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ne Kurki|此在的味道——信在真理的时刻上抵达
2020-04-17
在本文中，我将在拉康对爱伦•坡的阅读中强调一些简单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如此简单且如此紧密地联系于精神分析的实践，以至于次要的文学传统似乎丧失了拉康评论的基本维度。因而我的主张是，拉康文集中的这些陈词滥调其实一点也不陈旧。为了公平对待精神分析的技术并说明它相比于所有其它疗法（从药物治疗到“心理—社会”疗法）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回到拉康关于“信抵达其目的地”和“吃掉某人的此在的必然性”的这些命题背后的基本问题上来。
首先，我将集中于信的目的地。事实上，拉康就此写下的是一个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和基本“黄金”规则的重新链接：将到达你脑海的任何东西 ——而且只是它——立即说出来。拉康在其关于坡和信的演讲中阐明了作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分析是什么。此链接在制度上的背景是他对IPA——以及自我心理学 ——的批判。概念上的背景则由拉康自己的ISR三元组构成。他论及并写下的纯粹能指就是精神分析的主要主体的能指：一个神经症分析者的能指。
其次，我将拿起“吃掉某人的此在”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对海德格尔的参考在此是不够的：“此在”的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并非自明的，也肯定不在拉康这里。因而，为了明白信的抵达的重要性，就必须重新开启这个谜一般的命题。我的主张是，在《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中有两个维度与此在的味道有关：1）一个治疗学的规则——据此，信应该重新抵达其目的地；以及2）一个描述性的命题——它为精神分析的打下了基础——如果我们能这么说——据此，信总是抵达其目的地。最后，“信的抵达”可以被描述为在此在的进餐时间上的真理的时刻。
无论本文给出怎样的基本定位，我们必须记住拉康终其一生都感兴趣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那些基本原理是很难发觉的，因而也很容易错过。的确，在拉康对坡的阅读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多变化，同样，这一阅读是独树一帜的，也就是说超出了我们落伍过时的观点，它有着其合法的且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的信息。
信及其目的地
我不会介绍拉康关于坡的那些讨论，因为关于它们和由它们引起的评论的一些基本知识是这篇文章的预设。相反，我直接跳到那些问题本身。拉康在《著作集》第38页上写道：“……它（信）要返回到法则的秩序中”（Lacan, 1966: 38），在第41页上他又写道：“一封信总是抵达目的地”（Lacan, 1966: 41）。此外，他让我们理解了信的目的地是法则的秩序。这样我们有了三个主张：
1）信的目的地是法则的秩序。
2）信应该重新抵达这一秩序。
3）信抵达了这一秩序。
首先，这里的法则可以被理解成对希腊语“逻各斯”的翻译。因而法则包括了语言、文化与链接（发音）。信的目的地作为一个纯粹能指，是其在一个链接（发音）上的抵达。这表达了谈话治疗过程的本质。换句话说，这第一个主张是精神分析被建立于其上的公理：人的精神得以“建立”，因此信（文字—字母）就好像努力抵达一个链接（发音）似的。
其次，信（文字—字母）应该重新抵达一个链接（发音）表达了一个实践的、临床的规则：如果我们想要这一特殊的言说过程成为一种治疗，信（文字—字母）就应该重新抵达在语言之中。因而，这个命题表达了谈话疗法的治疗学维度。换句话说，它将精神分析描述为一种治疗实践。正是这一维度链接了精神分析过程的有效运作。它同样暗示着信（文字—字母）是链接（发音）的秩序，因为信（文字—字母）应该重新抵达它：在神经症中生效的信（文字—字母）有着其在法则的秩序中的根基。
第三，信（文字—字母）抵达了一个链接（发音）表达了精神分析的基本信条。这一信条区别了精神分析与所有其它的治疗行为。这一主张是基于经验且只能基于经验的。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分析者在开始他（她）的分析时也许想知道要说些什么。弗洛伊德的黄金规则给出了回答，据此——在躺椅上——一个人应该说出任何到达自己脑海的东西。这一规则背后有着一个预设：凡是本质的与重要的东西都将被说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信抵达了其目的地。这第三个主张链接着精神分析的场所，这一场所分开了精神分析与所有其它的辞说。因而，它表达了精神分析的独特性。正是通过分析这一预设——对于精神分析之存在的这一描述性公理——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链接精神分析过程的动力学。
