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尼克·兰德 | 加速主义的控制论结构

作为一种回路模型的控制论结构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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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2014年由阿尔曼·阿瓦内森(Armen Avanessian)和罗宾·麦凯(Robin Mackay)主编的《加速:加速主义读本》一书的第十四章——-《回路》,翻译时标题有所调整。Nick Land,Circuitries, in #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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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兰德(Nick Land),英国哲学家,短篇恐怖小说作家,被称为“加速主义之父”。

译者简介

陈朦,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尼克·兰德指出,控制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理论的对象,而是一种在客观公正的回路中的操作,它通过未知来重申在现实和机器理论中的“自身”。因此,控制论是非线性和方向性的。它用非线性回路代替线性应用,用定向物质流代替非定向逻辑关系。控制论对判断的分解是从超越到内在、从统治到控制、从意义到功能的综合转变。此外兰德也讨论了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关系,在其看来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从内到外命名的是同一个去社会化过程,资本不是过度发展的自然,而是不发达的精神分裂症。


医生的脸看起来像是游走在焦点之外

你可以看到他皮肤上的毛孔

阴囊排列着

然后

突然地

还未溶解

就跨过门槛

线性切割出

一个均匀的圆圈鼻孔被洪水封住

眼睛闭上,永远闭上

嘴唇

牙齿

舌头,从镜头中向下移动

碟片快速移动,逐渐消失

在屏幕中央

旧的现实正在关闭

时间一到

像素便走向死亡

很抱歉,信号异常

转播出了一点问题

我们无法恢复家庭电影

那时你三岁

戴着牛仔帽

站在戏水池中

妈妈和爸爸自豪地微笑

但是你的父母已经被蒸发成点状

形状和颜色折叠成数字编码

我们已经到了剧情结尾

你的医生爸爸、护士妈妈不会再出现

电影资料馆里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

《西方文明秀》已经停播了

几百千兆的字符

上帝——爸爸

死亡——妈妈

传来一股粪便和烧焦电影胶片的臭味

你一定记得

有一个人像狗一样在胡乱标记着零

这是第一幕

你被警告不要玩开关

现在精神分裂症已经为你调好频道

苍蝇从黑人婴儿的眼窝里爬出来

滋生着斑点图案

为韝蹒了你的特殊娱乐

我们把你变成一个由电视控制的炸弹

爸爸在北美航空航天公司

妈妈在空袭避难所

细小的零件在高潮中溶解

身体脂肪在燃烧

理论来说

你是负九个月大,在数着数

不要害怕

200亿年的宇宙历史出现在屏幕上

大爆炸将被重新设计

弧光灯下的氢保险丝

摄像机角度可以证明一切

在演播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绿色和黑色中漂移

你觉得你来过这里

1135分,一个美丽的资本主义之夜

失控的霓虹灯和玛丽花

你的死亡时间快到了

差不多是你爬进剧本的时候了

当你在里面的时候

记得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恐怕不能带你去现场

电磁频谱传来了简讯

如果你爬出电极

氧气面罩会自动脱落

请熄灭托盘中的所有香烟物质

将注射器存放在准备好的托盘中

在我们通过时会有轻微的震动

谢谢你带着跨国商品飞行

我们很快就会到达混乱状态

如果船上有任何人可以扮演飞行员

其他乘客将感激不尽

当软件病毒程序将我们与机器母体(matrix)连接起来时,我们就进人了一个等待着和我们的神经系统相融合的机器。我们人类的伪装正在消失,我们的皮肤很容易被撕掉,然后露出闪闪发光的电子元件。信息从赛博亚(Cyberia)流人。真正革命的基础,隐藏在未来的地球免疫政治中在21世纪的午夜钟声敲响之时,我们将从巢穴中走出来,置一切安全考虑于不顾,大步迈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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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再是我们如何看待技术的问题,如果只是因为技术越来越多地考虑它自己,那么人工智能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超越生物智能,但是想象人类对陆地文化的统治在几个世纪后仍然存在,还是过于迷信了,更别提在某种形而上学的永恒中存在了。通往思考的大道不再是通过人类认知的深化,而是通过一种逐渐非人的认知体系,认知迁移到新兴的行星技术感知库,成为“去人类化的景观”……一个人类文化将会消解的空旷空间[1]

