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意象主义包豪斯国际运动，一个由各种前眼镜蛇艺术家和他们的意大利同行组成的先锋派团体，①出版了一张异常奇怪的巴黎地图，谓之为《赤裸城市》，其创造归功于居[伊]—厄[内斯特]·德波。这张地图的出版实际上是该团体最后从事的活动之一，因为它新近决定与法国字母主义国际——德波是其最重要的成员——和英国伦敦心理地理学会合并，旨在形成情境主义国际。②这张地图既作为对这三个组织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围绕城市空间构建和感知问题的总结，又作为对有待情境主义国际在随后数年里探讨方向的展示。令人吃惊的是，尽管这份文献已经成为该团体早年一个近乎标志性的影像，出现在书皮上并且作为专门研究其历史的好几本主要著作的插图，但是它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

在《赤裸城市》中，担任主角的是曼哈顿岛以及其街道和路标。社会体(the social body)因此通过建筑符号暴(“裸”)露出来……事实是，一座伟大城市巨大的复合结构，在一种意义上，是警方侦探最大的障碍，同时它又提供了蛛丝马迹，就像某些模糊的体征，逃不过训练有素的医生的眼睛一样。⑦

不过叙事模式并不能完全解释德波地图的外貌。首先，《赤裸城市》没有覆盖整个巴黎，这是人们对任何“好”地图的期待。第二，这些碎片彼此之间缺乏逻辑关系；因为它们没有按照南北或东西轴线适当地确定方向，而且它们之间的距离与将不同场所分开的实际距离不符。（比如，考虑一下将植物园与其附属物分开的距离，而在《巴黎平面图》中它们是紧挨着的。）德波在其1956年的文章《漂移理论》中对这些特色做了解释。碎片只代表巴黎的某些地区，因为这幅地图的目标是“发现环境个体、它们的主要部分和它们的空间定位”④。可以假定，并非城市的所有地区都服从于这样的空间定位；《赤裸城市》命名了城市的部分（特定的“环境个体”），而非包括这些个体的全部（“巴黎”）。通过这种提喻式程序，像《巴黎平面图》的巴黎这样的总体，被像德波地图组成部分的碎片所取代。⑤但是在此类环境个体的“发现”之外，这幅地图还描述了“这些个体的主要通道轴线、其出口和其防御设施”。地图副标题的心理地理转车盘使得人们断言，“可能与人们从地图的近似值得出的结论比例极不相符的距离”⑥。这样的距离在《赤裸城市》里变成了空白区域，将各种碎片分开的缝隙。对各种“环境个体”之间联系的压制，除了图示的方向箭头外，对应于被称作“散珠格”的程序——一种“在空间连续体中打开缝隙”且“只保留其被选定部分”的程序。⑦

通过提喻法和散珠格为《赤裸城市》提供结构，破坏了《巴黎平面图》虚假的连续性。这座城市的地图被显示为一种表征：关于这座城市的一种话语之生产。这种话语以视觉连贯性的外貌为基础，也就是亨利·勒菲弗所谓的将城市规约成“可视、可读领域的无差别状态”⑧。这种抽象空间将产生资本主义空间的均质化；《巴黎平面图》的地形被大规模改建，在那里现代化将工人阶级逐出了其传统的住处，然后沿着阶级分界线被分离开来。但是抽象空间布满矛盾的洞；它不仅掩盖差异，而且其分割和排除的行为本身就产生差异。区别和差异没有被消灭；它们只是掩藏在《巴黎平面图》的均匀空间里。《赤裸城市》将这些区别和差异公开，其碎片化的暴力暗示着涉及对前者均质性进行构建的真实暴力。

注释二

然而，在制作《赤裸城市》时，德波并非简单地驳斥一个80年的理论地理学传统；他还不知不觉地重复主张一种社会地理学的目标。“社会地理学”是一个最先被艾里塞·邵可侣使用的术语。艾里塞·邵可侣是一位公社社员、社会主义者和地理学家，对他来说，地理学也许会成为“空间中的历史”。与维达尔的“永恒之物地理学”不同，地理学对于邵可侣“不是一件不可变之物。它每天被制造、再制造；在每个瞬间，它受到人们行为的修改”③。邵可侣非但没像维达尔一样将空间组织解释为不可避免社会程序（被宿命论隐喻所调解的，如同一个地区的“个性”或“人格”一样）的结果，而是从理论上将空间阐释为一种社会产物，因此与社会的功能密不可分。在这些地理学中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概念被提出。一方面，维达尔将社会范畴非社会化，使用一种“环境决定论”，根据这种决定论，“都市社会生活的形态”，乃是“人类”适应“某些程序在其中倾向于保持恒定和不变的环境”。另一方面，邵可侣将空间理解为一个社会产生的范畴——一个“社会关系在其中再生产的”舞台以及一种社会关系本身。④德波发挥了类似的观念，也会理解都市空间和社会关系的这种不可分割性；不过凭着心理地理探索的经验，空间还可以是这些关系通过积极构建新的“环境个体”争论的舞台。

