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论争

郑文吉

文章来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

本书汇编了笔者1990年以来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研究所撰写的八篇文章。其中，前面的四篇论文从手稿的构成及编纂史的角度，探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历史和思想意义；后面的四篇论文则集中讨论了手稿形态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I.费尔巴哈”章的文本再现问题。

1960年代以来，日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上开拓了新的境界，并与同时代展开的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学，尤其是MEGA2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重新排列有关，从而成为备受关注的事案。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笔者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试图概括日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01 广松涉编辑方案带来的诸多可能性

“现行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无异于伪书”（广松，1965/春：104）。1965年广松涉的论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是以这一石破天惊之句开始的。这篇论文对日本学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甚至整个马克思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广松涉周密地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往的各种版本，即1926年发表的梁赞诺夫版和1932年公开的阿多拉茨基版（MEGA1版）后，主张应该打破以往成说中的两个“神话”，并提出以下两个观点：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尤其是包括有历史唯物主义正式确立等重要内容的第1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是未完成的手稿；二是其主笔人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前述论文：104—105）。他的这一主张使得“1.费尔巴哈”章的编辑问题被重新提起，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度问题被重新加以严肃的讨论。

广松涉（1933-1994年）

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的文献学研究，似有着以下缘起，即已有的梁赞诺夫版（以下称为梁版）和阿多拉茨基版（以下称为阿版）的文本很难认为根据的是同一个手稿，两者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前述论文：105）。广松涉指出，梁版对于手稿就好像是拍照复制一样，忠实地，且依次将之变为铅字，与之相比，阿版则是剪剪拼拼，原稿遭到了脱胎换骨般的重构。1932年MEGA出版以后，该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便具有了稳固的权威；当时在日本，由“唯物论研究会”主持该版本的翻译，其权威得到了认同（森、山岸、中岛，1934/10：167）。然而，广松涉却对阿版的稳固权威提出了挑战，他尝试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该书的“Ⅰ.费尔巴哈”进行文献学研究。我们看到，广松涉的这一挑战成为19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争的导火线，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对他1965年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这一里程碑式的论文加以更为具体的介绍和探讨。①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封面

广松涉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中，是按以下顺序展开讨论的。⑴首先对利用的资料加以确认，并概括手稿的状态，⑵然后对阿版加以批判，⑶提及梁版，⑷进而提出自己的新的编辑方案。他认为，自己的这一文献学研究将a）清楚地勾勒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和最初的展开经过，b）揭示《1844年手稿》中的自我异化理论怎样被扬弃，c）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恩格斯的参与程度如何，其中恩格斯的原创是哪些（广松，1965/春：106）。

广松涉首先以梁版和阿版拥有《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的全部外延为前提，细致地分析了以之为素材的手稿。他明确指出了该手稿外观上的特点，即手稿可分为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大束手稿上恩格斯标记的纸张号码（Bogennummer）和马克思标记的页码（Seitennummer）并存，而小束手稿上没有页码，只有纸张号码。但是，这些纸张号码和页码都存在缺失现象，大束手稿缺失[1]—[5]、[2]—[19]、[22]—[83]，只存有[6]—[11]，[20]—[21]，[84]—[92]这17印张。广松涉认为，与其说纸张[12]—[19]、[22]—[83]是佚失的，不如说是著者中的一人有意识地将这一部分抽掉了。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在每印张上一贯所标注的页码中的缺失，广松涉表现出极其慎重的态度。他将页码缺失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a）佚失，b）一开始就没有，c）誉清后包含在小束手稿内，d）插入其他部分的手稿中，并认为S.1—6（或S.7）和S.36—39是b）、c）的情况，S.29则是a）的情况。他还断定，小束手稿中并无严重佚失至可称缺损的情况，最多是标有页码的手稿有一两页的佚失。也就是说，广松涉推测原稿的佚失部分是纸张[6]之前的S.7及缺失了的[12]—[19]之间的S.29①（上述论文：107-109）。

除此之外，广松涉还说明了手稿的层积式结构，他指出，这些手稿并不是一气呵成的，在论点上也存在矛盾和重复。据他所见，大束手稿经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幅度删减，其余部分中也有添加、修改及纵线删除处，其基底稿（Urtext）的性质十分明显。另，由七张稿纸所组成的小束手稿中，草稿（[1？] [2？]）和誉清稿([1] [2] [3] [4])并存，［5］则虽是誉清稿，但明显区别于上述纸张6以下的大束手稿（前述论文：108—111）。①

