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现代社会都想建立符合其理想的秩序，拒绝听任命运的安排。  

                                                                                            ——雷蒙·阿隆  

马克思对其身后的人文社会研究产生了持久而巨大的影响，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派别或马克思的支持者。对马克思的思想史效应进行理论化，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知还是思想史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的思想史效应  

马克思既是科学家，又是革命家。在理解马克思巨大的历史影响时，这两者缺一不可。不过，迄今为止，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以“革命家”压倒“科学家”的认知倾向仍然是主流思维方式。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核心内容、思想史地位等重大问题的理解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产生一些义气之争，不仅错失了许多重大的思想史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压抑了从理论上深入研究马克思并揭示其当代性的新契机。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近二十年来，文本学和思想史叙事成为国内相关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持续的动态。本文认为，那是两个必须认真关注的思想史研究基础方法论问题，亦是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的关键性难题。不过，要真正深化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而不是流于口号，需要严格的思想史眼光。当脱离思想和社会语境的抠字眼式术语“考据”成为想象中的学术水平标志，类型化的“以Х解马”模式成为学术辩论的机智，就更需要提出我们必须面对的“思想史的事情”。思想史效应研究正是这类事情中的重要一种，它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中经常零散地提及但却缺乏必要的理论化。  

关于马克思引发的思想史效应，米尔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严肃地指出，西方“相当多的现代社会科学一直在同马克思的著作反复进行未被人们注意的辩论”。无疑，辩论的内容和形式都实际上直接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复杂的意识形态原因之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个事实不仅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力，而且直接暗示了其原因：他比其他人更准确而深入地切中了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哥白尼、达尔文以及之后的弗洛伊德等人具有相似的遭遇。与日心说、生物进化论以及无意识学说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亦是一种世界观的变革，这使得马克思成为现代思想争论的中心。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科学上触动了人类历史的全部自我理解，而且预言了人类历史千年未有之革命——即无产阶级解放——以及在这场革命中理论的命运——即改造世界，这使得其接受过程更加曲折与漫长。  

不过，只要有充分的耐心和眼光，透过这一曲折和漫长的过程，我们将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思想的中心并实质性改变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在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理论、文艺学、哲学等这些领域，马克思主义早就成为主流研究的中心资源和核心范式。关于这些领域的成果，我们不再赘述，但有必要提及两个重要领域的争论。一个是历史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叙事之一但不见得需要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标签，20世纪80年代，霍布斯鲍姆有过精彩的概述。另一个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下文将要展开讨论的罗斯托以及彼得·德鲁克例子说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它不可能改变微观经济学的话语，但它关于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宏观分析却是绕不过去的真知灼见。正是因为这一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竞争是虚假的：一方面无视经济现实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批判性分析（例如关于剥削问题的研究）夸大为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则基于价值立场以现实社会主义失误将诸如计划和指令夸大为集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敲诈。与之一致，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指出的那样，“尽管自由主义及其倡导者在不同的国家或时期具有结构性变化，但其统一的基础是始终不变的：个人经济主体对私人财产的自由占有和支配，以及对这些权利的政治和法律保证。围绕着这个固定的中心，自由主义的全部特殊经济和社会要求都是可以修改的——甚至到自我取消的程度。因此，在自由主义统治时期，只要被威胁的自由和私有财产安全要求，国家权威对于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就会频繁发生，特别是当这种威胁来自无产阶级的时候。专政和独裁国家倾向的观念并非不适合自由主义。”由于这些复杂的理论与现实势态，在面对思想史效应时，需要精心的理论准备。  

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也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开花结果。例如，在考古学领域，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柴尔德便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而产生巨大影响的典型。在传播学中，伊尼斯不仅明确地表示不应遗忘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先驱研究意义，而且其中心概念和思路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一致，而他的学生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个中心观点便是套用了恩格斯著名的“工具乃肢体的延伸”命题。这些都是各个学科的经典，我们熟悉它们，但不见得关注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于20世纪后半叶人文地理学以及新型的都市研究、文化研究，它们的生长本身就直接受益于马克思主义。多少令人意外但也不是不可理解的是，在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中，新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核心资源之一。在这些思想史效应参照下，就不难理解保罗·利科的一种说法了。他认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对现代人觉醒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三位思想家对虚假意识的批判，创造了一门有意义的间接科学。说到这里，可以小结：在多数学科中，马克思主义是能够经受学术和理论检讨的基本方法论，它为当代人文社会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甚至可以说，我们在其中如鱼得水以至于忘记自己曾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马克思。  