就像城市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在与技术机器的平行升级中将其自身抽象化一样,因此,智能也将被移植到新软件世界的数据区,以便从日益过时的人类(anthropoid)特质中抽象出来,从而超越现代性。人类的大脑会思考中世纪的村庄对于工程的意义:进行实验的前厅,狭窄而拥挤。

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功能——是最难被技术所取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似很合理地将技术表示为与自然的技术操控相对应的人类知识领域,它被包含在自然科学的整个系统中,而自然科学又被包含在认识论、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普遍学说中。这里有两条线索:一条记录历时性的技术进步,另一条记录从抽象观念到具体现实的过程。这两条线描绘了人类历史性、超越性的统治。

将技术看作是与自然、文化或者社会关系相对立的传统模式,都被即将到来的科技智人将人类智力边缘化的恐惧所支配。因此,人们看到衰落的黑格尔社会主义遗产执着于由实践、物化、异化、伦理、自治以及其他人类创造性主权等神话所构成的神学感伤。突然,一声笛卡尔式的嚎叫响起:“人被当成了东西而不是作为……灵魂,精神,历史的主体,此在?这种幼稚病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如果机械被先验地设想为工具技术,那么它本质上是相对于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它被内在地整合为控制论技术,那它将把所有对立性重新设计为非线性之流。社会与技术之间没有辩证关系,只有一种机器主义,它将社会分解成机器,同时使横跨社会废墟之上的机器地域化,机器主义的一般原理……是广义的流动理论[2],也即是说:控制论。除了从主体的侧面进行引导的假设,还有对生产的渴望:非个人的历史引导者。在此,理论与实践、文化与经济、科学与技术之间所作的区别,不再发挥作用。在一个控制论和另一个控制论之间没有真正的选择,因为控制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理论的对象,而是一种在客观公正(partial)的回路(circuits)中的操作,它通过未知来重申在现实和机器理论中的“自身”。生产作为一个过程溢出了所有的理想范畴,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将自身与作为内在原则的欲望联系在一起。[3]控制论是功能性的,而非表象性的发展:一个充满欲望的机器,一个公正的客体,不代表任何东西[4]。它的半封闭集合不是描述而是程序,能够通过一个穿行于不可还原的外部的操作来实现“自动”复制。这就是为什么控制论与探索是密不可分的它不具备超越它所嵌入的一个不可理解的回路的总体性,一个它必须悠游于其中的外部世界。反思总是滞后的、衍生的,甚至是其他东西。机械装配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论的,即其输入程序编码它的输出,输出程序编码它的输人,具有不完全的封闭性,并且没有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控制论系统呈现于一个融合的平面之上,在“无意识的自动生产”中,把它们的输出和输入重新连接起来。[5]按照一种“无意识的、持存的'主体’再生产其自身的周期性运动”,内部通过外部编程它的再编程[6],而无须明确地预先确定它的重新编程(“生成[generation]……相对于循环来说是次要的”)。[7]因此,机械过程不仅是功能,而且是补充功能的充分条件,现实内部的再编程,“不仅仅是功能,也是形成和自动生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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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是杰出的控制论专家,但他们也把控制论交给了它的现代主义定义,这在《反俄狄浦斯》对资本的评论中有所体现:“公理(Axiomatic)本身绝不是简单的技术机器,甚至不是自动的或控制论的机器”[9]。控制论(“甚至”)不仅是一个小玩意儿(gadgetry),它与自动化有关,但公理学超越了它。这种说法近乎黑格尔式的荒谬人道主义。社会公理是一种自动化机制:一个一般控制论的组成部分,其作用终将微乎其微。人类文明(“公理学”)的终点将被视为跨全球后生物机制的原始触发点,来自一个几乎还没有开始探索网络世界巨大可能性的未来。超人是半机械人,或者是母体上的解体。