必须重视拉康第三个主张的重要性：没有它，就没有精神分析。在各种短程和认知疗法中，人们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初次会面期间就得到认同的某种东西上：这某种东西就是我们将集中于其上的问题。这样一种方法限制了被讲到的范围。弗洛伊德的黄金规则逆着所有这样的窄化而运行。弗洛伊德的规则的实际结果是分析者一天24小时都处在分析中。换句话说，他（她）知道凡是自己所想的、所做的和感觉到（或者不想的、不做的和没有感觉到的）东西都可能在躺椅上到达他（她）的脑海中。所有发生（或者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许都会被讲到。结果（预设）——悖论性地？——是信最终抵达了链接着分析者的存在的真正场景的法则的秩序。正是因为一个分析者遵循了弗洛伊德的黄金规则（基于“信总是抵达其目的地”这一公理），所有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通过法则的秩序而实现的（并因而信总是抵达其目的地）。
相反，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物或全部真理都将得到链接或理解。信（文字—字母）作为一个纯粹能治，既无法理解也无法缩减到意义（sens）。比较拉康对《哈姆雷特》的阅读有助于我们明白这里的本质。谋杀是无法全部推理出来的一种行为。我们无法完全地链接一个谋杀。神经症患者正是无法对此接受的人，他（她）无法将致命的石祖（phallus）拿在手里，换句话说，他（她）在吃掉自己的此在时遇到些困难（而谁不会呢？）。按照《研讨班VII》，这意味着 “升华”：我们（从法则的秩序中）将一个客体提升至（无法理解的）物的高贵。按照《研讨班VIII》，这意味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生命发出低沉的 “是！”。在七十年代，拉康将这链接于“罪状”（sinthome）的概念。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拉康的思想中没有一些转变或发展，而是说为了公平对待他的概念，我们必须找出是什么超出了每一链接的界限，也就是说，拉康是用什么工作的，是什么打扰了他以及是哪根线划掉了他观点和概念的转变。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链接拉康的这些主张——通过说精神分析的独特性应被发现在过程中，这预示着1）信在法则或语言的秩序上抵达；2）这一抵达的治疗效果；以及3）不可链接之物——对于一种叫作人类的存在而言——属于被链接之物。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只能基于经验的一个奇怪（甚至是悖论性的）而重要的格言——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自为的原因：遵循这个预设的所有有关的事情都会被说出来，而且所有有关的事情都会被说出来。
吃掉你的此在？
“此在”是许多哲学家（例如康德与黑格尔）常常使用的一个标准德语词。然而清楚的是，这个概念在海德格尔之后就通常被联系于他的思想，而拉康对海德格尔的其它提及也强调了此种联系。我们从而可以假设拉康用“此在”这个词来指涉海德格尔。但是，海德格尔没有写过或讲到“吃掉某人的此在”。因而，单独一个对于海德格尔的参考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们必须重新询问“此在的味道”是怎样的以及它被如何联系于精神分析的过程。当然，我们的观点是落伍过时的，我们不禁想起——例如——拉康在1959年到1961年对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以及克劳黛的阅读（充满着对海德格尔的提及）。然而，本质必须不被错过：关键点是精神分析的过程——例如——并因而反对一切自我心理学的论点。
