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特拉斯堡医学院的报告会》是一份其来源并不明确的复写文件。由于这则文本在某些地方是难以辨认的，因而它是带着一些每次都会提及的阅读假设复制而成的。

我不能说自己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相反，它是特别容易的。刚才我被介绍的那种方式本身表明，无论如何我都将已经以拉康的身份言说，因此你们将已经听到拉康【1】。

报告会（conférence）【2】不属于我的风格。它不是我的风格，因为十五年来的每个星期，我都在做着某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一种报告会，在狂热崇拜的时期人们称之为一种研讨班（séminaire）【3】，那是一种教学班（cours）【4】，但还是一种研讨班，它保留下来了这个名称。

我要说的是，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某些从一开始就轮班出现在那里的人，因为他们还是有一点流动性的（但是其中有的人确实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在这些课程（cours）当中没有一课是会被重复的。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些情况的进程中，对于那些当时围绕在我身边的一小批人而言，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给他们解释某件事情，某件现在将受到质疑的事情。而且，我的天啊，这件事情肯定有着足够的广度，以至于我还没有完全把它解释给他们。

怪了。或许也是因为我当时要解释的那件事情的发展本身，给我提出了一些难题，而且开启了一些新的问题。或许是这样吧，但是也不一定。无论如何，今天，对于那些知道我在谈论什么的人，还有那些甚至或多或少地知道一点儿我曾就此说过什么的人，即便是经由影射，我都丝毫不能声称自己甚至是在提及它的那些主要的迂回（les principaux détours）。

至于在座的其他人，我则假设他们构成了这次集会的一部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对此知之甚少。假如我刚才说的是真的，也即我从未重复过自己，那么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我甚至就此给了他们一种观念。

事实上，报告会的风格假定了一个公设，这个公设是“大学”（université）这个名称的根源所在：有这样一个世界（universe），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相互理解的话语的世界（universe du discours）。这就是说，几个世纪以来，话语可能已经成功地建构了一套充分建立的秩序，以致于一切都得以分类，分成了一些只需要分别进行研究的部门，在这些领域中，每个人都要为集体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小份力量，这项集体事业的框架可能是已经充分建立起来的：因为人们已经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工作。

那些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世纪的交叠而建立起来的知识，可能都是一些相加起来的知识，因此这些知识可以聚集起来以创建那种大学，即“文科大学”（Universitas Litterarum），这就是承载着这个名称的教学组织的原则，而这种思想与最简单的历史考察是背道而驰的。

然后，我的天啊，我恳请你们，请不要把“历史”这个词的意思理解成是在譬如说哲学史或者别的什么的名义下教给你们的东西，因为那是为了给你们一种幻象（即这些不同的阶层、这些不同的思想阶段相互产生了一个又一个）而进行的一种重新粉刷。稍微考察一下历史，你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相反，一切都源自于断裂（cassure），源自于一系列的试验和开口，而这一系列的断裂每次都会给出这样一种幻象，让人们错以为自己可以把话题转向一种整体性。

结果，你们只需自然而然地走进任何一家店铺——我的意思是说书店，而且是古董书店——盗取任何一本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籍：打开它，真正地阅读它，你们就会发觉在迷住他们以及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本质性的那些事情里面，有四分之三的事情你们甚至找不到头绪。当然，这些在你们看来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都是曾经在某个年代形成的，这个年代当然完全不是二十年前、五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但是它不会追溯到比笛卡尔更早的时候。

正是从笛卡尔先生开始，发生了某些还是值得注意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称之为现代科学的那种事物的开创，在我们看来，这种科学至少在表面上还是非常确定地是以一种效力著称的，而这种效力足以介入到我们每个人最日常的生活当中。但是事实上，或许正是这一点把它跟那些先前的知识区别了开来，那些先前的知识始终是以一种更加秘传的方式来运行的，由此我想要说的是一种特权，是人们认为只要少数人才拥有的那种特权。

