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实践：电影与革命
戈达尔
１９６９年７月８日的《世界报》上，采访柏林电影节的记者J.P.皮卡珀惊异地写道，从这一刻开始，“戈达尔正将他在《快乐的知识》（在法国遭禁）中刻意的自我批评继续下去，这部电影是法国广播电视局与斯图加特电台合作出品的，其走得远到投射黑暗中拍摄的系列镜头，甚至让观众面对一片空白的屏幕，时间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们没有试图对这位批评家所谓的“令人无法忍受的长时间”进行决断，而是看到戈达尔的作品，总是处在最显著位置，以一种毁灭性的风格达到顶峰，这种风格如同所有其余的风格一样，过时地遭到剽窃并且毫无意义。因为甚至早在戈达尔开始他那漫长系列的自命不凡，在另一个时代的学生当中引起如此大热情的虚假发明之前，这种否定就在电影中得到了明确表达。这位记者报道说，戈达尔在一部题名为《爱》的短片中，通过他的一位人物承认，我们不能“描述革命”，因为“电影是幻念的艺术”。
这位记者报道说：
与早在戈达尔之前就已经整体死亡的其他所有艺术相比，电影已经算不上是“幻念的艺术”，而戈达尔甚至还不曾是一位现代艺术家，即：某个能具有哪怕最少个人原创性的人。这位支持中国的说谎者然后结束了他的诈骗，鼓励人们钦佩他对将不会是电影的电影之发现，始终谴责一种他像所有人一样参与过的，但再也不会参与的本体论谎言。事实上，戈达尔立即被１９６８年的五月运动所超越，如同一位伪批评复原艺术的景观制造者一样，因为其权宜解决方法而被交付给过去（参阅《戈达尔的角色》，载《情境主义国际》第１０期）①的垃圾桶。
在这一刻，戈达尔作为电影制作者基本上已经消失，正如他个人在好几个场所遭到觉得挡道的革命者侮辱和嘲笑一样。作为一种革命交流方式的电影，本质上并不因为戈达尔和雅戈佩蒂碰过，就具有欺骗性，这就像并不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写过政治分析，所有的政治分析就注定虚假一样。现在，在不同国家里，好几个年轻的电影制作者正试图用电影作为革命批判的工具，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将会部分实现其目标。在我们看来，唯一将会依然继续阻止他们走得够远的东西，是对他们了解革命真理以及他们审美手段的限制。我们认为，根据雷内·维埃尼在我们上一期②提出的论点，此刻只有情境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直接导致对今日电影的革命运用——当然，同时承认政治经济条件仍能够引起难题。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希望给《资本论》拍电影。然而，考虑到电影制作者的正式观念和政治顺从，我们也许想知道他的电影是否会忠实于马克思的文本。至于我们，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将会做得更好。比如，一旦可能，居伊·德波本人将会制作根据《景观社会》改编的电影，而电影将肯定会不及他的书。
注释
①De l'aliénation, examen de plusier aspects concrets: Le role de Godard,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 10 (March 1966),58-59.Ed.
② René Viénet,“Les situationistes et les nouvelles forms d'action contre la politique et l'art,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 11 (October 1967), 32-36; translated here as The Situationists and the New Forms of Action aganist Politics and Art, 181-185. Ed.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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