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和地方性一直是人们思考科学时所不得不面临的一对矛盾体。逻辑实证主义通过为科学塑造一种客观的根基,从而消解了人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达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则不断消解这一客观基础,最终在库恩那里科学成为了地方性空间的内在产物,时间和空间开始进入科学本性的概念化框架之中。SSK 把库恩哲学更推进一步,将涂尔干的社会实在论移植到对科学的考察之中,从而塑造了一种涂尔干化的新康德主义进路①(Latour,1999d)。然而,以社会建构消解科学的认识论地位,将科学局限于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空间内,虽然发掘出了传统科学哲学所忽视的社会维度,但在获得新的洞见的同时,也丧失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解释力。

SSK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方面。⑴SSK 的反实在论立场,取消了科学的认识论地位,但是它也会面临着一般反实在论所面临的“奇迹论证”难题,即科学的有效或科学的成功(success of science)的基础问题;⑵SSK的社会实在论,尽管恢复了人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但又将之塑造为了一种社会人,使其根基落脚于超越性的社会结构,却忽视了社会结构本身的历史性和建构性;⑶方法论上的经验研究进路和反身性立场,使得SSK在坚持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同时,却又以科学为榜样来确立SSK自身的认识论地位,这样,传统社会学的方法论根基(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却又将自然科学排除在其研究视野外)在SSK这里就不复存在。

这些难题的根源在于SSK 在哲学上的二元论立场,它与传统实在论的差别仅在于,用同样超越性的社会取代同样超越性的自然作为了科学的根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SSK[或更广义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内部在上述问题上发生了分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SSK的学科危机②。为解决这一危机,科学论领域的诸多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本体论领域,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实践研究学派或后建构主义学派(林奇)。皮克林和拉图尔是其中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其情境科学观主张将认识论的问题本体论化,在一定程度上了规避了SSK的难题;但是由于两人在深层本体论立场上的差异,使得两人的认识论断言获得了不同的本体论效力。

①Bruno Latour, For David Bloor...and Beyond,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9,30(1), p.114.

皮克林和拉图尔认为,传统对科学的反思因循了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框架,即在普遍性的意义上为科学寻求超越性的基础。这种超越性,一方面表现在为科学寻求一个抽象的、外在的实体作为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科学的反思脱离了科学的具体实践过程。尽管自波普以降,哲学家们开始关注科学研究的具体历史过程,SSK 甚至主张以经验案例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察科学的实践过程,揭示科学的社会本性。但实践在SSK那里仍然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即仅仅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远不具有本体论地位,因此,SSK 的理论逻辑在根本上仍然是近代科学基础主义的社会学翻版①。皮克林和拉图尔的共同之处在于,在科学得以产生的地方性情境中反思科学,关注“作为实践的科学”与“行动中的科学”。这样,科学就摆脱了普遍的、一般的认识论框架,进入了具体的、特殊的科学研究之中,在此意义上,皮克林呼吁扎根于实践的冲撞之中的科学,拉图尔则呼吁要从科学的世界步入研究的世界②,并疾呼“(大写的)科学(la Science)已死? (复数的)科学(les sciences)万岁!”③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将抽象的社会概念具体化,将最初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社会结构转变为为了特殊的个体行动者,从而将社会学的任务限定为对个体化的科学实践的描述,规避社会解释。本质而言,情境科学观的核心立场是将认识论问题本体论化,把实践纳入本体论的视野。

不过,皮克林和拉图尔的工作之间也存在差异。在皮克林看来,所有的人类因素和物质因素都在实践中冲撞,而科学则是在这种冲撞过程中“瞬时突现”(temporally emergent)的产物;进而,在规避了社会学解释的意义上,他赋予冲撞以后二元论、后人类主义的特征。拉图尔的思路是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改变对整个世界的看法,由原来的实质主义转变为关系主义;这样,在SSK 那里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差别,就被彻底抹煞,一切行动者都在网络之后得以重新界定和互相界定。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将科学本体论化;不同之处在于,拉图尔的体系中已经彻底消解了二元论,而皮克林尽管自称为后二元论、后人类主义,但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二元论和人类主义的残余。

①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邢冬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版前言,第1—2页。

