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他者性——对拉康的一种哲学阅读 

Subjectivity and Otherness A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Lacan
作者：劳伦佐•基耶萨（Lorenzo Chiesa）
译者：李新雨

短路系列丛书（Short Circuits series）
主编：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
目录
序言
绪论
第一部分 想象的主体（他者）
第一章 想象的主体（他者）
1.1. 导言：主体与自我
1.2. “我是个他者”：形象的形成（变形）功能与镜子阶段
1.3. 爱恨交织、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
1.4. 意识、无意识与情结
第二部分 象征的主体（他者）
第二章 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
2.1. 导言：从小他者到大他者  
2.2. 言语的功能
2.3. 信息的概念
2.4. 能指、所指、文字（字母—信）
第三章 作为一种隐喻的俄狄浦斯
3.1. 导言：进入象征界
3.2. 挫折之前的神话状态与原始挫折
3.3. 挫折的辩证法，或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一（“前俄狄浦斯”）阶段
3.4. 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二和第三阶段
3.5. 性化与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
3.6. 父性隐喻、父亲的名字与菲勒斯
3.7. 俄狄浦斯情结与无意识的诞生
第三部分 实在的主体（他者）
第四章 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
4.1. 导言
4.2. 从“有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
4.3. ……到“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
4.4. “实在”是什么?
第五章 幻想的主体……与超越
5.1. 幻想的主体与死亡冲动的功能：概述
5.2. 幻想的主体与欲望
5.3. 幻想的主体与对象a
5.4. 纯粹欲望、Jouissance、精神分析的伦理学
5.5. J’ouïs-sens、Jouis-sens、Jouis-sans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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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短路发生于网络中有一个故障联结的时候——故障当然来自网络平稳运作的立足点。因此，短路的冲击难道不是对于批评阅读的一个最佳隐喻？一个最为有效的批评程序难道不是跨越通常不会接触的电线：获取一个主要的经典（文本、作者、概念）并以一种短路的方式对其进行阅读，通过一个“次要的”作者、文本或概念仪器的“透镜”（“次要”在这里应从德勒兹的意义上来理解：并非“较少品质”，而是被霸权意识形态边缘化并否认的，或者涉及一个“较低”、较少威严的主题）？如果这个次要的参考被很好地选择，这样一种程序就可以导致将我们的共同知觉彻底粉碎并破坏的洞察力。除此之外，这还是马克思用哲学和宗教所做的事情——通过政治经济学透镜而使哲学的思索（speculation）短路，也就是说，使经济学的投机（speculation）短路；这也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用道德所做的事情——通过无意识的力比多经济学透镜而使最高伦理观念短路。这样一种阅读所达到的并非一种简单的“反升华”（desublimation），将高级智力内容缩减至其经济学或力比多的原因；更确切地说，此种方法的目标是使受解释的文本内在地去中心，从而发现其“未加思考的”、被否认的预设和结果。

　　而这就是《短路》反复想要做的。本套丛书的根本前提即拉康派精神分析是对于这样一种方法的特许工具，其目的在于阐明一个标准文本或意识形态的形成，以一种完全崭新的方式使它成为可阅读的——拉康干涉哲学、宗教、艺术（从视觉艺术到电影、音乐和文学）、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的漫长历史都证明了这个前提。因而，这不是有关精神分析的一套新的系列丛书，而是一系列“在弗洛伊德领域中的连接”——拉康干涉艺术、哲学、神学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简要。
　　《短路》打算复兴一种使经典的文本、作者或概念面对其自身隐藏预设的阅读实践，从而揭示出其被否认的真理。对于这些将要被出版的文本的基本标准是它们实行了这样一种理论的短路。在对本系列中的一本书进行阅读之后，读者不会简单地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更确切地说，重点在于使他或她明白自己始终知道的某些事物的另一（干扰）面。
