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英]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作者简介

托马斯·霍吉斯金（1787-1869年），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一，早年曾参加英国皇家海军，任海军上尉，后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而离开海军。他以本书（1827年出版）及其另外两本著作——《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出版）及《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出版）——而赢得了19世纪主要的反资本主义学者之一的名声。

本章主要内容

所有权保障和积累据说二者都是影响生产的。论述后者而不论述前者的理由。资本的定义。资本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它被用来为其所有者带来利润。在三种情况下被考虑的资本。倘若资本为同一些人所制造并使用，则它将促进生产。倘若资本为一组劳动者所制造而为另一组劳动者所使用，全部产品由两组劳动者在他们之间共同占用，则资本将促进生产。倘若资本所有者不是劳动者，则它将阻碍生产。后一情况就是现时的社会状态。设备与工资之间的差异。通俗的表达方式是造成对资本普遍的错误理解的一个原因。问题：如果没有资本的利息，还会有任何增加财富的动机吗？就此进行的思考。

除了我在前面已经论述了的那些范畴（它们在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一直受到注意）以外，从任何方面考虑，由于其对财富生产的影响，能够称得上“自然的”这一描述词的仅有的两个范畴就是所有权的保障和资本的积累。

我将对前者——它必然被认为乃一经由社会法规而达到的对象，尽管所有权本身或人类对其自身头脑和肢体的自由使用以及占用以其自身劳动所创造出的任何东西的权利乃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只字不提；因为在我们讨论所有权的保障的影响以前，必须对所有权的权利精确地加以界定，并且我们必须对这种界定的原则具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不愿以那些人——他们向人类大声疾呼保护所有权使之不受侵犯的必要性——同样的尊重程度来对待所有权的现有权利，如果讨论这一问题，我会碰到许多困难，并且可能招致某些指责。我承认即便是现时的所有权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不能十分有效地用以反对政府的侵犯和干扰；但是，就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也被保留来反对劳动者拥有其生产的任何和全部东西的权利而言，我完全反对当前流行的观点。在我看来，一批不做事的人占用劳动者生产物的权力，似乎是在前者中造成以酒度日和生活无聊的主要原因。他们的衣食需要有人赡养，必然过着一种缺乏有益目的和目标的生活。上述权力似乎也是在后者中造成贫困和不幸的主要原因，他们被迫赡养超出其自己家庭的许多人，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如何获得维持生活的资料上，尽管这种生活饱含辛酸以至于似乎没有维持的价值。由于通常再强调对所有权权利的尊重，并且由于与之相联系的过度的和激烈的情感，自由讨论这一重要问题不是没有风险的。因而我只能不触及它而仅限于指出，现时流行的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与他们自己的关于财富的定义直接相抵触的。

我也不同意现时流行于他们之间的关于积累的资本的效用的观点，我打算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我不想使本书具有争论的性质，倘若不是因为下述事实极为重要，即使大自然的明智体系尽量免除错误理论所加给它的罪名，并且以调节生产诸规律的自身单纯朴实所具有的充分易懂性而将它们呈献于读者之前。我也将有意回避对资本的论述。无论是有关资本的理论，还是劳动必须能在维持劳动者生计之外还必须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否则劳动即将中止的实践，似乎都和调节生产的自然规律相抵触。此外，我们关于公平分配或不公平分配的观念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关于资本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的观点。如果我们根据议会中讨论问题出现的频率来判断，这一主题还包含几个甚为重要的实际问题。不过讨论像资本的效用这样的抽象问题当不会涉及激烈的情感，上述种种考虑促使我要在这里对资本进行一番论述。在拙著《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一书中，我觉得我已精确地分析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和利用。因而现在我只需简要地说明在何种意义上资本的利用促进了生产就行了。