巴黎12区沃提尼区的居住单元，源自雄巴德劳维：《巴黎与巴黎的凝聚》。

德波极有可能不知道艾里塞·邵可侣，但是他确实了解一位法国社会学家，即保罗亨利·雄巴德劳维，其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著作涉及这样的“社会空间”以及都市主义。德波在其《漂移理论》中引用了雄巴德劳维的《巴黎与巴黎的凝聚》（1952）。⑤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赤裸城市》采用了出现在雄巴德劳维报告中一幅地图的形式。这幅地图系路易·库夫如尔（一个与雄巴德劳维一起工作的研究员）所绘，描述了“巴黎12区沃提尼区的居住单元”。⑥在这篇1952年的报告中，雄巴德劳维将城市的基本单位界定为居住单元，或者如同居民称之的小区：“一组街道或者甚至房屋，或多或少有明确界定的边界，包括一个大小不同的商业中心，通常还有其他各种有吸引力的地点。一个街区的边界通常是边缘的（危险的）前沿地区。”⑦重要的是，这些小区并非“惯常的”城区，清晰地得到界定并在逻辑上彼此连接。相反，雄巴德劳维声明，他们以“居民的行为、他们的措辞变化将他们自己展示给……专注的观察者”⑧。

很清楚，德波依赖于这些观念，还在制造心理地理地图时改变了它们。比如，小区作为城市结构基本单位的观念，是德波与雄巴德劳维共同持有的；对于两者来说，它是社会生活的场所并具有一种明显的特征。（雄巴德劳维用有效、自然化的隐喻写到，每个小区自有其“外貌”。）然而，雄巴德劳维将这种空间界定为“居住单元”，给予它一种显著功能性的角色，而德波则将其界定为“环境个体”，结果证明这是一个较少经验主义的观念。通过或多或少传统的研究方法，雄巴德劳维最终依赖于小区可以被“发现”、其存在可以被证明的观念。空间在此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的一个语境或容器——一种使得空间和社会性具体化的思想。但是空间并不简单地反映社会关系；它由社会关系并且被社会关系所构成。这就是，小区不仅是其居民需要的表达、他们社会关系的空间形式；正如罗莎琳·德薏西写到的那样，它还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舞台，而且其自身也是这样一种关系”⑨。德波的心理地理学以及其在《赤裸城市》中的图示表征重视这一点，构建“环境个体”而非像存在于空间语境中的物理、地理现象一样“发现”它们。《赤裸城市》否认空间是语境，而是将空间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元素加以具体表现。空间非但不是一个适合描述的容器，而是成为一个进程的组成部分：由社会群体上演的“栖居”进程。

在这方面，德波的立场与雄巴德劳维有些距离，不过却与亨利·勒菲弗20世纪60年代晚期形成的某些观点十分接近。勒菲弗也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小区感兴趣。像德波一样，他选择研究的“不是僵化的社会生态形式（根据定义，这是不可理解的），而是都市单元的倾向、惯性、激增、再组织，简言之，‘栖居’的实践，而非栖居地的生态”⑩。尽管勒菲弗在此指的是城市生态学的芝加哥学派，他与雄巴德劳维城市社会学功能主义模型之间的距离十分清楚。他将“栖居”——功能主义者谓之为“实验行为”——的概念，置于与这种模型的对比中，正如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图绘在《赤裸城市》中的实践。

注释三

雄巴德劳维在其1952年的报告中，复制了巴黎市中心连同其近郊的一幅航拍照片。他写道，这种照片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某些结构以及“不同种类城市构造”的对比。他援引资产阶级区域（第７区和第17区）以及“大众”小区（贝尔维尔和梅尼孟丹）的不同构造，前者以整齐规范为特征，后者则以混乱无序著称。他断言，从这些视觉特征中，人们可以推断各自的生活条件和每个小区的社会实践。⑥雄巴德劳维称赞航拍照片是一种研究工具，这引发了米歇尔·德塞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在人们眼前展开的巨大粗质的绘画不就是一种表 征、一件光学人工制品吗？”由“高海拔飞越上空”提供的立面图，将社会学家转变成了勉强称得上的窥淫狂，不仅凭借有利地位不为人知地享受无所不见的情色，还享受无所不知的情色。观测仪和基本知识驱力在共同寻找快乐的过程中联合，这样的寻找是在航拍照片的“垂直风景”（或者就此而言《巴黎平面图》）中看见的城市整体中进行的。不过， 这种整体是想象的，是一个虚构，而且“这个虚构创造的窥淫神……必须将自己从混沌交织的日常行为中解套，并让自己异化于这些行 为”⑦。

