En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et en épistémologie, la commensurabilité est l'idée que deux théories scientifiques puissent être comparées pour leur valeur propre, c'est-à-dire leur capacité à décrire correctement le monde tel qu'il est. Cette notion présuppose que les deux théories partagent le même langage théorique et notamment décrivent les faits établis selon un même schéma d'interprétation.

[9] 关于这个提出的“折旧”（la conception de l’amortissement）的概念，具体可以参见保罗·巴兰与保罗·斯维奇（Paul Baran et Paul Sweezy）《资本主义垄断》（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1966年 P100-P104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3，总结。P.1026

[11] 安德瑞·高兹（André Gorz），《工人的策略和新资本主义》（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éo-capitalisme），Seuil，P57

[12] 保罗·巴兰与保罗·斯维奇（Paul Baran et Paul Sweezy）《资本主义垄断》（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P.303

[13] 译注：贝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1919-2014，法国经济学家，创立了被称为“量子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学派。

[14] 译注：Création ex nihilo为拉丁文的Creatio ex nihilo，是指一种信念，即物质不是永恒的，而是必须通过某些神圣的创造行为（通常被定义为上帝）创造出来的。

[15] 译注：关于货币正负可以这样理解，货币生产跟信贷有关，贷款出的资金，就产生了相应的货币；所以一旦有正向的贷款，就立刻会产生负向的债券。

[16] 贝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货币，薪水和利润》（Monnaie, salaires et profits），1966，P.234-P.236

[17] 见本书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