斯拉沃热•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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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关于我所说的一切，你会怎么做？你只会将它记录在一个小东西上并通过邀请组织聚会吗？——嗨！我得到了一盘拉康的录音带！”[1]来自《研讨班XVII》的这一段表明拉康非常明白其教学迟早会被并入他所轻蔑地命名的“大学话语”（university discourse）。然而，在那时所开启的一个基本问题于如今仍未得到完全的解答：这样一种同化将会以什么方式出现？不管上述的犬儒主义评论所表达出的悲观主义，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学院哲学（academic philosophy）已经能够复原拉康的工作——虽然同时保留了它的颠覆性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生产性折衷（productive compromise）的基础上，例如一个好象巴迪乌（Badiou）一般严谨的思想家通过前者自称的“反哲学家”角色来阅读拉康，并毫不犹豫地认为当代哲学家“只是那些有勇气沉着地修通（work through）拉康反哲学的人。”[2]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对于“拉康聚会”的一种迟来方式的风险以及对其著作的一种“温和的”——或完全错误的——方法的霸权式强加目前在盎格鲁音大学派系中比以前更严重了。
　　这篇深入拉康主体理论的研究的出发点因此必须与本书从头至尾所默许的一个辩论程序的明确主张相一致：与某些评论家最近提出的对于拉康著作的一个“简单”注释的时间——这通常被有问题地对立于其“动力学使用”——并没有过去形成对照。正好相反，尽管在当前复兴了拉康研究——就学术界的某些部分已经在最近授予了拉康公民身份而言——但是拉康（哲学）的接受还远远不是令人满意的，有人倾向于提出对于（严肃）注释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了……
　　拉康已经获得了难以阅读的名声，虽然他无可争论地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公正地说，他或许并没有那么难。当前的工作从令人不安的假定——关于他不恭敬的风格和公然的矛盾声明的不停嘲笑通常只不过是对于精神怠惰的一种辩解——中获得了其促进；仍未发现巴迪乌所提倡的“大无畏精神”（unfaltering courage）的考虑不周的批评家至少要足够谦逊地去接纳拉康的两位具有知性诚实的朋友已经接纳的事情：如列维—施特劳斯所坦言的——尽管读出了拉康理论的重要性——“我已经全部阅读了五遍或六遍。梅洛•庞蒂和我常常讨论它并总结说我们没有时间。”[3]足够有趣的是，这种立场——按照此种立场，“拉康是难以渗透的”（即使在五遍或六遍的阅读之后）——被两种截然对立学者类型所采纳：先验的反拉康派（anti-Lacanian）——对这些人而言，如乔姆斯基所声称的，“拉康是一个有意识的吹牛者，”[4]——以及先验的亲拉康派（pro-Lacanian）——对这些人而言拉康属于一类要以一种狂想式的、半痴迷的方式来解释的预言家。在这两种情形中，受到症状性拒绝的事物都是这个工作假设，如果没有这个假定，那么拉康就是一个悖论性的体系思想家。
　　因此为了解释齐泽克对笛卡尔主体的防御（defense），有人会认为对拉康“开放系统”的排除（foreclosure）构成了“今天学术界所有（或至少是某些）竞争党派的无声契约”。[5] 实际上，拉康著作的这个问题方面正是“亲拉康派”通过轻蔑饶开一切精心解释所呼吁的一个对诱导人们的忽视的注释的终止。当然，提出有一个正在等待被发现的“真正的”拉康是很天真的；简化其著作的晦涩并不意味着将它们消除。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避免去检查拉康的别去阅读（pas-à-lire）任何赞成“野蛮的解释”的形式——敏捷机动（astutely maneuvered）和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无论是文本的还是临床的。（他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上帝死了，一切都被允许”[6]的深恶痛绝是众所周知的，而将其遗忘是完全不可原谅的……）
　　那么拉康为什么是一个悖论性的体系思想家？因为他决定通过（在其研讨班中）导致其出现及其连续、多产的再讨论的这个工作进展（work-in-progress）以及（在《著作集》和其它著述文章中）终止无声对抗的所有一致的、“封闭的”和完整的哲学体系的固有问题、怀疑和死胡同将它呈现给我们——尽管拉康阐明了一种高度精细且一致的理论。毕竟这也是拉康为什么可以将自己适当地定义为一个“反哲学家”的原因；就他论证了“哲学虽然用了很多科学的方法论，但是它却有一种在其结果中遮盖不完全性（以及）缺乏科学承受不完全性的能力的倾向”[7]而言，他揭露了所有哲学体系的隐匿面。同样，由此可见在这种立场中，一个反哲学家在根本上是比一个哲学家更加“科学”的人。