尽管如此，关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必须要说到两点。首先，“此在”的概念建立在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上。“常人”（das Man）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混为一谈，而“此在”则纯粹是在这个意义上。例如，海德格尔在他1942年对《安提戈涅》的阅读中称安提戈涅本人是“最纯洁的诗歌”（das reinste Gedicht selbst），因为她没有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由克瑞翁的法律所链接——混为一谈（Heidegger, 1942: 149）。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拉康在他的《研讨班VII》中发现了安提戈涅身上的纯粹欲望：她没有将物和善混为一谈。
关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必须牢记的另一点就是它与其自身死亡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以一个奇怪的时间维度为特征的，即“仍未”的维度（对于拉康而言，这在本质上是换喻的维度并因而是欲望的维度）。正是“此在”与其自身死亡的关系——没有对比——将它带至了有限与无限的边界。通过认识到它的死亡，一个人类存在认识到了其自身是一个面对无限的有限存在。同样，欲望（因为语言的引入其自身是无限的）像无限的光束一样穿过有限的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欲望着在我们的有限世界中找到一个适当位置时遇到一些困难——即，不可能性。
需要强调的第三点是将海德格尔和拉康区分于所有宗教传统的维度（当然，无限的问题对于后者而言也是常见的）。确实，海德格尔在链接这个的时候（如拉康在五十年代初所做的那样）遇到了些困难。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在此我只集中于最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即，拉康围绕这一问题而详述的链接。在《研讨班 VI》和欲望图表中，这尤其被表示为＄◊ D、S（A）与＄◊ a的标记。在《研讨班VII》及其后，特别是在《研讨班XI》中，冲动的概念是在这里的本质。我无法在这篇文章中处理这些标记和概念，但是我想要在拉康的辞说中指出正在进行的询问：欲望在有限和无限的边界上引入了不可能性，而冲动（如＄◊ D、S（A）与＄◊ a）却由此产生了独特性的问题——实践的、政治的、生物学的等等——对于拉康而言，尤其是性的——活着的或垂死的存在的独特性。
因而，问题仍然是“吃掉此在”被如何联系于“信在法则的秩序上抵达”。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立刻惊讶于这一抵达事件。抵达法则的秩序意味着什么？用拉康传统的话说，它意味着阉割，也就是让人们自己屈从于象征秩序，并因而屈从于象征界在人类身上造成的分裂。然而，一封信（文字—字母）在抵达法则的秩序时并不是分裂的（拉康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再提及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也就是哈姆雷特。你无法分裂一个谋杀：你杀了人而你没有杀人。这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如果你写了一封情书，你就不会由将它撕得粉碎而得到许多封情书，被撕得粉碎的只是一封情书。正是这冻结了我们这些神经症患者，即，信（文字—字母）并不是分裂的。信（文字—字母）不是分裂的，但它却分裂了我们。在象征界中，信（文字—字母）由此产生了不是象征的东西。这就是拉康将其称作“纯粹”的东西。一个神经症主体在他（她）的存在上引起的却又无法回答并竖立起来的正是这个问题。
我再给出另外两个例子，即《研讨班VII》中的波吕尼克斯（俄狄浦斯之子）的尸体与《研讨班VIII》中的Pensée（思想）的欲望。关于波吕尼克斯的尸体，若是克瑞翁准备埋掉波吕尼克斯尸体的一部分——比如说头——安提戈涅就决不会感到满意。埋掉尸体的一部分对于葬礼来说是不够的：我们要么将它全部埋掉，要么什么也不埋。以一种类似的方式，Pensée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生命说“是！”，不是对它的某个部分说，也不是对这一刻而不对那一刻说。我们要么活着要么死去。这个问题再次冻结了神经症主体因为对于我们行为的成功是没有保证的。为了保证我们的生命与死亡，我们紧紧抓住大彼者的欲望—— 母亲，帮帮我吧！