至于我们，我们则沉浸在里面，沉浸在这种科学的那些成果之中。我的意思是说，这里再寻常不过的那些事情，甚至是你们坐在上面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小椅子，其实都是它的结果。从前，人们曾经用四条腿来做椅子，就好像它们是一些坚固的动物，总之它们必须相似于一些动物。现在，它们则表现出了一些机械的外观。当然，你们还没有习惯于此。你们缺少那些旧时的椅子。

因此，我是为了某件事情而进行教学的。这件事情诞生在那个历史的时刻当中，甚至在人们能够说出它之前的几个世纪当中，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人们就已经完全处在了那种叫作精神分析的科学的语境之中了。

正是如此才导致我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教学位置当中。这个教学的位置将要在某个点上、在某个地方重新出发，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完成过似的。因为这就是精神分析的意旨所在。

这是因为在某个迄今为止一直叫作心理学的经典领域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完成过，也是因为人们可以经由先前的所有那些历史条件来解释它。我的意思是说，尽管人们制作了一种非常精密的建构，当然这种建构可以在假定某些公设的时候充当某种基础，但是这些公设也肯定是它回溯性地重新建构起来的：毕竟，假如这些公设得到了接受的话，那么一切都好，但是假如某件事情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受到了质疑的话，那么就什么也不再运作了。

我的教学并不服务于这个目的，但是它却服从于它：它服务的是宣扬某件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拥有一个名称，它叫作弗洛伊德。

碰巧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具有一个名称。就其自身而言，这完全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本无法借助于一些人们称之为影响、借入和题材的简单观念来解答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知道源头是什么都会是有用的。在文学的层面上，以及在上述的“文科大学”的观点中，它正好是有用的。但是除此之外它什么也解答不了，一旦什么有一点存在的东西突然出现的话，譬如说一位伟大的诗人：想要以源头的名义去着手这个问题是一种纯粹的疯狂。

在人们所谓的日常教学之中，或者换句话说在我刚刚称之为报告会的那种风格之中，这种“源头”的观点也可能是有用的。唯一的问题在于，我起初就跟你们说过有一些断裂，也就是说有些人会从这里或从那里借取一些小玩意来滋养他的话语，只是这种话语的本质却出自于一个断裂的地点。

倘若我的教学服务于对弗洛伊德的宣扬，而且它也声称自己是服务于此的话，那么它在这种情况下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正好意味着让我感兴趣的事情不是把弗洛伊德缩减至他的那些源头。

相反，我将指出他充当着一种断裂的功能。当然，当涉及到要使他归队【5】，把他重新放回其在普通心理学中的位置时，还有其他人在竭尽全力地这么做，从而他们便忽视了唯一一件有趣的事情，也就是弗洛伊德为什么是一个名字，而在这个名字的周围纠缠着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即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中产生了这个名字的位置。

毕竟，为什么弗洛伊德还尚未具有什么灾难性的结果？为什么他的名字就像马克思的一样具有一种威信？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存在着一整个领域，不仅我们在其中能做的只是提及他，而且他的名字甚至在其中具有一种结点的价值，不管我们是否赞同他说过的什么事情，赞同可能是其信息的什么事情，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说那到底意味着什么，除非那是某种流传开来的神话。这个名字时刻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是如此致力于对弗洛伊德的宣扬，但是这与我将称之为“思想家的胜利”的那种事情相比，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情。当然它并不是跟思想毫无关系，但是在思想的效果对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的影响中可能已经存在着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而它则可以说是某种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以启发的东西。

你们可能会认为是医生们在目前承担着弗洛伊德信息的重负，你们可以说毕竟他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处理的那些具体的事情，我说具体，是在这个词具有一种共鸣（résonance）的意义上来说的，这些事情就是像那样产生的，一片，一块，大家都知道，总之是某种和病人们有关的东西，有人说病人们只是他们要处理的一些事情，只是某种会进行抵抗的东西。