现实内在于机械无意识状态之中:我们不可能避免控制论。不管我们怎么想,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控制论在不断地自我恶化,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将成为我们不得不做的东西:我们在事情具有意义之前就在做事情。这并不是说笼罩着我们的控制论可以被想象成维纳式的小玩意(Wienerean gadgets):直接或间接的网络悲观主义意义上的稳压器和放大器。辖域化的现实是一个爆炸性的集成,为了开始跟踪这种收敛或网络正过程,不仅需要区分负反馈和正反馈回路,还需要区分稳定电路、短程失控电路和远程失控电路。通过将后两者合并,现代控制论将升级过程淡化为不可持续的量化通胀事件,从而将探索性突变置于动态平衡范式的对立面。一位新维纳主义者写道,“正反馈是不稳定的来源,如果不加控制,就会导致系统本身的破坏”[10],他严格忠于安全控制论,该控制论持续传播被限制在负反馈中的反精英技术科学,并适应于日益衰落的工业主义的国家妄想症。

稳定回路抑制突变,而短程失控电路在完全消除突变之前,只在不可持续的突发中传播突变。以下人物都与自我设计过程或远程失控电路相去甚远,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学说,或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长期失控过程是自我设计的,但只有这样,自我才会作为重新设计的东西永久存在。如果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是因为积极控制论必须总是这样描述自身。逻辑毕竟是从神学开始的。

长期的正反馈既不是稳态的,也不是放大的,而是升级性的。在现代主义的正反馈控制论模型被整合的地方,升级是一种整合或一个网络紧急事件。它是不协调元素的机械收敛,是从线性到非线性动力学的相变。设计不再追溯一种神圣起源,因为一旦转向控制论,它就不再与计划的政治理想相称。计划是设计不足的软件回路的神创论症状,与控制、传统和抑制相关联,把未来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所有的规划都是神学政治,神学政治是沼泽中的控制论。

维纳是稳定控制论的重要理论家,他以现代或管理技术官僚的形式整合了通信和控制科学。但正是这种新的科学,加上现实中不受控制的升级,第一次使网络科学呈指数传播,从而对我们进行编程。网络正强度作为对未来的狂热在我们的后科学技术时代进行再循环:既是一种真实的,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危险。我们已被赛博亚所彻底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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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维纳仍然是一个道德家:

要求我们当中那些对控制论这门新科学作出贡献的人站在一个道德的立场上,至少可以这么说,我们会不太乐意。我们为开创一门新的科学作出了贡献,正如我所说的,这门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无论是好是坏。[11]

当科学家们痛苦不堪时,计算机迷们却四处漂泊。我们不再对技术发展进行价值判断,我们根本不再判断,我们直接行动:使已机器化或机器化本身偏离技术世界的中心。人性将像一个令人厌恶的梦一样退去。

先验哲学是对作为判断学说的哲学的完善,这种思维方式在康德那里达到顶峰,在黑格尔那里寿终正寝。它的结构是由如下基本原则所决定:线性地判断物之用途,直觉之形式,种族之属类,关系的非定向性(non-directional)互动,或逻辑对称性。判断是先验哲学的伟大虚构,而控制论是批判的现实。

判断是线性和非定向性,而控制论是非线性和方向性的。它用非线性回路代替线性应用,用定向物质流代替非定向逻辑关系。控制论对判断的分解是从超越到内在、从统治到控制、从意义到功能的综合转变。控制论变革取代了先验性建构,设计循环取代了潜能性(faculty)。

这就是为什么控制论意义上的控制对于基于主奴二元关系的传统政治权力概念(即一种先验的、对立的和象征性的统治形象)来说是不可还原的。统治只是回路效率低下、控制故障或愚蠢的现象学描述。尼采认为,主人不需要智慧,因此他们不具备智慧。只有现代控制论的人文主义取向才会把控制和统治联系在一起。紧急控制不是计划或政策的执行,而是逃避所有权威和废弃法律的难以管理的探索。根据它未来的定义,控制是进入未知、跳出传统的导引。