　　与这种争辩和论战的背景相反，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主体性概念在雅克•拉康著作中的演化。更具体地说，它竭力依照想象、象征与实在这三个秩序[8]在主体与他性的必然联系中实现对拉康主体的一种详细阅读。虽然本著的一个重要部分会留给与1956至1963年间孕育出的实在的主体（他者）概念的一个详细对质，然而这不过是我遵循拉康主体理论的年代学发展——从1930年代早期他关于想象主体的知识（connaissance）的偏执狂状态的最初著述到1970年代中期他对实在主体的症状认同的最终阐述——的意图。
　　如果在一方面，将拉康对主体的检查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1930年代与1940年代的想象的主体性；1950年代的象征的主体性；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实在的主体性）是明显可能的，那么在另一方面，本书的兴趣主要在于强调这些表面上不一致的阶段之下所潜在的连续性。每个“旧的”主体理论都在一个“新的”确立框架之下被复原，而且其基本原则都从对一个日益变得复杂的普通精神分析话语的透视中被回溯性地重新评定——通常不受到反驳。
　　因而，位于主体被异化的想象身份之形成中心的所谓镜子阶段（第一部分所论述的）之后被归入了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主体的象征性认同的先决条件的语言学再发明（第二部分所分析的）。同样，如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中检查的，能指的象征主体的盛行当其开始逆着不可归约为象征的实在的绊脚石被权衡的时候就被转入了保持和再评估。对于同主体有关的他性的角色，情况可以说是相同的：想象他者的功能逐渐被归入象征他者的功能，而大他者的自足本身则根据象征的他性与实在的他性之间必然的交互作用被重新思考；但是，这些新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仍然没有防止想象他者和象征他者保留它们的大部分原始特性。

“那么主体又是怎样的？他在哪儿？”……由于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一个哲学家……诱使我去回答：“我将这个问题还给你，在这一点上我将发言权给予了哲学家。毕竟，所有的工作都应由我来做是不公平的。”主体的概念的确需要从弗洛伊德的经验出发予以修正[9]。
　　在弗洛伊德发现的基础上，拉康概括了一种革命性的主体理论，尽管他对哲学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但又为了建立他的突破性研究反复邀请哲学与精神分析学合作。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呼声在很多程度上被置若罔闻。在此种情形中德里达的反应是范例性的；虽然他错误地批评拉康促进了一种反动的“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c）的主体——这在假想中重新引入了存在的形而上学，并毫不犹豫地称拉康的思想是一个“系统”，不过他认为揭露这样一种系统是不必要的[10]。本书离开了相反的前提，依照这个前提——尤其是按照最近关于主体于当代欧洲哲学中回归的普遍争论——拉康精神分析的主体性理论必须被重新构想为一个革新的参照点——一个从未满足于对“主体的死亡”的任何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谈论的点——此外，还必须被谨慎地详细说明。
　　那么拉康的主体又是怎样的？他在哪儿？在非常一般的方面，有人可以提出从1960年代早期向前，拉康的主体等于一个不可归约的缺失——实在的他者作为内在的僵局和象征的先决条件——它必须被主动地对抗和假定。因此，这个主体性的概念同任何哲学都是深刻地不一致的——从建设性的意见（doxa）到某些对拉康的误读[11]——哲学将自身限制于“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去描述一个消失了物质惰性（substanceless）的主体的轮廓：拉康的主体是一个被主体化的缺失（lack），不是一个缺乏（lacking）的主体或者不可能的主体，即使他预设了对一个纯粹负性时刻的假定和克服。如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的，这在孩子登陆象征秩序的水平上——在这个时刻上纯粹负性的要求（demand）的缺失被颠倒并正化成作为存在的缺失（lack-of-being）的欲望的存在（being of desire）——以及在将精神分析治疗的结束理解为对缺失的一个“较深”假定的水平上都是有效的。
　　当前的工作首先关心的是通过成功解决他的俄狄浦斯情结而达到一个“正常的”象征性认同的主体。此种方法最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它将不可能完成拉康从他精心制作的临床范畴中演绎出来的不同主体性模型的详细比较；这特别是在关于两种神经症（癔症和强迫型神经症）的分离的情形以及在它们都应对立于倒错（perversion）的方式中。另一方面，将成功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与其完全的失败清楚划分开来的必要性将需要对贯穿拉康全部著作的精神病概念的演化方式有一个全面的考虑。