何以马克思在思想史上产生了如此影响？或许，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源自它的政治盅惑、理论阴谋或乌托邦诱惑什么的。不过，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提出它们的人自己也会明白。题首引语出自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这句话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基本来源之一。以其作为引子来强调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具有特殊的说服力。因为，阿隆的流行形象乃是一名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其对萨特和阿尔都塞分别代表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路的判决性批判具有重大的思想和理论影响。如果说，在这里，阿隆的判断根据是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在其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概括出历史创造所需要的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辩证法，那么，在更大的范围，我们将看到，受这一观点激励的20世纪重要思想家可以说数不胜数。阿隆是站在右翼立场上公开表达自己对马克思尊敬的代表；列维－斯特劳斯是学院派的代表，他公开表明自己对马克思的终生钦佩；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吉登斯则由其出发选择自己乌托邦现实主义立场。这些宗师级人物的例子都表明，马克思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思想家们的尊重，源自他精准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变迁的重大规律或经验。这正是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之可贵品质。在今天，我们回首向他行注目礼的时候，这一点应该成为基本的出发点。  

二、思想史对马克思反应的模式及理论意义  

从思想史效应角度观察马克思，并不只是为了简单地证明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史的真正意义在于为我们自己从各个方面来剖析当代社会打开改造世界可能性提供方法论的支撑。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具有上述意义的学说和理论，思想史研究就要进一步判定其基本方法论和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见解，它们又如何影响了人类各方面的思想，从而为我们自己的态度选择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此来说，需要进一步深入其具体影响和争论。  

我主张用一种结构化的思路来解读西方思想界对待马克思的典型态度。具体的方案是将其区分为八种:公开的挑战、虚假的竞争、无私的赞赏、实用主义式的利用、灵活的发挥、严格的注释、全球化语境下肆意的学术时尚消费以及真正的思想敬畏。关于这八种态度，本人曾经撰文简要地阐述过。在此，我对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做进一步解释。  

公开的挑战。一种社会理论遇到公开挑战，并非坏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围攻的人越多(当然理论不是今天手机和网络上的情绪发泄和瞎起哄)，其价值和意义可能越大，越是可能贴近社会生活的事实。这是因为，正如波普尔《猜想与反驳》提出的真理可证伪性标准暗示的那样，一种不能引起人们反驳（证伪）兴趣的理论与真理无缘（所谓不值一提的谬见），一个引起人们群起而攻之的理论往往比它的对立面更接近真理。这个道理并不难以理解。弗洛伊德曾说过，日心说、进化论和无意识学说是对欧洲自信的重创，它们打破了地球中心、人类中心以及理性主义的迷信，由于这一原因，它们也饱受质难。马克思主义比这三者更为复杂，它以彻底的启蒙信仰阐明了劳动创造人、暴力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历史变迁不取决于个人的动机但最终会服从于人类的集体意志等重大命题。这也是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将革命作为自己终生事业的基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因为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就排斥它，在科学上，那将是欠诚恳的。西方进入现代性后，随着阶级对抗日益明晰，与之相伴，人文社会研究本身亦彰显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无论是以商业原则为原型的契约论和功利论对专制主义和教会权威的挑战，还是接下来社会主义思想对日益成型的商业社会之个人主义弊端的反动，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不外在于这一历史。不同的是，它通过历史变迁客观规律的揭示而把启蒙规划的现代性解放推到了彻底的立场：以无产阶级解放为道路，打破既往的阶级和阶级对立，创造自由人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在目标和手段上达到了彻底性，而且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科学和意识形态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并毅然地站到了社会历史变迁要求的方向之上，如《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的那样，“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正是这一原因，它与包括资产阶级科学在内的一切旧有意识形态坚决地划清界限，并处在对立之中。反过来，从原教旨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势不两立不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而且没有人能够真正跳出这种意识形态对立。  