现在，着手“吃掉某人的此在”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当我们受邀吃掉我们的此在的时候，我们就受邀进入了这一独特性——这在一方面是由欲望所隐含的无限，而另一方面是由我们的身体、生命与死亡的相遇所隐含的有限。我们往往错过的正是这个相遇：像哈姆雷特一样，我们过早或过晚地到那里。真理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发觉的。因而，最后我还想再就这个困难的概念——真理——说两点：关于“信的抵达”与“此在的味道”。
首先，我将集中于信的目的地。事实上，拉康就此写下的是一个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和基本“黄金”规则的重新链接：将到达你脑海的任何东西 ——而且只是它——立即说出来。拉康在其关于坡和信的演讲中阐明了作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分析是什么。此链接在制度上的背景是他对IPA——以及自我心理学 ——的批判。概念上的背景则由拉康自己的ISR三元组构成。他论及并写下的纯粹能指就是精神分析的主要主体的能指：一个神经症分析者的能指。
其次，我将拿起“吃掉某人的此在”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对海德格尔的参考在此是不够的：“此在”的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并非自明的，也肯定不在拉康这里。因而，为了明白信的抵达的重要性，就必须重新开启这个谜一般的命题。我的主张是，在《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中有两个维度与此在的味道有关：1）一个治疗学的规则——据此，信应该重新抵达其目的地；以及2）一个描述性的命题——它为精神分析的打下了基础——如果我们能这么说——据此，信总是抵达其目的地。最后，“信的抵达”可以被描述为在此在的进餐时间上的真理的时刻。
无论本文给出怎样的基本定位，我们必须记住拉康终其一生都感兴趣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那些基本原理是很难发觉的，因而也很容易错过。的确，在拉康对坡的阅读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多变化，同样，这一阅读是独树一帜的，也就是说超出了我们落伍过时的观点，它有着其合法的且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的信息。
信及其目的地
我不会介绍拉康关于坡的那些讨论，因为关于它们和由它们引起的评论的一些基本知识是这篇文章的预设。相反，我直接跳到那些问题本身。拉康在《著作集》第38页上写道：“……它（信）要返回到法则的秩序中”（Lacan, 1966: 38），在第41页上他又写道：“一封信总是抵达目的地”（Lacan, 1966: 41）。此外，他让我们理解了信的目的地是法则的秩序。这样我们有了三个主张：
1）信的目的地是法则的秩序。
2）信应该重新抵达这一秩序。
3）信抵达了这一秩序。
首先，这里的法则可以被理解成对希腊语“逻各斯”的翻译。因而法则包括了语言、文化与链接（发音）。信的目的地作为一个纯粹能指，是其在一个链接（发音）上的抵达。这表达了谈话治疗过程的本质。换句话说，这第一个主张是精神分析被建立于其上的公理：人的精神得以“建立”，因此信（文字—字母）就好像努力抵达一个链接（发音）似的。
其次，信（文字—字母）应该重新抵达一个链接（发音）表达了一个实践的、临床的规则：如果我们想要这一特殊的言说过程成为一种治疗，信（文字—字母）就应该重新抵达在语言之中。因而，这个命题表达了谈话疗法的治疗学维度。换句话说，它将精神分析描述为一种治疗实践。正是这一维度链接了精神分析过程的有效运作。它同样暗示着信（文字—字母）是链接（发音）的秩序，因为信（文字—字母）应该重新抵达它：在神经症中生效的信（文字—字母）有着其在法则的秩序中的根基。
第三，信（文字—字母）抵达了一个链接（发音）表达了精神分析的基本信条。这一信条区别了精神分析与所有其它的治疗行为。这一主张是基于经验且只能基于经验的。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分析者在开始他（她）的分析时也许想知道要说些什么。弗洛伊德的黄金规则给出了回答，据此——在躺椅上——一个人应该说出任何到达自己脑海的东西。这一规则背后有着一个预设：凡是本质的与重要的东西都将被说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信抵达了其目的地。这第三个主张链接着精神分析的场所，这一场所分开了精神分析与所有其它的辞说。因而，它表达了精神分析的独特性。正是通过分析这一预设——对于精神分析之存在的这一描述性公理——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链接精神分析过程的动力学。