诚然,在商品化过程中,文化从一种判断性的状态滑向一种机械性的状态,但这与所谓的“工具理性”毫无关系。工具性本身是一种判断性的构造,它抑制了控制论功能主义的出现。工具是小玩意儿,它预设了一种先验的关系,只要使用工具,机器就会起作用。但是对效率的征服并不会扩大权威,而是促使权威消亡,因为所有的效率都是控制论的,而控制论解决了突变控制的支配性地位。

免疫政治的个体性,或对物的先验控制,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尽管资本赋予它新的权力和脆弱性。它产生于早期社会对欲望生产的限制。人类必须通过抑制强烈的生成性力量来构建自己,这种巨大的生物记忆威胁着对集体的每一次尝试。[12]这种压制就是社会历史。

社会把无意识从它所能做的事情中分离出来,通过把它困在它自己的合成操作中,把它压在一个看似先验给定的现实中。它是从被表示为先验对象的连接集合处、被表示为先验划分的分离处和被表示为先验同一性的结合认同中分离出来的。这是一个关于无意识和欲望的完整的形而上学。这不仅是一种哲学罪恶(像意识的形而上学),还是社会领域的建筑原则,是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在其早期阶段,精神分析发现无意识是一种非个人的机械论,欲望是积极的非表征流,然而它“仍然停留在前批判时代”[13],并在对欲望的内在批判任务,或社会的衰落之前徘徊不定。它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回到幻想、表象和沮丧的悲怆中。精神分析不是在无意识的生产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建现实,而是将无意识与现实的社会模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精神分析学家以一种资产阶级式的真诚拥抱放弃,开始他们机械式的圣歌吟诵,“我们必须被压抑,我们想弑父娶母”。他们开始了严肃的诠释工作,所有的故事都回到了俄狄浦斯,“所以你想弑父娶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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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欲望的内在性或一致性层面上,解释是完全不相关的,至少事实总是如此。梦、幻想、神话,仅仅是功能多样性的戏剧化表现,因为“无意识本身与其说是结构性的,不如说是个人的。它并不像它所想象的或所代表的那样象征着什么;它设计着,它是机械的”[15]。欲望并不代表一个缺乏的对象,而是集合了公正的客体,它“是一台机器,而欲望的对象是另一台与之相连的机器”[16]。这就是为什么,不同于自我表现的精神分析,“精神分裂分析仅仅是功能性的”[17]。它没有诠释学的假象,而只是一个与“无意识的分子功能”[18]相交互的机械接口。

无意识不是一个刻意的统一体,而是一个运转有效的群体,一群“前个体和前个人的独特性,一个纯粹的分散和混乱无拘束的多重性,没有统一或整体,其元素是焊接在一起的,通过真正的区别或缺乏联系粘贴在一起”[19]。这种原始的或特权的关系的匮乏是一种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是分子无意识的机械层面。社会组织阻隔了无器官的身体,用一个辖域化的、专制的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代替一个明显的生产原则,把欲望和它所能做的分离开来。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限制了多重性从零开始的自由扩散,是一个巨大的压制体,这就是为什么无器官的身体和器官——作为部分的物体——与有机体是对立的。无器官的身体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产生的,但它是与各个部分并列的一个整体——一个不统一或不累加的整体,它像一个新的、真正独特的部分一样被添加到各部分之中[20]

社会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的区别,是政治和控制论之间的区别,家族性和匿名性之间的区别,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区别。就它从哪里来(模拟积累)到哪里去(非个人的谵妄)而言,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从内到外命名的是同一个去社会化过程。超越社会性的是一种普遍的精神分裂症,它从历史中撤离并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中。

“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既有神经质的用法,也有精神分裂症的用法。一方面表示谴责,另一方面表示传播。还有一些人坚持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这个词用得恰当吗?带着这么多痛苦到处玩,你不感到内疚吗?你一定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很可悲的人,我们应该可怜他们吗?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话留给理解它的心理警察吗?理智到底有什么不好?你的“超我”在哪里?