弗洛伊德曾经教导过我们，在这些“病人们”（malades）当中，有一些人得的是“思想病”（malades de la pensée）。只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它是一种如此命名的功能，这种“思想病”是在我们说自己有点儿神经失常（travaille du chapeau）的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思想的水平上，这是否就是它的意思呢？

总之，直到弗洛伊德为止人们都是这样说的。这恰好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心理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 mentale）。在机体内存在着一些楼层，其中最高的那一层处在“操纵”（commandes）的水平上。这里的某个地方肯定存在着一个家伙，他待在一个小房间里，他可以从那里关掉天花板上面的一切。在某种其实是概括的水平上，这就是我们把思想想象成的样子，因为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某种引导装置（directeur）。而且也是因为假如它在这个水平上出了毛病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思想问题。显然，假如我们把这一切都关掉的话，就会产生某种紊乱（perturbation），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好好地活着，我们会摸索着走向一扇门，重头再来。就是这样，这就是“思想病”的经典概念。

“思想病”这个措辞或许还可以在另一个辖域中来理解。我们可以谈及那些得了思想病的动物们（animaux malades de la pensée），就好像人们谈及那些得了瘟疫病的动物们（animaux malades de la peste）【6】似的。这是另一种词义。我甚至不会去说思想本身是一种疾病。瘟疫的杆菌在其本质上也不是一种疾病。它产生了疾病。它给那些无法忍受杆菌的动物们产生了疾病。或许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思想本身不是一种疾病，但是它却可以让人生病。

无论如何，这都非常接近于弗洛伊德最初发现的东西。在疾病的水平上，存在着一些流通的思想，甚至是所有人的思想：我们的面包还有我们的酒，我们分享得不多的这种思想，对此人们可以换一种措辞，说：“思考一下你们彼此吧”（pensez-vous les uns les autres）。我们涉及的正是这种思想：要被引入到这里面的，正是要思考一下我们彼此，于是一些现象便产生了出来，它们与这个“思考一下你们彼此”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还构成了某种疾病的领域。

神经症：弗洛伊德就是以此来介绍他自己的。也就是说，思想的过程远非一种自主的功能，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只有通过赎回它的自主性，通过踩着彼此的肩膀而爬上的那架叠罗汉【7】的人梯，它才得以定位，它才得以构成。在一种自称是——为什么不呢？——哲学的传统中，这些人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使得一种纯粹的思维训练的条件显现了出来，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必须要孤立出来，以便思想在相反的方向上从那里重新抓住它起初为了保证其[得到]正确的训练而不得不防止的一切。

这个过程肯定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因为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特权是最终从那里产生出来的：即一种精确的物理学。但是，因为它是经由这种指向某一效力的文化的、孤立的工作而表现给我们的，所以它完全搁置了人类这种动物与思想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实人类这种动物从一开始就涉及到了思想，而且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甚至在再基本不过的生理学水平上——在这个词指定了那些再寻常不过的功能的意义上——那些活动、那些功能便已经以维持的名义、以滚动之物与移动之物的名义涉及到了思想，它们便已经服务于思想的功能了。

总而言之，哲学家们的工作给我们提出了一项假设，即思想是一种自明的行为，也即一种知道它在思想的思想才是终极的标准，才是思想的本质。而我们曾经以为我们为了孤立出这个思想的过程而必须使自己净化的，使自己摆脱的一切，也即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焦虑，甚至是我们的腹痛、我们的恐惧，还有我们的疯狂，这一切曾经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个唯一的侵入在我们身上的证据，即侵入笛卡尔所谓的身体。因为在这种思想的净化的刀刃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我们理解到思想是可以切割的：一切都来自于各种激情所带来的纷乱，来自于激情介入到我们器官运作中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经过一种哲学传统而最终抵达的地方。