必须重视拉康第三个主张的重要性：没有它，就没有精神分析。在各种短程和认知疗法中，人们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初次会面期间就得到认同的某种东西上：这某种东西就是我们将集中于其上的问题。这样一种方法限制了被讲到的范围。弗洛伊德的黄金规则逆着所有这样的窄化而运行。弗洛伊德的规则的实际结果是分析者一天24小时都处在分析中。换句话说，他（她）知道凡是自己所想的、所做的和感觉到（或者不想的、不做的和没有感觉到的）东西都可能在躺椅上到达他（她）的脑海中。所有发生（或者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许都会被讲到。结果（预设）——悖论性地？——是信最终抵达了链接着分析者的存在的真正场景的法则的秩序。正是因为一个分析者遵循了弗洛伊德的黄金规则（基于“信总是抵达其目的地”这一公理），所有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通过法则的秩序而实现的（并因而信总是抵达其目的地）。
相反，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物或全部真理都将得到链接或理解。信（文字—字母）作为一个纯粹能治，既无法理解也无法缩减到意义（sens）。比较拉康对《哈姆雷特》的阅读有助于我们明白这里的本质。谋杀是无法全部推理出来的一种行为。我们无法完全地链接一个谋杀。神经症患者正是无法对此接受的人，他（她）无法将致命的石祖（phallus）拿在手里，换句话说，他（她）在吃掉自己的此在时遇到些困难（而谁不会呢？）。按照《研讨班VII》，这意味着 “升华”：我们（从法则的秩序中）将一个客体提升至（无法理解的）物的高贵。按照《研讨班VIII》，这意味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生命发出低沉的 “是！”。在七十年代，拉康将这链接于“罪状”（sinthome）的概念。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拉康的思想中没有一些转变或发展，而是说为了公平对待他的概念，我们必须找出是什么超出了每一链接的界限，也就是说，拉康是用什么工作的，是什么打扰了他以及是哪根线划掉了他观点和概念的转变。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链接拉康的这些主张——通过说精神分析的独特性应被发现在过程中，这预示着1）信在法则或语言的秩序上抵达；2）这一抵达的治疗效果；以及3）不可链接之物——对于一种叫作人类的存在而言——属于被链接之物。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只能基于经验的一个奇怪（甚至是悖论性的）而重要的格言——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自为的原因：遵循这个预设的所有有关的事情都会被说出来，而且所有有关的事情都会被说出来。
吃掉你的此在？
“此在”是许多哲学家（例如康德与黑格尔）常常使用的一个标准德语词。然而清楚的是，这个概念在海德格尔之后就通常被联系于他的思想，而拉康对海德格尔的其它提及也强调了此种联系。我们从而可以假设拉康用“此在”这个词来指涉海德格尔。但是，海德格尔没有写过或讲到“吃掉某人的此在”。因而，单独一个对于海德格尔的参考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们必须重新询问“此在的味道”是怎样的以及它被如何联系于精神分析的过程。当然，我们的观点是落伍过时的，我们不禁想起——例如——拉康在1959年到1961年对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以及克劳黛的阅读（充满着对海德格尔的提及）。然而，本质必须不被错过：关键点是精神分析的过程——例如——并因而反对一切自我心理学的论点。
尽管如此，关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必须要说到两点。首先，“此在”的概念建立在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上。“常人”（das Man）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混为一谈，而“此在”则纯粹是在这个意义上。例如，海德格尔在他1942年对《安提戈涅》的阅读中称安提戈涅本人是“最纯洁的诗歌”（das reinste Gedicht selbst），因为她没有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由克瑞翁的法律所链接——混为一谈（Heidegger, 1942: 149）。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拉康在他的《研讨班VII》中发现了安提戈涅身上的纯粹欲望：她没有将物和善混为一谈。