　　至于我选择将自己初步限定在一个对“正常”主体的研究上有两点主要的原因：首先，任何关系到具体临床条件的理论主张都要被充分的精神分析经验——这是我所不拥有的而那些人的证据无论如何都将位于一本哲学书的范围之外——所支持的信念。在此要提醒读者的是，只要拉康仔细检查了一个临床的区分，例如神经症患者与倒错患者的主体化形式之间的区分，他都会无穷尽地利用这些个案研究；尽管它们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是纯粹抽象的哲学表达在这些情况中通常都被禁闭在边缘的评论中。
　　其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本书肯定了拉康对一个“正常”主体的绝对存在的逐步怀疑。“常态”与“变态”之间的边界被逐渐模糊了；因而每个对于前者的质询（inquiry）都不可避免地通向后者。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能有理由认为拉康已经遗弃了“常态”——就主体化的“标准”译本被制作出来以覆盖可被命名为一种“被迫的神经症化”（forced neurotization）的事物而言[12]。这种神经症的普遍化至今都没有能力独自说明“标准”主体的“变态”特性。如我们将在第四章的开始密切检查的，与象征他者中的一个结构性缺失的恢复相一致，拉康还认为所有主体都是潜在的精神病患者，这种情况只有通过一种具有副现象性质的“缝合”（suture）方法才得以避免。在这个象征结构的立场中，精神病在逻辑上先于“常态”。除此之外，在拉康的晚期著作中他又将倒错视为一种普遍化了的霸权社会结构（资本主义话语所概括的），但是“标准的”神经症患者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坚定（resolution）本身就要被构想为一种“父亲—译本”（père-version），是一张他者中缺失（the lack in the Other）的面纱[13]。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结论说对拉康著作中的“正常”主体进行准确界定的日益困难被一个知晓（awareness）所补偿了，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常态”必然带有神经症、倒错甚至精神病。
　　在这一点上，欲望概念的变迁是可以效仿的：虽然《研讨班V》和《研讨班VI》始终没有离开摇摆不定，但是拉康似乎仍然依赖于“正常”欲望的潜在思想，这常常被他唤起但从未被充分地阐明[14]。这里的“正常”欲望是明确对立于神经症性欲望的——就后者受制于大他者的欲望而言——同样它还默默地重叠于一个不怎么好的“纯粹”欲望的规定概念。当“纯粹”欲望在《研讨班VII》中被明确地作为“悲剧”欲望安置下来的时候，拉康不得不重新评定他对“正常”欲望和“纯粹”欲望的隐含认同。从这时开始，前者便总是被更为公开地联系于神经症性欲望，而神经症主体即被正常化。
　　与头脑中的这些详述相一致，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于想象主体，并对拉康开始将自我定义为一种想象功能的方式提供一个精确的说明。自我符合于主体在想象秩序中的认同的异化（alienation），考虑到其自恋的镜像（narcissistic-specular）本质，不应与无意识的主体相混淆。虽然这样一种想象的异化同样是主体的一个无法消除的先决条件，不过其彻底的（自我）破坏倾向只能通过主体对自我理想（ego-ideal）的象征代理的内摄（introjection）来克服。在这里强调的方式正是我的意图，依照拉康的反笛卡尔姿态，其中主体混乱的想象首先并首要地是人类“不适应”（dis-adapted）进化——偶然成功——的证据。在这个一般的基础上，第一部分还尝试了同拉康早期文本《家庭情结》（Les complexes familiaux，1938）——它创造性地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从行为学和心理学实验中提取出来的证据结合起来——的一种系统化对抗，既对儿童心理性欲发展的年代学“阶段”提供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心理学说明，又对作为一个本质性的象征结构的无意识提供了一种虽然破碎但很初始的主题化（thematization）。
　　第二部分包括了对象征主体的一个系统化分析。以一种完全相同的姿态，拉康将主体性联系于作为一个结构被理解的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法律编织物（legal fabric）的象征秩序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第一章首先关心的是对拉康著名箴言的探究，依照这些箴言，“无意识是象一个语言一样被结构的。”在此，我将竭力阐明无意识——尽管它被说成是象语言一样——为什么不同于平常意识话语的准确原因。这个对质之后，第二章详细研究了拉康说明个别主体主动登录作为社会基本法律的象征界以及在这样一种登录之前孩子是如何完全受制于大他者的方式。这同样是评定拉康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彻底的语言学重新思考的地方，以及对《研讨班IV》和《研讨班V》进行紧密阅读的地方；不管所有继承性的理论革新——这个最引人注目的卓越被授予了实在——拉康通过这些研讨班所达成的对三种缺失形式（挫折、剥夺、阉割）是正确理解主对象关系的必要先决条件的详尽讨论代表了其理论最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15]。