晚年时期的广松涉

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的手稿形态进行了上述周密的考察后，在此基础上对阿多拉茨基版的伪书性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虽然阿版的编者阐明自己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是“按照1846年7月出版遭受挫折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进行了再现②，但其所称的编纂计划未见于手稿的任何一个地方。而阿版的编者根据栏外边注，将手稿任意剪裁（而且不是以小节为单位，对小节本身也任意剪裁），并将边注看作是标题，把这些片段归放在边注下，加以排列；且阿版的编者将这些栏外边注解释为“编辑上的指示”，将之利用为标题，而这些标题绝大多数存在着能否利用的疑问，在标题的利用上也未见固定的原则。尤其是阿版的编纂，呈现岀惊人的肆意性，如将手稿S.28上不完整的句子“（［……］如果其‘存在’……它的……）”与手稿S8（前有佚失的大束手稿的开始部分）上的“[……］sich in Wirklichkeit und fur den 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d.h.Kommunisten，darum handelt，［……］（［……］实际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相连接，而后者并无手稿上的相关指示，两者也无直接关系，广松涉将之讥为阿版编者的“神秘的判读能力”，明确指出阿版的伪书性质（前述论文：111-116）。①

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中译本封面

而对于梁版，广松涉指出，这一版本没有提到有何编纂方针，而是将手稿的照相本忠实地排版整理，但却是以大束手稿的基底稿为中心，将小束手稿分成两半，分别排放在基底稿的前后。也就是说，梁版将［l?］-ab、［2］、［l?］-cd、［2?］、［5］排列在基底稿的前部，将连续的誉清稿［3］、［4］排列在后部，从而忽视了该手稿的层积式结构。广松涉批判了梁赞诺夫将基底稿S.36-39的缺损看作是佚失的观点，广松涉的这一主张与他的新编辑方案一将这一部分重新补充完善、修订成新稿一相衔接，因而备受关注（前述论文：H6-117）。

这样，经过对手稿原稿现状的细致考察，以及对现有阿版和梁版的批判，广松涉最终提出了自己的新编辑方案。因笔者已在他处讨论过他的新编辑方案，故在这里只对其编辑方案的核心内容作一介绍和说明。②

文章作者：郑文吉（1941-2016年）

按照笔者的理解，广松涉编辑方案的核心内容首先是承认了“Ⅰ.费尔巴哈”手稿的层积式结构，其次是将分成三部分的基底稿按页码进行排列，然后用小束手稿的七张纸张（及页面），尤其是修订过的誉清稿，来填补这三部分基底稿之间的缺损。首先来看他对手稿的层积式结构的说明。因基底稿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划分为三篇之前就已经撰写完成的，虽然拿来用作“Ⅰ.费尔巴哈”章，但在修改和展开的过程中，却将其纵线破坏，部分地搬移至“Ⅱ.圣布鲁诺”和“Ⅲ.圣麦克斯”。因此广松涉认为，大束手稿的第一部分（纸张[6]—[11]；S8—28）是在第1卷的三章结构形成之前撰写的，第二部分（纸张［20］—［21］；S.30—35）和第三部分（纸张［84］—［92］；S.40—72）是在“Ⅲ.圣麦克斯的执笔过程中产生的旁逸部分。

另一方面，广松涉认为小束手稿的［l］-ab是四小节［1?］-abc的誉清稿，是整个第1篇的序言；［2］则是A章的绪论，与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开头（S.8—10）相连接，是完整的，因而S.8之前的佚失部分最多只有一页左右。①而小束手稿的[1？]-cd、（［2?］-a（［2?］-bed为空白）和［5］-abed，与第一部分开头的结论之后的部分，即S.11—16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的部分，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因此将之视作S.11—16的异稿。至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S.29，虽确为佚失的文稿，而广松涉推演出其内容并非长文。②但广松涉编辑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小束手稿的［3］-abed和［4］-ab（［4］-cd为空白）的六页看作是大束手稿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之间的缺损部分，即S.36—39的誉清稿。这也就是说，广松涉认为包含缺损部分S.36—39在内的S.36—52这一第三部分的前面部分，是按照各种财产形态的历史发展阶段来对经济史进行的叙述，故S.36-39并非缺损，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以誉清稿［3］和［4］来填充进去的部分。他指出这可以通过事实加以证明，即誉清稿［4］的后面部分与第三部分的开始部分有稍许的重复。他将这一部分中对财产的诸形态的叙述，与第三部分末尾（［92］-b）笔记中的财产诸形态加以比较，以此进行说明，同时，他指出上述［4］-b的百分之八十和［4］-cd为空白，认为可以将之看作是两人的撰写计划的一个段落，以此来提升论点的合理性（前述论文：117—130）。①