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区分出两类资本，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按照斯密博士的见解，组成固定资本的是：“第一，有用的机器和设备，它们促进和减少了劳动；第二，所有那些有用的建筑，它们是获得收入的手段，比如车间、仓库、贫民习艺所、农庄住宅及其必要的建筑物、马厩、谷仓等；第三，改进土地的各种设施，或者在改良土壤、排水、筑篱、施肥以及平整土地使之处于最适合耕种的状态等各个方面进行有利的规划的结果（我们或许还能将桥梁、道路、运河划人本大项；它们既是土地乙崩傲惩上的固定物，又是减少劳动的设施；第四，社会全体居民和成员所获得的有用技能。”[2]我之所以提出斯密博士列举的构成固定资本的诸项目，是因为它们远比以后任何作者的描述更为全面，其中没有忽视固定资本的最重要部分，也即社会全体成员所获得的有用技能，更是这一描述的巨大优点。[3]至于流动资本的定义，我将借用穆勒先生的一段描述。他说：“还存在另一部分项目，它们有助于生产并且在使用中消失。它们是在一组作业中被磨损掉的工具，以及只是通过将它们加以消耗而促进生产的一切项目，比如煤、石油染业者使用的染料、农场主的种子等等。在精加工制造业中被加工的材料也具有这种性质。在这一栏目下还必须包括为使固定资本中比较经久的诸项目能正常发挥功能而在维修上发生的消耗，比如维修道路和桥梁。所有这部分资本的明显特征是：它们必须在促进生产的过程中被消耗掉并且必须被再生产出来以便生产者得以继续其工作。还有另一件也是需要不断地被消耗掉并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劳动者维持生活之物，或劳动者的消费、劳动者的工资；不论劳动者是自己提供维持生活之物，抑或从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而得到维持生活之物，情况都是一样的。”[4]

上面提到的一些项目仅仅是作为举例而提出，这两类资本实际上包括了属于最广泛定义的财富的每一种物质对象。事实上麦克库洛赫先生在其最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给资本下了这样的定义：“一国的资本就是该国产业的这一部分产品，它可直接被用于或者维持人的生活，或者促进生产。”这一定义包含除了单纯用于装饰以外的一切财富。因此，必然应有属于资本的某种附属概念或某种关系，它把资本同处于别种关系下的国民财富区别开来。在我看来，给予劳动产品任何部分以资本这一术语所理解的关系的独特的和唯一的条件是：它不是为了在其制造、使用或消费中向其所有者提供任何享受，而是为了某种日后的利润而被制造、使用或消费。用斯密博士的话来说，它是“旨在为其所有者获取收入”的国民财富的一部分。

例如，制造一台驱动棉纺机的蒸汽机并随后加以使用，并非因为我们对巧妙的机械装置有任何喜爱，而只是为了要从棉纱中获得利润。除非是从中得到收入，没有人会在斯特兰德街开店或在泰晤士街建立仓库。在地里排水、耕地并围以篱笆，是为了未来预期的收获，而非出于这样的想法：犁沟和灌木树篱可以给景色增添几分秀丽。[5]染坊主很少经心或并不经心他染在绸或棉布上的迷人色彩，他只是为了日后的利润而使用染料。资本家或财产所有者向工人的劳动支付货币或货物只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即工人和蒸汽机或土地的排水一样，可以为其生产出价值大于他们工资的东西。与此相反，工资对于那些消费工资以维持生活或为了得到享受的人来说就不是资本。一个人向另一人或国家出借的任何财产被称为他的资本；因为他并非将该项财产用于满足其即时的需要，而是为了用它带来收入。在多数情况下，每个人也在同样意义上学习某种技艺（比如说制鞋）；并非因为他在制鞋中找到任何乐趣，而只是为了最终他能靠这门技艺而维持生计。也许没有一门技艺是为了它能提供享乐而使人们去学习它的，虽然有许多技艺在学习时令人体会到乐趣；因此，社会成员获得的一切有用才能并非为了这些才能本身的原因，而是为了最终的利润才被获得的。一个人为了以后的生产而制成或获得的任何东西，他为了利息而借出的任何东西，他为了利润而用去或消费的任何东西，均属于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范畴。