还有一些人——暂时不那么普遍——会问一个不同的问题:精神分裂症从何而来?为什么总是受制于外部描述?精神病学为什么会爱上神经症?我们如何游出精神分裂之流?我们如何传播它们?我们如何引爆俄狄浦斯的限制级力量?

俄狄浦斯是免疫政治的最后堡垒,精神分裂症是它的外在部分。这并不是说它是由俄狄浦斯决定的外在性,以特权的方式与俄狄浦斯相关,预见俄狄浦斯,或蔑视俄狄浦斯。这完全是一种幻觉,尽管在地球历史与一个孤立的宇宙相联系的过程中,它会不经意地消耗掉整个恋母情结(Oedipus apparatus)。因此,精神分裂症不是临床精神分裂症患者所有,“那些被人工精神分裂症摧毁的医疗产品,就像人们在医院里看到的那样,自闭症患者的残骸被制成……实体”[21]。相反,“精神分裂实体”[22]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失败的分裂,被理智的橡胶爪子压住。精神病学观察的条件是监狱式的,因此它是作为客体的精神分裂症的先验结构,以监禁的状态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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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精神分裂症的神经过敏是资本的分子式再生产,通过解码为积累的再公理化(重新辖域化),精神分析实践的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精神分裂是压抑的产物,它没有资格通过俄狄浦斯的审查。我们可以和那些向俄狄浦斯低头的人做点生意,甚至赚一点钱但精神分裂症患者拒绝移情,不会玩扮演爸爸和妈妈的游戏,不会在宇宙宗教的层面上进行操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切开他们的大脑,用电休克疗法油炸他们,用氯丙嗪包扎他们…)。社会工作者的背后是警察,精神分析师的背后是心理警察。德勒兹、加塔利评论说,“疯癫之所以被称为疯癫,只是因为它发现自己被还原为只能为一个普遍过程的再辖域化作证”[23]。正在消失的俄狄浦斯沙洲对潮汐发动了徒劳的战争。起义军专家阿尔托写道:“仍然没有足够的精神病患者。”[24]临床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来自未来的战俘。

因为只有俄狄浦斯精神分裂症是可抑制的,所以对于那些与“超我的内源性警察功能配合的精神病学过程来说,精神分裂症通常是一个失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反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学倾向于对理论遗传学导向的大体或臼齿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发起冲击。精神外科,电休克疗法,精神药理学……它将很快被染色体重新编码。“因此,一个受污染的社会发明了精神病学,以保护自己免受某些高级先知的调查,他们的占卜能力扰乱了精神病学。”[25]医疗安全设备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会顺从地爬回俄狄浦斯的囚牢中。精神分析学对此束手无策。他们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新兴的新优生学文化安全系统的自由防火区。

精神分裂症远非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一种可确定的缺陷,而是网络正向升级的聚合运动:一个有待发现的域外广阔领域。尽管这种发现是在可指定的条件下发生的,不管在基因、生物化学、病因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进展如何。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仍然是现实的条件,不可还原为偶然的条件。这是“隐藏在谵妄中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黑暗真相”[26]。无论我们人类是否有幸前往那里,精神分裂症仍将始终存在。

……结束就是开始

并且这个结束

恰恰

消除了

所有意义[27]

特殊性的本质是非方向性的。理智的生物化学丝毫不逊色于逃避理智的力量。从严格的角度来看,唯一的区别是理智是集体强制的,但从精神分裂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规范的问题,而是变异成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一般来说,精神分裂症,根本不是自然的一个特定极点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自然。[28]