皮克林和拉图尔都主张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理解科学。皮克林将科学视为实践和操作,拉图尔则将科学是为联结(association)网络和转译(translation)链。

首先,将认识论问题本体论化,规避了传统实在论在知识与世界关系问题上的静态反映观点。在传统实在论看来,一边是世界,一边是科学,如果科学反映了世界,那么它就是好的科学,如果没有反映世界,那么就不是科学。但是实在论的这种主张面临着逻辑(作为认识论的科学如何通达外在的、客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实在)和历史(科学总是在更替中发展)的困难,因此招致了众多反实在论者的责难。如果将科学作为实践、作为一种行动,那么,科学就不再是知识,而是成为了人类世界与非人类的物质之间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关系中,人类和非人类的世界彼此交织,共同界定。认识论的这一转变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在SSK那里被概念化进而被形而上学化的社会,其超越性被取消。因为在“物质世界”(皮克林)和行动者的联接网络(拉图尔)中,社会必须被展现为实践层面的内在性因素才能存在,因此,任何超越于实践的“外在主义”(林奇语)的实体,都应消解。另一方面,科学概念的本体论化,实际上规避了传统表征科学观在知识与外在实在之间的认识论难题,科学开始成为本体论层面上的行动方式,进而其根基也只能在于实践。皮克林强调了“知识生产的情境以及路径依赖”,认为“科学知识实际存在于由多重的理论抽象缠结而成的知识表征链之中,围绕这种表征链的各种联合本身,则依赖于实践的冲撞并且成为这种冲撞的产物”①。拉图尔则将传统指称理论的实指性(ostensive)界定方式,改造为述行性(performative)界定,“按照行动者的所作所为——其述行——来对之进行定义”②,科学的陈述或术语所指代的并不是某种外在的实体,而是科学研究从自然、仪器、数据到文本所形成的完整的链条,因此,科学有效性的根基就不再是外在的实在,而是这一转译链条的完整性。拉图尔将之称为“流动指称”。这就为科学的有效性找到了现实根基。

其次,本体论化认识论的逻辑后件是一种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皮克林的实践概念在表征性语言与操作性语言之间进行区分,“表征性语言描述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面貌的知识的活动”,由此使人们陷入了对科学是否恰当表达了自然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争论。要摆脱这种争论,就要转向操作性语言,“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行动,也就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成为了借助于机器以捕获物质力量的行动者。在这种捕捉中,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相互实现的方式彼此交织。他们各自的轮廓在真实实践的时间性中突现,在实践的演化中彼此界定、相互支撑。在这种历史性的实践中,各种力量以舞蹈的方式经历着“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③,因此,科学就成为了“实践的、目标指向的以及目标修正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进而成为“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经由阻抗与适应辩证运动的人类文化④的一个进化领域”⑤。

①皮克林,《实践的冲撞》,第219、第84页。

从中不难看出,冲撞科学观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瞬时突现性”,其基本含义是“一种在实践中发生着的纯正的偶然”,皮克林所构想的是一幅不可预期的图景,在其中,人们对下一刻即将发生什么毫不知悉,也不能从当下引申出任何能够决定未来文化扩展轨迹的线索。因此,我们只能在冲撞式的实践中,去发现下一个被捕获的物质力量是如何被建造出来的。就此而言,捕获只是一种偶然的发生。“纯粹的偶然性构成性地融入我们所理解和把握的冲撞模式中,并且这种构成性融入完全可以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在力量的舞蹈的过程中实现。这种冲撞模式无休止地重复自身,阻抗与适应的力量持续地、不可预期地在其中实现。”①

拉图尔的偶然性是建立在转译或转义(mediation)概念基础上的。在拉图尔看来,转译是任何行动者之间发生作用的一种方式。当两个行动者并未相遇时,它们有着自己的行动路径,但彼此的遭遇,会使它们合成为第三个行动者,从而走向新的方向,而且这一方向无可预期,人们只能在行动发生之后,才知道行动走向何方。就如在巴斯德研究乳酸菌的案例中,巴斯德本人事先并不知道在实验结束后,他会变成什么样的巴斯德;从乳酸菌的角度,人们更无从事先得知乳酸菌通过实验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因为乳酸菌在实验前根本就不存在。