巴黎航拍照片，1950，源自雄巴德劳维《巴黎和巴黎的凝聚》。

情境主义者在城市内部定位文化斗争加以拒绝的，恰恰就是这种解套、这种异化。与雄巴德劳维对在航拍照片中所见的景观化城市影像所提供知识的信任形成对照，他们驳斥这种窥淫癖观点。《情境主义国际》第一期翻印了一幅航拍照片，与雄巴德劳维讨论的那张非常类似，不过这张照片并非用于确定城市的结构，而是带有《文化中的新行动剧院》的标题。这个军事术语表明拒绝接受雄巴德劳维对航拍照片 的兴趣所暗示的自由姿态。情境主义者拒斥这种观点，恰好选择了社会学家置于远处的“混沌交织的日常行为”。将城市作为他们的“行动剧院”，他们的基本策略是漂移，这种策略反映了行人的经验，也就是城市日常使用者的经验。漂移实在地发生在空中概观可见性的极限之下，超越社会学家—窥淫者的凝视可见的范围。如同德波描述的那样， 漂移用步行者的形象置换了窥淫者的形象：“一个或更多决心从事漂移之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抛弃了一般公认的行动动机、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劳动和闲暇活动，沉溺于地形的吸引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遭遇”⑧。漂移之人允许自己“受到地形诱惑的吸引”，逃脱了眼镜的虚构整体化，选择一种视觉缺失取而代之。⑨

注释四

情境主义还将漂移在空间里置于与超现实主义实验有关的位置 上。德波在其关于漂移的文章中引用了阿拉贡、布列东、莫里斯和维特拉克1924年5月进行的那次“著名的无目的散步”，其路线有偶然程序决定。超现实主义者拥抱可能性，将其作为与完全异质事物的遭遇，一个在其他方面被具体化的社会中自由的象征。很清楚，这种类型的旅 行与情境主义者存在共鸣；比如，德波1955年讨论过一次类似的旅行，那是一位朋友“在借以盲目辨明方向的一张伦敦城市地图的帮助下，穿过德国的哈尔茨地区的”旅行。④然而，德波会继续批评为了一种“对可能性的不充分怀疑”而进行的超现实主义实验。也许，与彼得·比格尔的论点类似，德波觉得，这些娱乐活动已经从对资产阶级社会工具化的抗议，蜕变成对手段目的合理性本身的抗议。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合理性，就不能从偶然事件得到任何意义，个体则被置于一种“消极预期态度”的位置。⑤鉴于情境主义者不仅对发现神秘事物或者将熟悉的城市地形变得陌生感兴趣，而且还对城市空间的转换感兴趣，因此他们对超现实主义偶然性的怀疑就可以理解。

漂移之人的视觉缺失是一种策略实践，既不依赖于城市的景观消 费，也不依赖于偶然性因素。这种视觉缺失是城市的日常使用者的特征，这样的使用者面对难以理解的环境，得到有意的接受，其目的是颠 覆纯视觉性的理性城市。漂移在策略这个词的传统军事学意义上是一种策略，“一种由于适当地点的缺失决定的有计划的行动”⑥。或者，用克劳塞维茨的话，作为策略的漂移乃是一件“弱者的艺术”。⑦漂移是一种游戏（德波写到，漂移导致了“一种嬉戏构建行为”）⑧，它发生在城市的战略空间：作为一项策略的漂移是一种“弱者的艺术”；它发生在城市的战略空间：“它必须在一种地形上并以其为对手上演，这种地形是由一种外部权力的法则强加给它并得到组织的。它没有让自己留在远 处的手段，处于一种撤退、深谋远虑、回忆的姿态：它是‘在敌人的视线场内’，如同冯·布娄所言，在敌人地区内的一次演习。”⑨因此，漂移不拥有自己的空间，而是发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以城市规划的形式强加的空间里。

漂移在可以被称作在“行人话语行为”的语境内挪用这个空间，因为“行走的行为之于城市系统，相当于话语行为之于语言”⑩。城市破碎的空间，如同在漂移中实现的那样，恰恰就是在《赤裸城市》中被反映的东西，包括其对小区的虚构、其对空间关系的改变，以及其未实现间的大片白色空白——被迫消失抑或起初甚至从未存在的巴黎的全部片段。作为一种行人话语行为的漂移，是对一个社会里“空间使用价值”的恢复，这个社会给予“空间交换价值”以特权——其作为财产的存 在。以这样的方式，漂移乃是对空间的一种政治利用，通过其“嬉戏构建行为”构建新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