但是弗洛伊德说的却完全相反。他让我们回去，他告诉我们，正是在我们与思想的关系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去探寻整个区域背后的机制——这个区域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似乎增大到了一种特别的程度——思想的盛行统治着我们的文化，思想的增长几乎体现在了人们所谓的“智囊图”（brain-trusts）里。一直以来思想都是有所体现的，而且在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最无效的、最糟粕的、也是最不可同化的事情中，在某些故障的水平上——这些故障似乎只应归功于亏损的功能——我们还是感觉到了它。换句话说，它在一个它根本不把自己理解为思想的水平上思想着。

再者，它走得更远，它思（ça pense），而且它在这个它无法理解自己的水平上思想着。这恰恰是因为它不想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理解自己。毋庸置疑的是，与其成为思想，它更宁愿放弃自己。而且更有甚者，它根本不愿意接受那些可能来自于外部的，那些鼓动它（即思者）把自己重新理解为思想的观察。这就是无意识的发现所在。

无意识的发现产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中，当时最无可争议的事情莫过于是这种思想的优越性，而且特别是，当时仍然有一些人，根据某些记录，人们称之为贵族，他们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后裔，是一些开化的文明人，这些人最终抵达了其正向思维（pensée positive）的阶段，他们把历史向我们的表明的那种过度的信任放进了人类心智的进展之中，放进了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即，在某些区域里，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帮助，只要稍微有人向你们伸出援手，你们就可以越过边界，进入那些可能自称是开明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圈子里。

的确，弗洛伊德的功绩便在于他发觉到了我们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观点来评价它，此后很久历史才提醒我们要变得谦虚，同时向我们指出了自某个时期以来我们便每天都可以伸手触及到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严格地说，在人类的领域当中——该领域的定义是其中的人们都能够以特殊的能力来运用语言——是没有任何特权区（aire privilégiée）的，而且无论人们是否是开化的文明人，他们都能够进行同样的集训（entraînements collectifs），同样的狂热（fureurs），他们始终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毫无任何必要把这个水平定性成较高的或者较低的，定性成情感的、激情的或者所谓的理智的，或者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定性成发展的水平。但是他们全都可以触及到那些同样的选择，而且他们全都可以把自己表达在同样的成功和那些同样的荒谬之中。

虽然弗洛伊德带来的信息经过他的那些多少有点儿残疾的官方代表们的传递——多亏了这些人的关照——而遭到了简化，但是弗洛伊德与一切自他那个时代以来发生在我们身上事情肯定是没有丝毫不协调的，而且他带来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对思想的进展采取一种更加朴素的观点。

弗洛伊德是没有丝毫不协调的，他仍然带着他的信息待在那里，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信息或许还是更加强而有力的，因为它仍然保持在一个更加令人迷惑的闭合状态之中，即使是在某种通俗化的水平上，人们成功地使它获得了某种浮动性（flottabilité）。恰恰是在人的存在是一种思想的这个水平上——这种思想在其自身中幸运地具有着它自己不知道的那个秘密的警告——人们发现有某种东西在弗洛伊德的这则信息中，甚至是在目前它正流行的那种形式下，现在它却被变成了一些药丸，变成了某种宝贵的东西，大概也是某种被异化的东西，但是对此我们却知道，我们是与这种异化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异化本身。

不论有谁不辞辛劳地试图重新返回这个信息带来的那个水平，证据都已经产生了，只不过是经由我的《书写》这部糟粕的文集而产生出来的，它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尤其是它引起了那些最不同的、最分散的甚至是那些有着最奇怪的处境的人们的兴趣，总之，任何人都会对它产生兴趣，它震惊了那些想要让文学的产生总是去回应某些需要的人。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书写》得以出售。每当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让自己处在他们的位置上，客气地跟他们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不知道”。然后，总之，我会提醒他们，这部《书写》只不过是我有时为了自己曾教导过的那些人们而写下的一些思绪、一些浮标、一些岛屿和一些标记罢了。我把药片搁到了一旁，搁在了某个角落里，以便他们记住我已经在某个时期讲过了那个东西。