当然,强调科学的偶然性并不等同于任意性。尽管布鲁尔等人的社会建构主义也强调科学的偶然性,但他们的偶然性是一种社会偶然性,在实践中仍具有必然性,因为社会在其因果模型中仍然扮演了规范性角色。将认识论本体论化之后,科学的偶然性就成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尽管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却并非认识论者强加于科学,而是在其真实的实践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皮克林和拉图尔仍然承认现代科学的力量,拉图尔甚至在此意义上仍然承认进步是存在的,如其所言,“说科学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并不是反对或谴责科学。然而,这的确是对置身于我们的本体论想象和广泛的实践之上的霸权的一种挑战”②。

将科学从必然性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就是取消了科学的超越性,而赋予其以新的内在性。当然,如果科学是一种理论,则其内在性就是理论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很可能将我们导向理性的逻辑结构,但在两人的哲学体系中,内在性是扎根于实践层面的自足的建构,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决定力量。

①皮克林,《实践的冲撞》,第21页。

第三,情境知识。将科学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偶然性的突现,将科学的内在性理解为实践的内在性,这使得皮克林和拉图尔都走向了一种情境知识的科学观。皮克林将科学视为实践中各种要素的冲撞性联合,强调“知识生产的路径依赖”和“瞬时突现性”,实际上就是将科学界定在具体的地方性情境之中。拉图尔在此与之相似。不过,他是从其形而上学体系中得出这一点的。拉图尔的形而上学,用马基雅维利式或尼采式的话语来说,就是力量的形而上学,用塔尔德(Gabriel de Tarde)的话来说,就是联结的形而上学。但不管被赋予什么名字,其出发点在于——万物,就其自身而言,既非具有可还原性,又非具有不可还原性。即是说,万物,就其在身而言并不具有内在性;此物之为此物,是由它所处的关系界定的,因此,内在性的根基也只能在于实践。于是,物之为物,人之为人,都是一种关系效应,都是实践的结果,而且,物与人也都随着实践的发展[以事件(event)为标志]而变化。科学同样是如此,一条陈述能够成为科学,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地方性网络而言的,当科学开始被运用于他处时,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具有普遍性,而仅仅是因为与科学相伴随的网络发生了扩展。①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情境科学观使得传统科学哲学中几对概念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和。皮克林和拉图尔都主张科学的建构性与相对性,但科学的有效性却是与此相抵触的,这也是在“科学大战”中科学家们对后现代主义阵营的主要批评理由,这一理由尽管素朴却极具现实反驳力。但在情境科学观的视角下,这些概念的含义都发生了变化。建构性是指科学内在于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这也是情境科学观所主张的认识论的本体论化的准确含义。就相对性而言,皮克林主张“知识的产物对于其特定的文化先行者而言是相对的”,但是“在理解文化扩展时,不存在任何我们可以依赖的具有普遍性的实体性法则,在文化扩展中,连接现在与未来的只有在冲撞中显示出来的瞬时突现的发展轨迹,而没有其他的东西”。皮克林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拉图尔所批判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②,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一种实践相对主义。拉图尔同样坚持相对主义,但这并不是指为科学寻求某种基础,而是要在不同参考系之间建立起联系:调整测度工具,制定一系列度量衡标准,编纂各种符合关系的词典,讨论规范和标准之间的共存性,扩展标准化的网络,确立和商谈测量的评价标准,以使得它们可通约,如此等等。放在行动者网络理论③的视角下,即为拉图尔所说的网络的建造工作。因此,“相对主义是在数据之上进行漂流的一种方法,从不是掉入数据之中而被淹死”④。拉图尔是在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符号学分析中得出相对主义的这一含义的,即在不同的参考系之间确立联系的方法。⑤ 进而,科学研究的目标,不仅不是消除相对主义,而是增加“更多的相对性”⑥。在此意义上,科学的有效性必须要以科学的建构性和相对性为根基,因为正是后两者赋予了科学以本体论的含义。如其所言,问题并不是“它是实在的还是建构的”,而是“它是否被建构得足够好,从而能够成为一个自治的事实”? 因此,拉图尔的观点就是“越建构,越实在”,建构意味着联结数目的增多和联结范围的扩大。⑦