02 巴加图利亚版的出现和广松版文本的出版

就在广松涉就《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之文本发表了这一具有震惊效果的论文时，苏联的巴加图利亚在1965年的《哲学问题》（Voprosy filosofu）l0月号和11月号上，发表了该书的新修订版以及题为“K.马克思和F.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I章手稿的结构和内容”（Stnihtura I soderzanie rukopisi pervoj glavy “Nemeckoj ideologii”的论文。巴加图利亚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Ⅰ.费尔巴哈”并不是一气呵成的首尾一致的文章，可以将之分为不同时期和不同关联情况下撰写的五个阶段。

巴加图利亚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中译本封面

第1章（广松涉称为第1篇的部分，巴加图利亚称为第1章）的核心——⑴S.1-29②，在年代上是最先撰写的。而接下来的两个部分是⑵大束手稿的第二部分［S.30—35］和⑶第三部分［S.36-72（包括缺损的S.36—39）］，这两部分原是撰写“Ⅲ.圣麦克斯的过程中写的，因撰写计划的改变，而移至第1章。③然后再撰写了⑷五页分量的［1?］和［2?］、⑹16张分量的纸张［1］—［5］。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所标页码的基础上，编辑了第1章，将整个第1章分成四个部分、二十六节，编者分别为之附上标题（包括原著者所附的两个标题）。

1966年，东德也发行了德语版，与俄语版新版基本上是遵循着同一编辑原则，只在标题和著者的补充文上有稍许的差异（这一版本通常称为“东德版”）。①而一般称之为“巴版”的巴加图利亚新版，与作为编者解说的前引论文，于1966年由花崎皋平译成日语，1967年，中野雄策又将文本翻译成日语，情况如下。

花崎皋平是巴版最早的日语译者，在出版该书之前，他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的新版，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全貌，并提到广松涉的新编辑方案。他评价说，广松涉的新编辑方案未考虑到1962年巴纳所发现的手稿残片，未直接处理手稿，在此制约下，不可避免地在撰写顺序和2、3章（指广松涉的“篇”）的重复部分的认识上发生偏差，但他的努力预见到了巴加图利亚新版的出现。即便如此，花崎皋平仍明确表示，广松涉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笔迹推断出的恩格斯主导说是无法接受的〈花崎，1966/7：107-108）。

虽然花崎皋平对广松涉作了以上批判，但1965年巴加图利亚新版的岀现，成了一桩划时代的事件，它给包括广松涉在内的日本学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与自信。当时，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Ⅰ篇进行的文献学研究还是一件无法立刻获得响应的作业。①而这一孤独的作业却由第三国的专业研究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巴加图利亚认为，阿版将整个手稿分为40多个短篇，并将栏外边注作为标题，进行重新排列，这切断并破坏了内在的逻辑和相互关联性）。正如望月清司所采用的表现一样，这个契机理所当然地使得广松涉的新编辑方案“重新获得了幸福的关注”。

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代表学者访问我系马哲中心，图中左二为望月清司教授

然而，广松涉却并未停止对巴版的批评。首先，对于巴版将S.1—7、S.36—39的残缺页处理为佚失的做法，广松涉反复强调了自己以往的主张，即这两部分并不是真的残缺，正如前面所说，小束手稿的誉清稿，纸张［1］—［2］、［3］—［4］可填补这一形式上的残缺，因而实际佚失的只有一页左右，且［1?］-cd、［2?］-a、［5：］-abcd也应该处理为S.11以下的异稿。而巴加图利亚的新版是将小束手稿统统排在大束手稿之前，所以广松涉评价说，此版“与最早的梁赞诺夫版异曲同工，只是再现了素材而已”（广松，1966/3/17：200；广松，1967/6：103—104）。