第二天，我便离开了那位记者，他来问我为什么人们在阅读我的《书写》。总之，这部《书写》一定引起了这位来向我学习它的记者的兴趣。如果它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兴趣，那么这或许非常简单地是因为我在其中说过的那些东西。显然，存在着某种概念，我将其称作“需要”（besoin）的概念，当然是实际的需要，这就是整个宣传背后的原则，在需要的水平上，人们被震撼了。为什么他们需要这部看似是不可理解的《书写》呢？或许他们同样需要有一个地方，好让他们从中发觉人们谈论的是他们并不理解的东西。为什么不呢？

总之，我的教学目的都在于宣扬弗洛伊德，而这显然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处在大众的层面上，因为就像我刚才把它（他）解释给你们的那样，无论人们做了些什么，我要说的意思是：无论人们做了些什么，即便是把这些事情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称之为精神分析家的同行——我不过是其王冠上的一颗宝石——它们都跟其他人也即我的同伴们在做的事情是一致的。大众不需要我来给他们宣扬什么弗洛伊德，因为就像我刚才解释过的那样，无论我们做了些什么——随便你们怎样来理解他，哪怕是像我理解他那样来理解他——弗洛伊德都的确在那里。

因此，迄今为止我的教学努力显然不在于要在大众出版物的层面上来宣扬弗洛伊德。没有对此的需要，其实这样的教学没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把对它的关切和努力强加给我自己，假如它不是讲给那些精神分析家们的话。

译者：李新雨

译注：

【1】 此句中的“我将已经言说”（j’aurai parlé）与“你们将已经听到”（vous aurez entendu）使用的均是法语中的先将来时（futur antérieur），其语法形式类似于英语中的将来完成时，通常在复合句表示在另一个将来的动作发生之前就已经完成的动作或出现的状态，而在单独使用时，对于将来的一定时刻而言，它则表示一个将确实发生并完成的动作。也就是说，在拉康将以拉康的身份言说之前，在听众们将听到拉康之前，拉康已经在以拉康的身份言说了，而听众们也已经听到了拉康。关于先将来时，拉康曾在《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中给出了一段精辟的论述：“在我的历史中得以实现的事情，并不是已经过去的确指过去时，因为那已不复存在了，甚至也不是在我之所是中曾是的完成时，而是对于我正在成为的来说我将已经是的先将来时”（Ecrits, 1966, 300）。因中文很难表达这层先将来时的意思，故在此特别注明。

【2】此处的“报告会”（conférence）一词在法语中主要是指“会议”的意思，但同时还兼有“讲座”的意思。拉康在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说，“报告会”服从的是以知识为媒介的“大学话语”（discours de l'université）的逻辑，而他的“研讨班”则是在以对象a为动因的“分析家话语”（discours de l'analyste）的结构下进行的。

【3】拉康正式的“研讨班”（séminaire）从1953年开始一直进行到1981年拉康去世，每个学年拉康都会采用一个不同的主题，并就此进行一系列的教学，在此期间他的研讨班经历了两次中断与两次搬迁（第一次是在1964年由于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决裂从圣安娜医院搬到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第二次则是在1969年由于“五月风暴”的侵袭又从巴黎高师搬到了圣贤祠的法学院）。

【4】此处的“教学班”（cours）一词通常都表达的是“课程”的意思，但是考虑到拉康教学分析家（analyste didactique）的身份及其研讨班的教学维度，故我在此将其译作“教学班”。

【5】此处的“使他归队”（le faire rentrer dans le rang）在法语中也有“使之放弃特殊身份”、“使之重新成为平民”和“使之服从集体纪律”的意思。

【6】拉康在此影射的是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La Fontaine，1621—1695）的寓言诗《得了瘟疫病的动物们》（Les Animaux malades de la peste）。

【7】此处的“叠罗汉”（pyramide humaine）在字面上具有“人类金字塔”的意思，因而它在此影射的是一些人类的上层建筑，诸如哲学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