进而,科学的地方性与普遍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统一。情境科学观将科学的有效性根基奠定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之中,因此,有效性的扩展必然伴随着实践情境的扩展,这就是科学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不再是传统哲学所讲的无条件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普遍性。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哲学所追求的一般认识论原理与情境科学观所追求的实践中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

概言之,皮克林和拉图尔的工作,目的在于规避SSK 的社会建构主义立场所导致的科学有效性难题,其方法就是将被SSK 所排除的自然因素重新纳入到对科学的说明之中,不过这种纳入并不是在自然与社会、客观与主观之间玩弄概念游戏,而是基于一种实践和生成视角的对科学的描述。他们实现了劳丹对科学合理性概念的扩展计划⑧,从而为科学塑造了一种实践合理性。在此意义上,皮克林称自己的理论为实用主义实在论,拉图尔自称为建构主义实在论。不过,正是对实在问题的讨论上,两人开始分道扬镳。

①Bruno Latour, Les microbes,guerre et paix,suivi de Irréductions, Paris: EditionsA.-M.Métailié La Découverte, 1984,pp.171 265.

哲学家们在实在论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认识论维度的实在论,即科学理论存在真假,其根基在于它与外在的自然实在之间的符合关系,其二是本体论维度的实在论,即自然外在于或独立于认识者而存在。情境科学观在认识论上采取了与传统实在论相反的思路,将科学与真实的科学实践联系起来,即皮克林所谓的实用主义实在论和拉图尔的建构主义实在论。但他们在在本体论即自然实在的意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实际上,皮克林的实践建构主义不具有彻底性,他仅仅主张科学实践是被建构的,这种建构最多扩展到了仪器,但实在本身并未进入建构的视野;皮克林的后二元论也不彻底,因为他仍然赋予了人以不同于物的特性,就此点而言,皮克林可以被定位为一种“对称的人类主义”;这导致了皮克林哲学中的规范主义残余,即可以将冲撞与适应的辩证法视为经过实践化改造的波普式的证伪主义。对拉图尔来说,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在本体论领域展开,他甚至提出了“在巴斯德之前细菌不存在的”极端主张;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和行动哲学否定了事物自身的内在性,赋予其关系内在性,因此,任何行动者都是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无所谓异质与同质,因为不管异质还是同质都是靠网络来维持的;既然物甚至实在本身都是被建构的,那么自然的超越性就决然不存在,因此,波普式的证伪主义就被发展成为了一种寻求差异的证伪主义。

尽管哈金将皮克林和拉图尔作为社会建构主义①的两个主要代表,但实际上两个人所主张的建构范围是不一样的;皮克林侧重的是对传统实在论之认识论部分的建构,尽管他将这种认识论本体论化,拉图尔主张的是本体论的建构,是对实在论之最根基的部分——实在——的建构。

皮克林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在论,其解构性含义是对“传统实在论驻留于知识和世界本身之间的无时间演化的反映关系”的反驳,其建构性含义是指“科学的表征连不是终止于‘世界本身’,而是终止于对物质力量的特定的捕获和构建”,进而,“通过为科学知识如何与我们的世界发生关联提供其自身独有的答案,冲撞在起点上就窒息了探寻反映论问题的任何冲动”。尽管科学的本体论化使得皮克林缓解了传统实在论的认识论难题。但结果却也并未如他所说的“从起点上窒息了探寻反映论问题的任何冲动”,皮克林坦言对“反映论的问题”持“不可知论”的立场②,但实际上他的不可知论仅仅针对夸克学说(对自然的表征)是否反映夸克(自然本身)而言的,对夸克本身,皮克林语焉不详,但其背后的隐性含义是,夸克独立于人类力量而存在。

例如,他所说的物质力量是指“格拉泽的探测器的作为”,物质要素的重构是指“这一过程(气泡室的建造过程)……在追求对物质力量的捕获中物质性要素的持续重构”。因此,皮克林在谈到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筑模活动中人类因素、物质因素、社会因素的持续重构时,其中的物质性因素都是指仪器的重构,而非作为仪器之研究对象的粒子或夸克的重构。因此,科学的历史性,也就仅仅是知识生产的情境性,最多只能是本体论化的科学之认识论地位的历史性和现象世界的历史性,而非真正深层本体的历史性。③