规范是一个从有区别的整体分离出来的部分,精神分裂症完全从这里消失。精神分裂症最终爬出了每一个盒子,因为“从来没有精神分裂症的特异性或实体,精神分裂症是生产和再生产欲望机器的宇宙,普遍的初级生产”[29]。精神分裂症不仅仅是前人类的,还是前哺乳动物,前动物学。前生物学……对于那些陷入严格理智中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终止这种倒退。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提出功能失常的问题时,谁会感到惊讶?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生活、自然、物质、前宇宙的宇宙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有知觉的生命形式会被塞进用谎言做成的盒子里?为什么宇宙孕育了整个监狱看守群体?为什么它要把坏掉的探险者喂给成群的狗?为什么现实之岛迷失在疯狂的海洋中?这一切都很令人困惑。

正如一位精神分裂症医学权威所说:

我认为有理由说,在智力活动的领域里,存在着某种维度的媒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场,或领域,或参照系,或话语世界,或阶层。一些这样的领域必然隐含在任何整体组织系统中。精神分裂症思维障碍的特点在于:对理解和构建这样有组织的领域存在困难。[30]

毫无疑问,从人类安全的角度来看,阿尔托是这种判断的牺牲品。他对人类的预测是:

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上解剖台

重制他的解剖

我是指,重制他的解剖

人生病是因为他构造不好

一个人必须下定决心剥离,才能逃脱

那些激怒他的致命微生物

上帝

还有上帝

他的器官

因为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把我绑起来

没有什么比器官更无用了

一旦你把他变成了无器官的身体

那么你就已经把他从自动性中解救出来,让他获得

真正的自由[31]

身体是由它的器官加工的,它对器官进行再加工。它的“真正的自由”是一种无机抽象的体外再加工(exo-personal reprocessing):一种有机封闭之外的精神分裂的肉身化。如果时机成熟,精神分裂症患者将逃离人类安全机制,但实际上他们是从未来渗透进来的。它们来自无器官的身体,赛博亚的去辖域化,一个分裂的区域,一个对抗上帝审判的游击战争的平台。1947年,阿尔托报道了基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新世界秩序或人类安全体系的萌芽,并认为“为了捍卫工厂的无意义,抵御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一致意见,需要一种侵略性战争模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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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仍有待解码,并且表明阿尔托预见了一系列冲突,其顶点是越南战争,即便不作为老生常谈的反帝国主义话语,它最终也将因马列主义者对市场进程及其地缘政治传播的谴责而传播开来。阿尔托对美国技术军国主义的描述与社会主义论战联系不大,尽管它与生产主题密切相关。阿尔托概述的生产主义不是通过假定的阶级利益优先来解释的,即使这被简化为利润最大化的非人性化公理。更确切地说,“有必要通过一切可能的活动,在任何可以替代自然的地方替代自然”[33],一种对工业替代物的强迫,通过工作的社会组织引导生产。经济安全的产业装置通过公司进行:一个专制的社会团体组织劳动过程。协同实验被粉碎在指挥关系的部分辖域化之下,好像生命是其组织的结果,但“不是由于器官而生存,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对立面”[34]

自然不是原始的或简单的,当然也不是质朴的、有机的或天真的。它是同时发生的空间,或者说是无计划的合成,因此与产业领域的目的决定论形成对比:一个神圣创造或人类工作的领域。阿尔托对美国的批评与其说是生态的,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对有机自然的保护不如说是对有机社会的保护。阿尔托对美国时代的诊断并没有围绕商品生产的异化,而是通过“吸烟替代品”取代了佩奥特(Peyote)和“真正的吗啡”。[35]这一进步受到嘲笑,正是因为后者更具有机性,机械地参与了工业宏观有机体,从而使谵妄与上帝的判断相一致。佩奥特和人类神经系统组成了一个共生或平行机制,就像黄蜂和兰花,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的网络机器。资本不是过度发展的自然,而是不发达的精神分裂症,这就是为什么自然与产业组织形成对比,而不是与网络技术的升级或组织融合形成对比,“现实……还尚未被建构”[36]。精神分裂症是指作为网络阳性突变的自然与有机判断的安全综合体发生冲突。

身体就是身体

它是孤独的,不需要器官

身体从来就不是有机体

有机体是身体的敌人

当一个人进行着某种行为时

他不需要任何器官的协助

每个器官都是寄生虫

它恢复了一种寄生虫功能

它注定要活下来

而这个生命不一定存在

制造器官只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37]