　　虽然这种对于结构语言学在拉康精神分析上的影响以及诸如“缝合点”（quilting point）、“父亲的名字”（Name-of-the-Father）和“菲勒斯”（phallus）这样的复杂概念进行描述的情形的确——或多或少令人信服的——在无数介绍性书籍中都可得到，但是本书第二部分的独创性在于其进一步阐明这些概念系统地围绕若干有疑问的问题而聚合的方式的企图。意识历时性的和无意识共时性的换喻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隐喻为什么也被说成是代表一个垂直的缝合点？是否有一种方式以适当地查明父亲的名字和菲勒斯之间的区分？
　　第三部分是本书最为广泛的部分，它处理了实在的主体；更为具体地说，它企图论证在认识到象征他者在结构上是不完整的之后，拉康逐渐——并非没有犹豫——以作为无法从对象a（象征界中实在的剩余物）那里逃脱的基本幻想的概念为基础对其无意识主体理论进行重组的方式。换言之，主体现在被构想为一个“实在与能指之间的中间项”。[16]第一章首先详细分析了“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这个公式的意义，并坚决拥护这样的提法：拉康在这种情形中从根本上颠倒了他先前关于一个超验的“大他者的大他者”——即，父亲的名字是“能指的能指”——的“结构主义”信心。这个检查是与1950年代后期对实在秩序之地位改变的一个精心审查相并行的；人们可以振振有辞地认为，对于拉康而言，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象征他者之“洞”（holing）是由于以一种更为直接和有力的方式使实在主题化（thematize）的最终必然性而产生的。在此我的分析将聚焦于《研讨班VII》的生产性矛盾——拉康的矛盾句允许了我们将他视作“两个拉康的中间人”。从这些构想继续向前走，第二章研究了作为基本幻想的主体的实在的主体，因而开启了一个新的问题——拉康是怎样独自提议主体化这个超越集体（意识形态） 幻想维度的实在的缺失的？这将首先涉及到围绕对象a——作为实在界的剩余（remainder）和提示（reminder）——这个关键点对（死亡）冲动和欲望概念的检查（研讨班V、VI和X中的关键段落将在这里被谨慎的分析）并最终将在最后两节中通向jouissace的“苦中作乐”（pleasure in pain）要首先被理解为主体对对象a的结构性享乐的论题。
　　本书预设了《研讨班X》之后的拉康教学应首先并首要地被标入在jouissance的标题下，而这样一种分类使得分离他关于实在主体的晚期理论与那些本来是伦理和政治的任何严肃构想成为不可能。虽然这个结论的章节大量关注了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作为一种关于“无”（ex nihilo）的伦理学——的创新的美学和本体论坐标以及经由jouissance的一种反违反的个体化（antitransgressive individuation）的相关的“纯粹”欲望的僵局（deaklock）及其可能取代，但是对于未来的研究而言，我非常明白它们是作为一个平台——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独自运作的。
　　“所有事物都被那个区分（弗洛伊德文本）的强大的链接的必要性所标记了。这就是当某人注意到他的话语仍然开着口子的地方时使它如此重要的东西——不过却隐含着一个必要性。”[17]这一观察导致拉康在别处就他对弗洛伊德著作的评释方法交付了显在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甚至解释那些隐含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在我眼中是合法的。”[18]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我深信对于拉康自己著作的任何严格解释都需要有一个同等合法性的“对缺口的填补”（filling in of gaps）：这正是一个专门评释的阅读以大量的创新论证其一致性的地方。 
　　众所周知，拉康总是通过提倡一个对弗洛伊德革命真正精神的“回归”来防御他对精神分析建制的颠覆。但同时他也毫不含糊地从事于对精神分析学的一个再发明。这里的悖论只是表面的：他的革新首先并首要地是建立在对精神分析之父的著作的一种精心阅读的基础上的；拉康创造性的加法源自于他在对抗和克服弗洛伊德著作的许多僵局之上的顽固坚持。以同样的方式，“忠实的”拉康派应承认现在正是需要回到拉康的时候。[19]虽然这样一种回归的目的不是要将其著作教条化——实际上对于在个别语境中鼓励一种与其“温和”的教条化（在女性主义/文化/电影研究中）正好相反的拉康的“动力学使用”，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为了恰当地（重新）指引这种学科间的努力，对拉康概念的一个详尽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在所有可能中，这还将表明他们比起自己在最初可能看上去的样子更少的故弄玄虚。总之，在对于拉康开放工作（open oeuvre）的一种爱情的忠贞以及必须与其泄露（divulgation）相符的理论尊重的名义下坚持对拉康著作的一个严格注解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