①哈金的社会建构主义更为强调过程性建构,而不是强纲领意义上的社会建构主义。

许多学者都在此意义上指出皮克林的建构主义实际上并未将“实在”本身囊括在内。部分学者将皮克林的工作定位在了认识论领域。哈金(Ian Hacking)指出,“皮克林并没有宣称诸如夸克之类的客体是被建构的”,而仅仅是说,“关于夸克的观念,而非夸克是被建构起来的”。① 巴拉德(Karen Barad)强调,“皮克林的‘纠缠’(entanglement)概念显然是在认识论层面而非本体论层面上而言的”,因此,其“后人类主义”也仅仅是指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的相互适应或者响应。”② 塔尔斯(J.E.Tiles)也认为皮克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更多地指向认识论,其关键点在于将科学知识的根基从外在的、静态的自然转变为了物质程序与概念模型之间的共同结果。③ 金格拉斯(Yves Gingras)尽管没有直接将皮克林的工作与认识论等同,但他区分了仪器的建构性与实在本身的建构性,并在此问题上与皮克林发生了一场争论。“皮克林在物质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上含糊其辞,我们无法明了‘突现’的意思是‘存在’还是仅仅‘变得可见’”,皮克林强调“物质力量在与实践的关联中瞬时突现”,但是“物质力量本身是否瞬时突现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他所有关于‘突现话语’的讨论,远不能成为‘非突现的’、‘传统的’实在论的一个有说服力的替代。”④皮克林并不认可这一评价,他回应说,“在格拉泽实施其方案之前,气泡室绝对不存在:‘气泡室’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如果有人造出这个词,那它也无任何意义。在格拉泽的工作之后,这个词和这一对象都存在了,后者在粒子物理学中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⑤不过,金格拉斯对此回复并不满意,他回应道,“皮克林再次混淆了机器这一被构造的对象与实体这一没有被构造的对象之间的差别;……它们具有‘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地位’。”⑥勒沃维茨同样认为皮克林的“突现”概念仅仅是指物质力量“变得可见”,而非“实体开始存在”⑦。可见,在最核心的问题即自然实体甚至实在本身是否被建构的问题上,皮克林并没有进行解答。

①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68.

拉图尔的建构主义实在论则从“实在”一词的词源上指出,“正如拉丁语词res所表明的,实在就是那些阻抗之物”①,因此,“实在的,并不是说众物之中的一物,而是指阻抗的梯度(gradients de résistances)”。拉图尔所说的阻抗,实际上是表明各种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其他的诸多动词都可以作为替代,例如“凝结”、“折叠”、“遮掩”、“强化”、“打磨”等。进而,“没有任何力能够,如人之常言,‘认识实在’(connaître la réalité),除非它通过在其对他物的阻抗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差别”,所以“无物可以被认识———它们只是被现实化(réalise)”②。可见,在拉图尔的哲学中,实在不再对应于外在的物,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这一新的界定允许我们讨论某物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实在性之类的问题。于是,当拉图尔在讨论巴斯德与细菌的关系时,他将历史性在赋予巴斯德的同时,也赋予了细菌,甚至可以宣称,“在巴斯德之前,细菌并不存在”;当他在讨论居里夫妇与钋的关系时,他将历史性同时赋予了居里夫妇和钋,进而认为“钋这种元素并不是因其自身而成为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钋,来自于它与居里夫妇的实验操作之间的关系”。从根源上来讲,拉图尔的经验哲学取向,使得他破除了对物的本质性界定方式,于是,问题从“物是什么”、“钋是什么”转变为了“某物何以成为某物”、“钋何以成为钋”。基于此,哈金在古德曼的意义上称拉图尔为非实在论者。③

皮克林在实在本身的建构性问题上犹豫不决,可能的理论出路有两条。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否认夸克本身的建构性,预设本质实体的存在,导致历史性、建构性在深层本体论的层面上止步,这很容易走向一种实践层面的波普主义;站在激进的立场上,皮克林否认实在本身的建构性,但同样可以切断深层实在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将科学的根基完全建立在现实实践层面,进而将实在视同为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尽管存在却无法认识。皮克林本人选择了前面一条道路。

①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87,p.93.