从思想史角度说，指出这种对立不是要求我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这一基本对立中来观察它对我们所追逐的思想之事业的影响，它们对双方论战的问题以及论战形式可能产生的扭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中最显著的景观，而且它们双方都在这种对立中发展着。如果以“自由主义”这个泛称来描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理论上，这实际上并不准确），那么自由主义在今天多种复杂的变体说明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的发展也见证了它亦是与时俱进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并不是自我标榜取得了何种丰功伟绩，而是为什么较之马克思时代，这个世界更需要我们去改造它。这必然需要自我反思，毕竟马克思主义预言了新世界的到来但现实却是延宕的。就此而言，从思想史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挑战具有极大意义，它呈现了我们自身在理论上的短处与不足。因为，我们的敌人比我们自己更了解和更尖锐地指明了我们的缺点。正是从这一角度说，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仍然有一项基本的工作没有完成，即马克思主义反对派思想的历史研究。由于主旨限制，本文不可能展开论证，只能以下述问题作为例证来阐明我们从那些公开的挑战中可能并且应该学习到的东西。  

从米塞斯到今天，自由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批评，但其中心却是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客观规律这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它们的批评有一个特点，即一直都倾向把马克思主义逼入极端，将其描述成为“不必做任何事就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者（即把对手变成独断论），将其描述为包罗万象的“大全”体系（即把对手变为全能崇拜），从而证明其在前提上的理性假设缺陷和在逻辑上对人的忽视。这本来是很容易回应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从第二国际考茨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到苏联以“联共布党史教程”为底本的原理派马克思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错误的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解释，把轰轰烈烈的历史变迁过程简化为数学公式，这反而为上述自由主义的公开挑战之合理性做了注释，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正是在这一思想史语境中，冷战结束后，尽管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只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的一种没有创造力的回声，却引发了巨大的学术和理论效应。这种反应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严肃课题是，必须避免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地把握特定社会的特点。  

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评估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规律的基本主张。在这个问题上，正如上述阿隆的引文直接表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普罗米修斯情结代表着的正是不愿成为规律和法则奴隶的那种抗争精神。这种精神与其关于辩证法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性质阐述完全一致，贯穿于马克思对历史规律的理解上，简言之，便是：从历史运动角度打破关于社会理解的自然史崇拜，这种崇拜正是我们在常识上用命运所表达的东西。马克思说，“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就是要打破以李嘉图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对抗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的教条，这个教条构成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核。探明这个内核，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可以说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主流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不彻底的和虚假的。  

基于第一种效应，也不难理解“虚假的竞争”这种现象。罗斯托那样直接叫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极具典型意义。因为，其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历史过程理论相反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实际上是打着“反经济决定论”旗号的经济决定论，而按照他本人的解释，这种方法论乃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看法。对于这种独特的“竞争”，需要在理论上追问的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反《共产党宣言》”时无法避免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问题？罗斯托的特殊之处在于，通过引证马克思为自己开释，在直接意义上，他坦诚地面对了自己论证可能面临的逻辑矛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就如上述马尔库塞引文所强调的那样，多数自由主义者是不会顾及这一点的。例如，像哈耶克这样的反决定论者，把一切都交给自发市场时，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者；有意无意地加入反《共产党宣言》行列的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当他以生产力进步为依据预言比资本主义还要纯粹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变相的经济决定论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悖论式现象？  