乍一看来，每年产品中用于再生产或用于其所有者获得收人的该部分产品的数量越多，每年产品的增长也将越快。这种观点是一切支持资本的生产性的见解的根源。但是，虽然资本的每一部分均能为其所有者带来利润，不过资本是否促进了生产却取决于资本本身的性质。投资于公债的资本或者抵押贷款的资本均给其所有者带来收人——税款的一部分或被抵押财产的租金——这和按相同利润率而投资于蒸汽机的资本一样，但前者不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倘若资本的每一部分都像一台蒸汽机或木匠的一把刨子——它们都是被制造并被用来促进生产的——一样，则全年的生产总额将会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有很大数量的资本是被出借以分享别人的收入或产品，这部分资本对整个财富不具有促进影响。个别资本家的发财并不一定会增加国民财富。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资本是否真正具有任何促进生产的影响，我们仅仅考虑固定资本，暂时不考虑流动资本（特别是用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流动资本），这种考虑方式应该说是最有利于资本在促进生产这一观点的。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要区分三种情况，资本积累的影响在三种情况下极为不同。第一，资本由同一些人制造并使用；第二，资本由两组不同的人制造和使用，他们在他们之间按公正的比例分享他们联合劳动的产品；第三，资本为一组既不制造又不使用资本的人所有。

第一，倘若旨在促进生产的设备、工具染料等由同一个人制造并使用，我们必然将要假定：他发现这些劳动是有利可图的，否则他就不会进行这些劳动；并且他拥有的这些由他制造并使用的设备的每次积累都将促进他的劳动。十分清楚，这种积累的极限就是劳动者制造并使用设备的能力。同样，国民资本数量则受限制于全体劳动者有利地制造并使用该设备的能力。由此可见，当资本由同一些人制造并使用时，当他们生产出的一切均属于他们自己时，资本的的确确是在促进生产。

第二，资本由一名劳动者制造并由另一名劳动者使用，双方按每人付出的劳动在生产商品中所占的比例而在他们之间分配由制造和使用该资本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制造资本者必然发现该项工作对他而言是生产性的，否则他将不会继续从事它；使用资本者必然发现资本能有助于其劳动，否则他不会为它付出任何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的积累和使用将是有利的。但是我要更确切地指出，社会一部分成员从事制造设备，而另一部分成员则使用设备，这正是劳动分工的表现，它能促进生产能力并增加全体的财富。只要两名劳动者（如就社会而言，则为两个劳动阶级）的产品在他们之间分享，这样的设备的积累或增加（在他们能够制造并使用的限度内）将和它们是由一个人制造并使用时同样有利。

第三，一名劳动者生产或制造设备，另一名劳动者用以进行生产，他们不能按公正的比例分享他们协作劳动的产品.只是为了第三者的利润。资本家只是设备的所有者，他本身并非一名劳动者他在任何意义上均无助于生产。他拥有对一名劳动者的产品的所有权，任何时候只要他认为他能通过使用或消费它而为自己牟利，他就把它转交给另一名劳动者，或者是暂时地（如对多数固定资本来说），或者是永久地（如对工资来说）。除非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永远不允许已经归他所有的一名劳动者的产品为另一名劳动者使用或消费。他利用或出租其财产以分享劳动者的产品或天赋的收入；掌握于其手中的这样的财产的所有可能的积累，只不过是他对劳动产品的权力的扩大，它阻碍着国民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现时就是这样的情况），劳动者必须和非生产的懒汉分享其产品，年产品中也就减少了这一部分而不能被用于再生产。

倘若只是资本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在他们之间分享他们协作劳动的产品，则生产性劳动的唯一界线将是：它是否能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舒适的生活。但是如果除了这一点——不论他们是否为资本的所有者，他们均须做到这一点——以外，他们还必须生产满足资本家的东西，则该界线的范围就将大为缩小。当资本家除非能在劳动者维持生计之外，还能获得一定利润，否则将不允许劳动者制造或使用设备时，为生产性劳动设定的范围显然就远远小于大自然所规定的范围了。随着资本在第三者手中的积累，资本家所要求的利润总额也在增加，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对生产和人口的人为的阻碍。劳动者进行的一切生产不可能全都符合资本家的要求，这种情况阻碍了诸如沼泽地排水、荒地的开垦和耕种等无数工作的进行；进行这些工作可向劳动者提供生存资料，因而能使他们得到巨大的好处，尽管这些工作不能在此之外再给资本家提供巨额利润。在现时社会状态下，劳动者绝非资本所有者，资本的每次积累都增加了向其强索利润的数量，并压制了所有那些仅仅能使劳动者过上舒适生活的劳动，但是，劳动并不需要比这更多的东西；所以在现时社会状态中的资本积累阻碍了生产，从而也就阻碍了人口的增长、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知识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固定资本这一术语包含了人类某些最伟大的发明，它们对劳动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机器和工具，劳动者只能完成为数极少的并且非常欠完善的工作。没有染料，他不能染出任何色彩；而没有煤，他就不能熔化金属。机器、工具和煤显然有助于劳动者，但是我们必须通过劳动来准备或得到它们。所以是用于准备它们的劳动促进了随后的生产，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一旦承认了是劳动生产了一切东西（即便是资本），则将生产能力归因于由劳动制造和使用的设备就是胡说八道了。一切资本都是由人所制造和使用的；对于把人排除在视野以外而将生产能力归因于资本的观点，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认为生产能力乃一活跃因素，它只是人的独创性的产物和人的意志的被动仆人。