皮克林的科学发展模型可以表示为,科学家提出“目标”或“动机结构”,而后通过仪器检验,如果仪器检验失败,则为阻抗,于是科学家就不得不再变换“目标”,如果还是失败,仍然是阻抗,直到有一次成功了,则意味着适应的产生。科学在科学家个体(及其背后的理论、文化、社会等因素)、实验仪器和实验对象之间的不断的阻抗与适应中前进。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因素不具有决定地位。科学家和社会因素不具有决定地位,这非常容易理解,因为科学家的目的以及社会因素都在实践过程中得到了重构。但物质世界(夸克本身、实验仪器)的地位如何理解呢? 皮克林说,“在人类力量一次次积极迸发之间,穿插着一段段的人类活动的消极被动,这种消极被动可以对称地理解为物质活动的阻抗所在”,因此,在“完成每一次(仪器)重构”之后,“格拉泽总是暂时后退”,探测器的作为——“爆炸式沸腾或沿着粒子轨迹或其他什么方向扩张”,这“显然独立于格拉泽”。进一步,“各种结果最终依赖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部机器或者那种仪器是否有目的地捕获或架构了物质力量”。进而,“特定的物质过程以其固有的方式运行,格拉泽所能做的只能是要么接受,要么抛弃”①。因此,物质力量的瞬时突现并不是说粒子本身瞬时突现,粒子本身并非“变成”粒子,粒子一直是粒子,只不过这种“捕获”过程是瞬时突现的,就如金格拉斯的评价,粒子变得“可见”,而不是粒子开始存在。

皮克林的这一立场,同样体现在他对客观性的讨论中。皮克林让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其含义就在于科学实践中阻抗与适应过程的非人定性。麦克阿瑟(Dan McArthur)抓住了皮克林客观性概念的核心,“‘冲撞’中包含的某些要素独立于任何科学家个体,因此,由冲撞所产生的知识是‘客观的’”。② 这实际上强调了人类的目标与意图具有一定的限度,会受到物质世界的制约,“内在的目标和计划不能决定结果”,“这种经由与物质力量与各种规训力量(它们本身就不依从于任何个体意义上的主体)对抗而实现的对人类力量的动机性结构的脱离便是冲撞所展示给我们的科学的客观性的基本含义。”③因此,“所谓仅仅发生了是指:当格拉泽以这种方式构造他的仪器时,不产生任何轨迹;当他以那种方式构造仪器时,轨迹出现了。这便是隐含在冲撞中的瞬时突现的实质内涵”④。最后,“物质世界如何存在(how the material world is)便以一种非确定的、复杂的和间接的方式,渗入和影响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表征”⑤。从深层本体论而言,皮克林仍然保留了旧式形而上学的痕迹。

因此,哈金对皮克林的评价是合理的,即科学实验的对象是存在的,被建构的仅仅是关于对象的知识。皮克林虽然有时也谈到科学事实的建构,但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科学事实是指“对世界的经验陈述”,也就是科学实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与拉图尔所说的科学事实TRF或钋并不是一回事。其次,皮克林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设想了一种“应答式”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的简单表示就是,科学家提出问题(问题并不单单是理论的,也包括通过设计仪器进行的提问),物质世界进行回答;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科学家就会对问题进行调整,然后再“放弃他的主动角色,被动地静观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阶段“物质世界自行其是”。⑥联系到上文皮克林所说的“依赖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特定的物质过程仪器固有的方式运行”,所这些都强调了物质世界从其本体论意义上而言的独立性,这再次印证了皮克林所说的不可知论,其范围仅仅是认识论,在本体论上,皮克林仍然在传统意义上承认实在。如果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可以对皮克林的立场做如下理解,外在世界的独立性能够为科学的最终结果提供判定。这与波普的科学发展模型类似。

①皮克林,《实践的冲撞》,第60、217、61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皮克林与波普的观点完全等同。其差异之处在于,波普要求的是理论的证伪,而皮克林则通过人类力量、仪器与科学对象(夸克)之间的较量,寻求对概念和仪器或实践方式的证伪;波普的证伪是在观察和经验层面上得出的,皮克林的辩证法则更加关注实验过程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合谋。