之所以看来像悖论，原因在于我们对于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这样的概念以及它们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作用的曲解。首先，正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拜物教概念阐明的那样，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经济决定的社会。在这一意义上，他确实把经济决定论视为严格意义上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意义，即准确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其次，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还原为人类历史生产力决定的一般图式，而是强调，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在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时，马克思强调：“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最后，支持将特定社会形态理解为暂时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叙事，在其中，生产力指人类为了在对自然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而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过程中所能支配、控制的自然力。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讲得清楚，这个概念不是可以还原为任何实体（如计算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能动关系和过程，作为一种不断变动的关系，它同样包含着合目的性维度，即出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产力本身可以作为人类自由的客观标志（可能性），将其泛泛地还原为技术是成问题的，将一种技术与其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作用混同更是错误的。否则，在逻辑上，我们就不能回应这样的问题，例如，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及其在今天军事中的运用，它们代表着怎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作用正是要解决人类历史地积累起来的自由可能性与特定生产关系决定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基于特定生产关系的现实性来看待生产力并因此将其还原为这种关系决定的技术功能。所谓新技术与新经济的讨论，在逻辑上，只是沿着马歇尔从企业家技能或管理入手寻求资本、劳动、土地之外利润来源的方向，用技术、管理、知识这些东西替代了在马克思那里发挥作用的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许多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把握“新时代”的中国学者也采纳了这种框架，他们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像模像样地叙述新时代。然而，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德鲁克，都是他们自己试图绕过去的技术决定论的真正传人，并且庸俗地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实体化了。可以确实地说，德鲁克正是属于那些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获得有关马克思主义概念就任性地进行批评然而又不幸地陷入他们所批评对象框架的理论家。他们用虚假的竞争掩盖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理解。这种反应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即如何从实质上完整准确地理解而不是基于某些概念或标签片面想象马克思主义。这样看来，无论是像熊彼特那样对马克思的无私赞赏，还是像丹尼尔·贝尔和吉登斯等人在有关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理论核心假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式利用，抑或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灵活发挥，甚至如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那样可以说构成马克思主义严格注释的有影响研究，这四种态度说明了几个重要事实：  

第一，如吉登斯所言，尽管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其后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缺陷，但马克思对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同时代思想家，他“对于社会学来说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或如贝尔所言，“如果我们设法说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预言开始”。也就是说，虽然可以争论，但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分析的科学价值。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不是来自外在权威，而是它本身方法论和科学态度。就科学态度来说，不能不说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细节，即《资本论》正是通过官方的资料的分析发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第15章的分析，6万字的正文包含了240个注释，其中138条（超过三分之二）引用了各种蓝皮书，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默顿评论道:“事实上政府委员会的报告被如此多地引用，在之前从未有过，或许在这之后也不会有”。这种态度说明了，马克思的著述是经得起科学分析的。我们并不指望它的对手有这种耐心，但我们自己却必须要有这种功夫。  

第三，正如罗蒂说过，运用即解释，最好的解释总是运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质的最好辩护不是建立什么包罗万象的形式体系（那是马克思本人所批判的黑格尔哲学风格）而是运用，无论在理论上推进对现代社会认识的深化，还是在实践上推动文明的进步。前者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到阿多诺，再到列斐伏尔、哈维等这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已经成为哲学、美学、社会理论、地理学等各个领域的一般财产;后者最重要的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它取得的被惊叹为“奇迹”的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辩护。  

    这三个方面，概而言之，亦是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需要注意的研究问题：规范而严谨的理论成果远比空洞的自说自话的真理更能为自己辩护；与时俱进的成果而不是既有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所在。  

还有一类在今天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全球化语境下肆意的学术时尚消费。贝克为我们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消费，他指出，冷战结束后，在媒体上，“马克思如今不再是自由作家和批判的批判家，而是成了世界银行的雇员、全球化了的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掮客或经济记者，用不同的笔名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或《明镜》上发表文章；《资本论》第四卷将作为看不到结尾的系列丛书以世界各种语言出版……在东西方冲突时期，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德国被纳入宪法保卫机关的管辖范围，并受到职业禁令的威胁的东西，今天在全世界各主要报刊中都可以看到——无任何不良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失败与胜利——在《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年以后——变得难以分辨。甚至可以说，失败被当作胜利：马克思已变得多余，因为尽人皆知他已失去马克思的本来意义，全球化也成了没有马克思的资本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如果说这是在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中的漫画化扭曲，那么，另一类结构不同然而同样的漫画化扭曲更值得注意，这便是作为资本主义批判之作的《资本论》被翻转成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作品。这种扭曲乃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有效性的反讽证明，在这种学术消费中，马克思的声音越大，他所指明的改造世界的任务便越艰巨。它不只是提出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直接提出今天人文社会研究的关切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他让我们重新面对恩格斯的评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对于理论和思想事业来说，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我们则必须再度提出研究的目标与人类生存关切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本文的直接论题来说，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简单地从媒体反应来认识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之当代意义。  