器官像蚜虫一样在静止的运动中爬行,吮吸大量的液体,这些液体从控制论的角度将它们转化为不可想象的机器的组成部分。元气(sap)变得越来越陌生,即使那些臭虫一般的精神治疗警察认为他们让一切得以发生,他们也在遵循一个只有精神分裂症才能解码的程序。

一种有机体的形成是逆效的、无营养的,证明了未来感染的趋向性。会聚波将零点聚焦在身体上,通过一种颠倒但非逻辑的因果关系来颠覆有机体的整体,包围并改变渐进发展的方向。随着资本精神分裂地与母体碰撞,有机继承和交换的上升沉淀被虚拟物质化的下降强度所融化。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38]是机器自己运作,还是无器官的身体促使机器运作?无器官的身体是宇宙之卵:一种重新编程时间和重新加工渐进影响的虚拟物质。时间永远是什么都还没有设计好的状态,未来渗透进精神分裂症中。精神分裂症仅有一个作为后代再加工子程序的病因学。

医学如何应对来自未来的无序?

因此

印度文化的伟大秘密

在于将世界归零

永远如此

但是更快(plutot

1:迟做总比早做好(plus tot

2:也就是说,

比快更快

3:也就是说,晚一点不能

回归,除非更快吞噬了

太快

4:也就是说,在时间上

晚一点

既先于更快,

更先于太快

5:然而越快沉淀

就会越晚

这说明无物永在

一点一点

拆开(desemboite

越快越好[39]

控制论回路是一个时间循环,而网络正电路循环时间“本身”,在未来的半封闭崩溃中整合现实和虚拟。下降影响是上升的复杂性的结果,是世界末日相变的大规模加速。随着经济学、科学方法论、新进化理论和人工智能的结合,电路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密集:地球物质对无器官的身体进行智能编程。随着资本向精神分裂技术开放,未来渗透正在变得微妙,时间从翻转开始加速进入控制论的反冲之中,即一个对行星开关进行非线性倒计时的竞赛。

精神分裂分析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正陷入第一次全球整合的疯狂之中:政治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侵入了一个未来并把该未来规划成它的标点符号,与不可避免的病毒革命联系在一起——软融合。感染不再威胁生物体的完整性,而是威胁阻碍着全球病毒控制整合的免疫政治遗迹。生命正在逐渐变成新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这可以被阻止,那么我们甚至比我们看起来还要愚蠢。

被偷运回未来以颠覆其前因条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成为一名网络游击队员吧,隐藏在如此先进的人类伪装中,以至于连一个人的软件都是伪装的一部分?就像现在这样?


注释

[1]Gilles Deleuze, Cinema 2:The Time Ima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5.

[2]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y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12.

[3]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5.

[4]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47.

[5][6][7]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26.

[8]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283.

[9]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251.

[10]Kenneth M, Sayre, Cybern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London: Humanities Press,1976p.50.

[11]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p. 28.

[12]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180.

[13]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339.

[14]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 p. 339.

[15]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 p. 53.

[16]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 p. 26.

[17]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322.

[18][19]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 p. 324.

[20]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326.

[21]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5.

[22]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136.

[23]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321.

[24]A. Artaud, Oeuv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Vll, p. 146.

[25]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Ill, p. 14.

[26]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4.

[27]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ll, p. 84.

[28]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 p. 3.

[29]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5.

[30]A. Angyal, “Disturbances in Thinking in Schizophrenia, in J.S. Kasanin ed., Language and Thought in Schizophrenia, Berkeley/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p. 120.

[31]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lll, p. 104.

[32]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lll, p. 73.

[33]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lll, p. 72.

[34]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ll, p. 65.

[35]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lll, pp. 73 - 74.

[36]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Ill, p. 110.

[37]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ll, p.287.

[38]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 p. 273.

[39]A. Artaud, Oeuures Complètes, 1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56-1976, vol. Xll, pp. 88-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