对拉图尔来说,由于实在的概念发生变化,本体论也就成为了一个变化的概念。这样,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扁平化的领域。其中,实在(科学对象)、仪器、科学家以及各种背景因素都成为了在同一个平面之中进行运作的要素。他的科学发展模型就是通过不断扩大这个平面的范围,从而将更多的物质因素和人类因素囊括进来,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因此,他的试错法并不是要求一个深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然后通过与这一实体之间的谈判从而判定科学的认识论地位,而是看是否产生差异、是否将更多的差异包含在内而获得评价。拉图尔因此呼吁:“完全可能重铸一种可错性原则(falsification principle),与卡尔·波普所设想的那个原则相比,这个原则更具可调整性、更有辨识力、更富敏锐性。”①

与拉图尔相比,皮克林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仍然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进行了区分,其标准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导向②。在此意义上,布雷斯劳(Daniel Breslau)认为皮克林仍然没有进入后人类主义,只不过与SSK的人类主义(社会决定论)相比,他的人类主义开始具有了对称性,即科学和人类社会都需要在实践的冲撞中不断生成和再生成。③ 拉图尔的拟客体(quasi-object)概念要比皮克林的物质世界概念有力的多,因为拟客体实际上已经完全规避了传统认识论为知识所寻求的那两个归宿——理性或者实在。皮克林对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分割,使得人们有可能得出两种结论,一是过于强调和夸大人类的力量,甚至认为人类力量可以重构物质世界(布雷斯劳对皮克林的定位)④;另外一方面,如果将物质世界的“自行其是”夸大,这又回到了传统的实在论,而拉图尔的“制造中的世界”的经验形而上学立场,则在两者之间开辟了第三条道路。

①Bruno Latour, How to Talk About the Body?the Normative Dimension of Science Studies, Body& Society,2004,10(2 3),p.214..

冲撞科学观的合理之处在于将科学概念本体论化,从而展现出了被传统所忽视的实践过程中各种要素的冲撞过程;其不足之处在于,仍然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做出区分,这使得其实用主义实在论中保留了二元论的痕迹:科学要么被太强的人类主观性所俘获,要么被太过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俘获。尽管皮克林强调物质力量也是突现的,但这种突现更多是停留在实验仪器和实验现象的突现上,对于现象背后的实在即夸克的突现,他并未给出有说服力的讨论。一方面,这使得皮克林能够祛除超越性的有效性观点,开始将科学的效用问题具体化、现实化,将其奠基在了本体论层面的操作之中,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有效性问题的理解。但另一方面,皮克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仍然保留了深层本体论层面上实在的客观性,这就使得它的理论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实践试错法,最多描述了有效性如何发生的现实图景,无法从深层次找到有效性的原因。

拉图尔则坚持一种彻底的建构主义立场。他的体系中不再有人类和非人类的区分,在此意义上,他成为了皮克林所说的后二元论者,因为任何事物从其本性上来说,都是平等的,都无法成为中心。因此,拉图尔的哲学不仅是祛主体化的哲学,也是祛客体化的哲学。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实中的事物总是等同的,因为一物与另一物之间总会存在转译,一物可以通过转译将他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从而成为一个中心,但这个中心并不是先天的,它是靠后天的努力组织起来的,就如卡隆的“必要通行点”和拉图尔的“运算中心”的概念一样。就科学研究而言,在科学家、科学仪器、科学对象之间,并不存在中心,因为其本体论地位都处于变化之中。内在性的破除使得拉图尔能够走向一种彻底的关系主义;而皮克林对内在性概念的保留,就使得他不可避免地遭遇人类主义或实在论的责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拉图尔彻底解决了科学的有效性问题。而只能说,相较于皮克林而言,拉图尔将将一切形而上学因素都消融在一个扁平化的实践概念之中,社会、理论、仪器与实在本身都在不断地相互建构,进而,其有效性概念就摆脱了实践与背后的实体之间的矛盾。拉图尔的贡献在于,将有效性问题中所蕴含的一部分规范性维度,转变为了现实问题。但如果继续深入提问“为何某种建构方式更加有效”,拉图尔对此也无法回答。不过,在拉图尔的体系中,这个问题不应该被提出,如果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巴什拉的问题式(problématique)概念或库恩的范式概念,那么,拉图尔的经验形而上学体系和“追随行动者”的方法论立场所蕴含的问题式或范式,禁止了这一深层规范性问题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