实际上，某些媒体把马克思评为千年伟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此强烈地影响其身后历史，超过马克思的人并不多，而由漫不经心的观众来重复这个事实并不会给马克思主义带来更多的荣誉；在西方找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必故作惊讶，在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仍然像大山一样存在的情况下，像马克思这样的批判理论家没有人关注才是怪事；在人文社会研究各个领域都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就像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那样，它们的流行恰恰见证环境出了问题和女性仍然没有得到现代性许诺的平等和自由。对于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在回应马克思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影响力这个问题时，需要严肃的前提。  

三、敬畏马克思的意味  

马克思所引发的思想史效应可能还有一些类型，在我们看来，一种需要特别重视的便是真诚的思想敬畏。本文之前已经提到一些重要例子，在此补充汉娜·阿伦特之例。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对其也持批评意见，但她却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氛围中公开地谈论马克思，并且称他是“关注到我们至今仍陷于其中的困境”中的“伟大的先贤”，“比孔德更胜任社会科学之父的称号”。在她看来，支撑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有三个前提假设，它们不是马克思的臆断，而是马克思对时代变迁的准确把握，并且正是它们形成了西欧政治哲学传统的断裂。这三个假设是：劳动创造了人；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任何奴役他人的都不可能自由。她强调：“这些假设的每一条都表达了我们时代由以开始的重大事件之精髓。首先，作为工业革命的后果，不管财产和技能如何，工人阶级都要实现彻底的政治解放；……其次，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那样可怕的事实……（表明）只有借助暴力才能实现一种全新的政体；最后，法国和美国革命最具挑战性后果便是平等的观念，也即这样一种社会观念：不存在什么主人，也不应存在奴隶。”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是回应了现代社会首要问题的思想家，他是19世纪唯一使用哲学语言严肃地叙述了那个世界重要事件——劳动解放——的思想家。马克思对世界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只是证明，我们仍然与马克思生活在同时代，也就是说，劳动和历史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阿伦特不仅从思想史的角度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思路，而且实际上也指出了思想史事业的要义所在，即面对那些关于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长期主题。在这些主题上，不可能不存在争论，马克思成为争论的中心这个事实正是其把握了问题之核心的明证。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阻止争论，而是在这种争论中真正领会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价值。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与同样庸俗的以其作为范本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在科学上，既缺乏思想的真诚性，也谈不上科学的严谨性。  

从思想史角度说，敬畏马克思，意味着：  

第一，像马克思本人那样，把历史发展放到一种与整个人类发展阶段有联系的长期框架中进行研究，把马克思的著作与他集中关注的较短时期、特定题目和特定问题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理解他的成就，把握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这样，我们就既不会粗俗地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不需要时空条件的绝对真理，也不因为它诞生于19世纪而以时空条件改变为借口而拒斥它。  

第二，不要重复他对自己时代问题的诊断和给出的答案，而要直面其提出的问题，并探寻我们自己深入历史发展矛盾不断地打开新文明视野的道路。这也正是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对我们的召唤。  

第三，不能离开革命家来谈论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必须坚持改造世界旨趣，投身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当然，这并非说不要理论，而是说必须始终明确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就这一点来说，吉登斯的下述观点值得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真对待，他强调：“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正是借助于该原则，马克思才使自己与乌托邦主义鲜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内在的可能性本身要受到现代性的反事实性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的’和空想的理论之间，并不需要一种刻意的分割。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  

从人类社会研究的各种部门科学和领域情况看，马克思一直是当代思想不可超越的地平线。当然，在这里，仍然有必要澄清这个误解，即在一些人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才能做出这种结论。马克思主义始终承认，人类文明是以多样性方式发展的，即便具有同质性的工业社会在全球的形成，亦不曾减弱文明的丰富多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非如今天鼓吹全球化的作家那样为全球资本的同质性辩护，而是相反，主张在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多样性将是这种发展的外在标志。马克思主义因为其科学视野而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但它绝不主张天下只有一种色彩，更不会试图包办或替代各种具体研究。正是在推动那样的自由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将会获得更多人的认同。

本文原载于《学术界》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