关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必须牢记的另一点就是它与其自身死亡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以一个奇怪的时间维度为特征的，即“仍未”的维度（对于拉康而言，这在本质上是换喻的维度并因而是欲望的维度）。正是“此在”与其自身死亡的关系——没有对比——将它带至了有限与无限的边界。通过认识到它的死亡，一个人类存在认识到了其自身是一个面对无限的有限存在。同样，欲望（因为语言的引入其自身是无限的）像无限的光束一样穿过有限的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欲望着在我们的有限世界中找到一个适当位置时遇到一些困难——即，不可能性。
需要强调的第三点是将海德格尔和拉康区分于所有宗教传统的维度（当然，无限的问题对于后者而言也是常见的）。确实，海德格尔在链接这个的时候（如拉康在五十年代初所做的那样）遇到了些困难。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在此我只集中于最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即，拉康围绕这一问题而详述的链接。在《研讨班 VI》和欲望图表中，这尤其被表示为＄◊ D、S（A）与＄◊ a的标记。在《研讨班VII》及其后，特别是在《研讨班XI》中，冲动的概念是在这里的本质。我无法在这篇文章中处理这些标记和概念，但是我想要在拉康的辞说中指出正在进行的询问：欲望在有限和无限的边界上引入了不可能性，而冲动（如＄◊ D、S（A）与＄◊ a）却由此产生了独特性的问题——实践的、政治的、生物学的等等——对于拉康而言，尤其是性的——活着的或垂死的存在的独特性。
因而，问题仍然是“吃掉此在”被如何联系于“信在法则的秩序上抵达”。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立刻惊讶于这一抵达事件。抵达法则的秩序意味着什么？用拉康传统的话说，它意味着阉割，也就是让人们自己屈从于象征秩序，并因而屈从于象征界在人类身上造成的分裂。然而，一封信（文字—字母）在抵达法则的秩序时并不是分裂的（拉康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再提及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也就是哈姆雷特。你无法分裂一个谋杀：你杀了人而你没有杀人。这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如果你写了一封情书，你就不会由将它撕得粉碎而得到许多封情书，被撕得粉碎的只是一封情书。正是这冻结了我们这些神经症患者，即，信（文字—字母）并不是分裂的。信（文字—字母）不是分裂的，但它却分裂了我们。在象征界中，信（文字—字母）由此产生了不是象征的东西。这就是拉康将其称作“纯粹”的东西。一个神经症主体在他（她）的存在上引起的却又无法回答并竖立起来的正是这个问题。
我再给出另外两个例子，即《研讨班VII》中的波吕尼克斯（俄狄浦斯之子）的尸体与《研讨班VIII》中的Pensée（思想）的欲望。关于波吕尼克斯的尸体，若是克瑞翁准备埋掉波吕尼克斯尸体的一部分——比如说头——安提戈涅就决不会感到满意。埋掉尸体的一部分对于葬礼来说是不够的：我们要么将它全部埋掉，要么什么也不埋。以一种类似的方式，Pensée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生命说“是！”，不是对它的某个部分说，也不是对这一刻而不对那一刻说。我们要么活着要么死去。这个问题再次冻结了神经症主体因为对于我们行为的成功是没有保证的。为了保证我们的生命与死亡，我们紧紧抓住大彼者的欲望—— 母亲，帮帮我吧！
现在，着手“吃掉某人的此在”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当我们受邀吃掉我们的此在的时候，我们就受邀进入了这一独特性——这在一方面是由欲望所隐含的无限，而另一方面是由我们的身体、生命与死亡的相遇所隐含的有限。我们往往错过的正是这个相遇：像哈姆雷特一样，我们过早或过晚地到那里。真理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发觉的。因而，最后我还想再就这个困难的概念——真理——说两点：关于“信的抵达”与“此在的味道”。
译者：李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