在作为资本而被列举的项目中，我们看到了工资或劳动者维持生活之物；但是工资不同于设备，它并不促进生产。例如，棉纺广主给予其劳动者以相当于向其邻近的屠宰匠和面包烘制匠取得一定数量的肉类和面包的订货单，然后他再给予屠宰匠和面包烘制匠一定数量的棉布作为对上述订单的偿付。倘若他给予其工人的是一定数量的货币，他或许不会立即从屠宰匠和面包烘制匠得到这些货币（他的工人就是在他们的店铺内花掉他给他们的货币的），但是他通过在市场上销售其布匹而得到货币。劳动者的真实工资并不存在于货币，而是存在于用货币买来的东西。因此，在一个资本家（他拥有酿酒厂和酿制黑啤酒所需的全部设备和材料）将他以出售黑啤酒而收人的货币支付其酿酒工人，后者用以购买面包的同时，面包烘制工人也在用其货币工资购买黑啤酒，啤酒厂主支付其工人的货币于是又回到其手中，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两种工人的真实工资均由另一方的产品所组成，或者说烘制工人制作的面包换取了啤酒酿制工人酿制的黑啤酒。对所有其他商品来说，都是同样的情况，并且是劳动——而不是资本——在支付一切工资。

倘若一个棉纺织厂主或一个酿酒厂主同时又是一个银行家并且在其邻近地区发行纸币，情况就更为一目了然。这时他给其工人的只是一张支付一定款额的票据。应该指出，所谓资本家的预收或预支，大部分就是由这种票据组成的。这种票据只是表示允诺承兑，可用以交换屠宰匠或面包烘制匠的肉类或面包，屠宰匠或面包烘制匠又将该票据转给放牧人或磨粉匠，后者或者再通过其与银行的业务往来或者再将该票据作为货币汇至伦敦支付租金而使该票据返回银行家手中。厂主要么用货币要么用票据来支付工资；他的工人用这些工资换取别的劳动者的产品，不论是货币还是票据，他们都不会把工资留在手中；而厂主则用其工人已经织成的布匹以换回票据。他于是再支付工资，而货币或票据则再经历次同样的周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在工资——不论它是处于资本家手中的股票或货币的形式还是处于劳动者消费物品的形式——中不具有哪怕是最少的类似于设备和机器所具有的那种协助或促进工业操作的能力。

而且，倘若资本的积累是财富的来源，则既然流动资本的利润和固定资本的利润相等，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劳动者所吃的面包和肉类、他穿的衣服，甚至他消费的杜松子酒、黑啤酒和烟草等也都像由人类灵巧的技艺和积累的知识所造出的最精密和最强有力的机器一样，在促进着劳动了（而资本家也因为已经给予劳动者消费它们的权利并从向劳动者转让这种权利中得到收入）。这样一来，尽管劳动的棉纺工或织布工的破烂茅舍难以为其惊恐的和泪丧的居住者提供一处免受严寒侵袭的栖身之地，资本家却得到了如同来自使用蒸汽机时同样数量的巨额利润，也就成为合情合理的事了。在我看来，认为在工资和设备中存在着同样的生产能力（因为资本家在两者上都获得利润）的说法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错误。如果是有意提出这种说法，就更值得我们加以最严厉的谴责，因为其结果是要证明资本家现在于年产品中占用如此巨大的份额是合理的。这种说法把体现于机器中的知识和技能给予劳动的全部巨大帮助完全划归资本家所有（不论资本家是利用它来支付工资抑或它存在于有用的设备中）。