广松涉更进一步地对1966年发表的东德版与上述巴版进行了仔细的探讨，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毫无疑问，这两种新版‘从根子上颠覆了基于旧版的以往的马克思学阐释'。但以作者之见，这些新版仍旧免不了‘有着重大的缺陷，实际上到了将遗稿的价值化归为零的程度'”。也就是说，广松涉指责新版并未详细地报告该书手稿中的删节、修改、添补、笔迹、栏外边注、符号等，因而⑴丧失了可赖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确立过程”的资料价值，⑵丧失了可赖以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份额问题的资料价值，⑶扼杀了重构手稿及研究其内部关系所需的所有线索（广松，1967/6，105—107）。

总而言之，不管广松涉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第Ⅰ篇进行的文献学研究及他的新编辑方案是否妥当，由于巴版的出现，他所作出的努力一下了获得了其客观价值，他对手稿进行了重新建构，总结了手稿所具有的资料价值；而日本的马克思研究界在广松涉编辑方案的基础上，开始对新版的编纂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例如，藤野涉于1968年根据广松涉的学说，尝试对岩波文库版［上述阿版的第4）项］和国民文库版［上述阿版的第6）项］进行重编，出版“新编辑日本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Ⅰ篇费尔巴哈”）。但是，尽管藤野涉曾提及这一尝试，最终却并未能付诸实施。而基于广松涉编辑方案的新版，却在1969年，出乎意料地由一位20多岁的大学生推出，这就是命名为“广松涉编辑方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篇‘费尔巴哈'‘自用版’”的坂间本，其编者为坂间真人，他解释说，该书是为了在藤野涉的新编辑日语版出版之前，填补研究上的空白而编制的（坂间本，序言：2）。当然，我们通过研究者们的研究论文可以推测，为了填补文本上的缺陷，个别研究者制作了自用本使用。而我们无法否认，坂间本因为藤野涉的“新编辑日本版”最终未出版，故而在实际上填补了研究的空白，直至1974年广松涉自己在猎遍期间的各种研究成果之后编纂出版了广松版。具体列举基于广松涉编辑方案的日语版本如下。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以上两个版本中的第二个——广松涉新编辑版原文文本篇的编撰体系做一简略说明。不管其是否妥当，广松涉编辑方案的特色是在于以大束基底稿为主干，将七页小束手稿作适当排列。关于其文献学上的根据，笔者已在他处作过讨论，①且前文中也简单述及过，故而在这里只简略地谈谈文本的编纂体系，考察为何今天的日本学界会普遍将之用作学术研究的文本。

首先，广松版尝试了两面排版，对于分成左右两栏的手稿页面，原则上采取两面刊载的方法。也就是说，将手稿各页左栏的正文（Grundtext）排在偶数页上，将草稿、异稿以及右栏中的补充、修改、指示、边注“原则上”排在奇数页上，这可以说是广松版的最大特点。②这里，对于手稿上处处可见的用纵横线画去的部分，广松涉全部用细字复原，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处理成不同的字体，使得手稿的全貌一目了然，可以说是“手稿的编辑问题上开拓出新纪元的划时代的”业绩（重田，1974/12：144）。这样，广松版避免了MEGA1必须看卷末的本文异稿的麻烦，也省去了MEGA2试行版对照（Synopsis）方式带来的繁杂，不必要在结构（Apparat）中附加无数的记号，为研究者的使用带来了切实的方便，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广松版是其他任何版本都无法赶超的，是出类拔萃的。因此，在MEG也1/5出版之前，日本的研究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的德语原文的使用，将会一直地普遍依赖于广松版。①

以上我们考察了1965年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Ⅰ篇所作的文献学批判以及期间的各种情况，了解到广松涉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的编辑方案因为巴加图利亚新版的出现，不仅其客观地位得以提高，而且于1974年，广松涉作为日本的“个人研究者”，终于自己编制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965年，广松涉以“现行版（指阿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无异于伪书”这一石破天惊之语，开创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的新纪元，他的论文不仅激起了日本学界对该书文本的兴趣，而且引发了基于新文本的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和理论论争。下面，笔者欲就广松涉论文引发的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以及理论论争作更具体的探讨。

（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详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