我不打算评价经济学家们在资本问题上产生我认为是错误见解的种种根源，尽管人们正确地指出，“挖出错误的根源等于消灭了一半错误”；但是通常使用的语言存在着明显的毛病，它导致许多错误，以致我不能对其完全保持缄默。例如，我们通常总是不无语病地说一座风车磨坊在磨碎谷物，以及蒸汽机代替了几百万人工作。这种说法使人们对事物产生一种极不正确的见解。并非那些设备在磨碎谷物和纺棉纱，而是制造设备者的劳动和使用设备者的劳动在完成这些工作。例如，是设计和建筑磨坊者以及几乎不可胜数的为他们准备建筑磨坊的工具与材料者和将那些工具与材料从遥远的地方运来者（他们自身又使用着十分复杂的机器完成其工作，这些机器又是极为众多的人共同劳动的产物）的协同劳动建成了磨坊；然后磨粉工利用风力以及石块硬度超过谷物硬度这一特性，通过其劳动将谷物磨成粉、过筛装包才能提供给面包烘制工使用，磨粉工在劳动时使用的种种设备磨石筛子布袋等又都是由某些其他劳动者所制作。同样，蒸汽机所干的任何工作乃是矿工、冶炼工、铁匠、工程师、司炉工和无数其他工人联合劳动完成的，它不是无生命的机器完成的。以前全部纺纱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纺纱者或其丈夫用刀制成粗陋的纺纱杆和锥形物体（当时用于纺纱的仅有的工具）。当发明了纺车后，纺车制作者和纺纱者的共同劳动乃是制造纱线必不可少的；结果生产出了远远超过过去任何同样数量的劳动者所能生产出的棉纱。随后有人制成了蒸汽机并将其用于驱动，又有人制成了走锭精纺机和细纱机，他们成了纺纱者的助手；这种受知识指导的劳动的效率与最初那种粗陋的纺纱方式（它利用一个木质锥形物体边旋转边下坠而从人的大拇指和食指间搓出纱线）的效率相差如此悬殊，以至于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纺出的棉纱量大约相当于4000到5000名最初的纺纱者能纺出的棉纱量。事实是：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产生了不同种类的工人的有知识的技能，它们替代了较不熟练的劳动；这种有知识的技能与已被它们逐步替代的粗陋的劳动相比，能生产出多得几乎无法计算的更多的有用商品。按照现时通常的说法，这种技能的生产能力被归因于看得见的产品——设备，并未制造和使用设备而只不过是拥有这些设备的人们把他们自己看成是生产性的人；倘若他们同时又是劳动者，在规划和指导着那些制造和使用设备者的操作的话，上述假象尤为突出。政治经济学家也许就是被这种不正确的语言诱导而犯了错，他们因此将该增长的生产能力（它源自整个社会增长的知识和技能）归因于固定资本的积累。

还有另一个明显的错误，它也在实践中导致各种谬误和弊端，我必须提醒读者对此加以注意。构成一国固定资本的大部分商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移动，这本是十分清楚的事。倘若没有熟练的人手，一些最常见的设备和工具都将毫无价值；它们之中有许多都是固定于各种场所和地点，或者与不能移动的建筑物相连接车间和仓库、农庄住宅、马既、谷仓几乎与土地本身同样不能移动它们能够被摧毁，但是不能被搬走。土壤的改良、土地的排水和施肥都是人类双手的业绩，人们进行并完成了这些业绩，但是无法撤回它们。另一些劳动可能使上述设施变得无用，但是不论是这些设施还是其赐予我们的效益都不能运往法国或美国。桥梁、道路和运河可能因年久失修而损坏，它们也可能被拆掉；但是没有人会不辞千辛万苦而把材料装运到西班牙或巴西去。流动资本的主要部分是食物，我们需要进口食物；因而向其他国家出口哪怕是一丁点儿食物，对我们也是不利的。煤、染料或制造业的任何其他原料的出口量也不能比现有水平再有任何增加。我们通常是这样一些产品的进口国而非出口国；并且我们能够有利可图地予以出口的那些产品，我们均已达到了最大的可能出口量。因此，除了社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有用技能以及他们能够随身带有的东西（因为有极少数的某些设备——比如船只——是可以轻易移动的）以外，一国的资本是不能被赶出或送出的。

人是可以（并且已经）因专制和压迫的法律、宗教迫害、政治上的暴政或使人无法承受的苛捐杂税而被迫离乡背井；但是除了人以外，资本永远不会被迫送往国外。所以把道路、桥梁、运河和耕地弄出去的谈论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但是我们却不断地从议会议员——他们本人就是资本家，或者与资本家联盟——那里听到制止这些东西作为资本而流失国外的危险性这样一种反复重弹的老调。事实上，据说是为了防止它们被赶出，英国已经制定了禁止工人联合的法律，从原则上说，这些法律的残暴程度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法并无差别。这也许适合那样一些人的意图，他们认为他们由于保持了我国令人吃惊的苛捐杂税制度、我们的谷物法、教会法典以及我们在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的垄断而受益，为了把英国的全部不幸归咎于对更高工资的要求，他们会根据其自私自利的目的，颁布保持劳动者服从的法律。我能理解他们的动机，但是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说法是怎样使整个社会相信的。当英国的工业由于各种社会法规而在其目前的沉重负担下费力地前进时，把我们的制造业者有时在外国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事实归咎于英国劳动者的高工资，有如忽视月球的影响而将海洋的潮汐归因于少数河流的山洪暴发。

在明确指出资本在那些既不制造又不使用资本者手中的积累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时，我不能忽视另一种说法，即倘若资本家的股票不能获取利润，就会没有储蓄的动机，没有对勤劳的刺激，从而没有国民财富的增加。我不忽视这种说法，而且正因为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不想草草地和教条主义地来论述它。十分清楚，给予资本的利息乃是刺激储蓄和勤劳所必需的这种说法是与下述论断——劳动力将按照它被酬报的程度而变得精力充沛和熟练——完全相悖的，因为利息只能取自劳动者的产品。我能理解以利息或利润的名义占用他人产品的权利为什么会成为贪婪的刺激，但是我不能理解减少劳动者的报酬以增加懒汉的财富怎么会增进勤劳或加快社会财富的增加。当封建的地主是国家的全部奴隶劳动者的绝对主人的时候，给予资本的利息是有益的，它有助于削弱地主的权力；但是把这描述为普遍的自然规律乃是不小的错误，这一规律仅仅适用于消除或减少一特定的霸占。

通过联系我们的感情来思考人口原理以及观察北美荒野所发生的情况，我想我们在“倘若不存在给予资本的利息，社会是否能前进”这一问题上，我们将会得出不同于通常得出的答案。北美发生的情况使我们相信，每个劳动者的产品全部需要用于赡养其自己的家庭。一般来说，教育并赡养子女乃一促使劳动者勤劳工作的充分动机。当子女被养育成人并学会了某种手艺，他们变成了劳动者，扩大了劳动分工，促进了知识的增加，于是轮到他们来增加社会的人口和年产品。在我们目前的状态下，与年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资本家的储蓄也在同等程度上被消费了（而且大体上是被劳动者消费的）；但是这部分年产品首先进入资本家手中他自己先用去了很大一部分，而这部分本来是可以留给劳动者并使他们得以赡养更大的家庭，从而能够促进——资本家的增多则不能促进——劳动分工的。《议会政治评论》杂志的一位作者写道：“促成储蓄的动机与可能成为储蓄本身的任何附加部分毫无关系。”我认为在父母之爱中存在着促使人们勤劳并节省自己消费的根源，这种节省使人们得以经由与家人分享其劳动的产品而赡养家庭；而当许多家庭都能得到良好教育时，国家的财富和人口也就得到了增加。

实际上把资本称作某种节省下来的东西乃一可耻的欺骗。资本中有许多并非计划用于消费，并且从来也不是为了享受而被制造。当野蛮人需要食物时，他摘取大自然天然提供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一把弓或一投石器使他能杀死相隔一段距离的野兽，他决心制造它，而在制造它的同时，他又必须赡养自己。他什么也未节省，因为工具从来就不是被制造来满足消费的，尽管其本身的性质比鹿肉更为经久。除了不同的劳动由不同的人来执行——一人制造弓或犁，另一人捕杀动物或耕种以赡养工具和机器的制造者——这一点以外，上述例子足以代表在社会每个阶段所发生的情况。贮藏或贮存商品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而且只能是短时期的并且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存放过的商品的效用通常都会降低。所谓资本家的贮存其实是被劳动者消费了，不存在实际的商品贮藏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从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中也能找到一种满足我们老年时需要的保障，这种保障比积累的储蓄能提供的任何利息更为可靠。至少劳动者应永远记住，储蓄或资本的利息是由劳动的产品支付的。它只是给予他们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后代的劳动的权力，我相信倘若它不是依靠法律而强行索取的话，它是可以通过子女对父母的孝心而获得的。保障老年时不致匮乏的自然的和最好的储蓄方法就是抚养、教育和训练我们的子女。当老人们不再能辛勤工作时，他们将从他们子女乐意为报答他们过去养育之恩而做出的回报中，找到一种来自令人愉快之源泉的有把握的维持生活之物。那些想用靠惩罚强制执行的议会法案和社会法规来取代这种互相的爱心的人，把国家的繁荣寄托于前者而非后者，他们相信立法手腕的程度必然超过了对大自然的明智的信任。

我们看看北美的荒野，那里的家庭繁殖极快；那里种植的或生产的东西中有大部分都是在家庭中消费的；除了在城市以外，那里的年收人中没有用于储蓄和拿出放利的部分；那里的劳动者拥有大量财富，他们使用的许多设备都是自有的。在相对来说较少地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劳动的地方，我想我们均将发现这种情况得到证实。美国在财富、国力和人口等诸方面的增长速度均快于已经大量积累了资本的任何国家。因此，社会发展是否有赖于对资本支付的利息，这是一个需要得到个人的情感和私人生活的理解的问题，它需要在我们的爱心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如果一般来说双亲愿意与其子女分享其劳动产品，如果他们具有一种自然的动机要把他们的子女养育成人并教会他们一门谋生之道，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存在着一些不断倾向于增加劳动者人数的动机，它们和想要获得支配别人劳动产品的权力的欲望无关，与卑劣的野心——所谓要出人头地和仿效那些已经对其同类作威作福者的愚行和罪恶——无关，它们也和职位的高低与财产的多寡无关。当劳动者人数得到增加，也就发生了增长的生产和消费，这就是积累或国民财富的增加这些术语的全部含义。

注释

[1]《国富论》。第2篇，第2章。

[2]令人颇感奇怪的是：正文中提到的所获得的有用技能中有许多乃是国民固定网资本仅有的这样一种组成部分，它们从来不曾为其所有者带来利润，而资本家占有了这些所获得的有用技能的产品，得到了巨大收人。斯托契先生说：“国民资本包括生产阶级天赋的和获得的技能，个人资本的性质是排斥这些技能的。不论个人的天赋才能如何高，也不论天赋才能使他得到的收入如何多，倘若他除了这种个人的和无法拿走的资本以外，不具有由可传送的价值组成的资本的话，则将他称作资本家是违反我们全部已有的概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第5卷，第60页）任何现有的财富分配理论均不曾阐明这一异常现象。

[3]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第2版。

[4]应该指出，地主和农场主现在提出的因属于土地的资本而允许他们向社会其余成员征税的要求，无异于要我们向他们已从靠教区救济生活的农民勒索来的劳动付费。除了劳动者的劳动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属于土地的资本；劳动者的监工已经靠劳动者的劳动致富，现在又打算为其压迫行为而索取更多的赏金。

[5]倘若纸币的发明和使用只是说明了“资本乃某种储蓄而来的东西”这一概念的谬误，其他什么也未做的话，它也完成了一件重要的大事。只要资本家为了扩大其财富或支配别人的劳动而不得不从其财产中拿出贵金属或其他商品的真实积累，我们就会继续认为资本积累乃是真实的储蓄的结果，并且社会的发展也有赖于它。但是当发明了纸币和羊皮纸证券以后，当出现了下述情况——一个除了这样一张羊皮纸证券外什么都没有的所有者每年都能得到一笔收入（表现为若干纸币），他可用以得到他要使用或消费的任何东西并无须花尽他的纸币，他因而一年比一年变得更为富有，或者来年他有权收人更多的纸币或对劳动产品享有更大的支配权——以后，关于资本并非由任何储蓄而来的东西的论断就变得很清楚了；它也证明了资本家并非靠真实的和物质的储蓄发财，而是靠做出某种事情——这种事情按照某种传统的惯例使他能够获取别人劳动产品多余的部分——发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