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技术、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关系是错误、毫无根基的，是无知与仇视的结果。它躲在轻便的人文主义（facile humanisme）之后，遮蔽了富于人类的努力和自然的力量的现实。这一现实构成了技术客体的世界，并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

技术客体的文化行为就像原始人陷入了对待陌生人的仇外方式一样，这种反对机器的守旧主义方式不纯粹是憎恨新事物、拒绝接受陌生现实（réalité étrangère）。在他们看来，这种陌生的现实有可能是人类自己本身，而且，机器对我们来说也是陌生物，是被人类所限制的、所误解的、所物化的、所奴役的，但却被人类保留的陌生物。导致现代世界异化（d’aliénation dans le monde）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机器的误解。异化的问题不是机器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不能正确地理解自然和机器的关系，是机器在意义世界中的缺席，忽略了它在文化的价值观和概念群中的重要位置。

文化具有不平衡性（déséquilibrée），因为当它认可某个客体时，比如对事物进行审美，给予这些事物以足够的空间与意义范围，文化却将其他一些具体的技术客体驱逐到无意义的、非结构化的世界里，（使它们）只拥有一个可使用的实用功能。正因为有这样明显保守的、消极的态度和带有偏见的文化，一些有着技术客体认知知识、并能鉴别其意义的人试图通过赋予技术客体超过审美客体唯一稳定的、如神灵般的地位，以证明自己的远见卓识。当然，这样会导致放纵的技术主义。不是别的，就是对机器的盲目崇拜。通过这种崇拜和身份的甄别会导致一种对技术向往（aspi-ration technocratique）的绝对化力量。对机器权力（puissance consacre la machine）的欲望形成了一种霸权并使其变成了现代的催情yao。人为了控制自己身边的同伴创造了机器人，且对代表人性的机器人漠不关心。他试图制造会思考的机器，梦想能够发明智能机或活着的机器，意欲躲在机器后面，没有焦虑、没有危险、远离所有脆弱情感，同时享受通过自己的发明而获得的胜利替代品。在此情况下，一旦经过这种富于想象力的过程，机器便成为了机器人（robot），一种复制的、没有内质（dépourvu d’intériorité）的人，这显然就是一个纯粹的神话和虚构的存在。

我们旨在表明：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机器人，它仅仅被看作一尊有机体雕像，仅仅是一个想象的产品，人所虚构的力量，艺术的一种错觉。尽管如此，在目前的文化构成中，机器的内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神话般机器人（的创造）。没有多少教养的人，在论及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现实生活时，如同在画布上作画，充满着内在生活和好坏兼容的愿望。然而，有教养的人才会谈起威胁人类的机器，他们似乎把这些（技术）客体归因于一种灵魂和一个独立的存在（existence séparée），一种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和意向的存在。 

因此，我们对技术客体的文化（的思考）遭遇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把它们作为纯粹的、简单的、完全没有真实意义和只提供多种用途的组合材料（assemblages de matière）。另一方面，把它们假设为机器人，它们对人类有潜在的敌意（hostiles），对人类形成侵略或暴动的持续威胁。赞同第一方面的观点，文化应力图规避其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树立机器服务于人并降低对机器奴役的信念显然是一种防止（机器与人之间）任何形式的对抗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存的文化中固有的矛盾，起因于我们对自动化技术模棱两可的观念，这其中隐藏着一个真正的逻辑缺陷。对机器的盲目崇拜者往往会假定机器的完美程度，与技术自动化程度（degré d’automatisme）成正比。他们抛弃固有的经验，自动化程度的增长或改善的预设将会导致所有机器的统一性与联合，即由所有的机器汇聚的大机器联合。

然而，现实中自动化的技术完美程度（degré de perfection）极低。为了使机器自动化（automation），必须牺牲许多功能甚至许多可能性用途。自动化在工业组织形式中的运用，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而且在经济、社会的层面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提高机器的技术性水平以达到机器的日臻完善，与自动化水平根本无关，相反，与机器中隐藏的不确定边界（marge d’indétermination）功能有关。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不确定边界的存在，机器能够灵敏地捕捉外界的信息，正是由于这种机器的敏感性，联合机器的总体才得以实现，而不仅仅是自动化的增长。一个纯粹的自动化机器完全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业已确定的、只能标识简易结果的系统装置里。具有卓越技术性能的机器是一个开放的机器，开放机器的总体往往假定人是永久的组织者和作为一个与机器有着相互联系的活的翻译机。其实，人绝非一小队奴隶的管理者，而是一个社会技术客体永久的组织者（organisateur permanent），就像一个管弦乐师需要指挥一样。指挥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来引导他的乐师（与其同步），也可以根据音乐来表演；他决定了表演的节奏，但他的表演也受控于音乐家的节奏；事实上，指挥的作用是让各乐团成员演出时彼此影响对方，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他才真正地、鼓舞人心地把大家组织起来并形成一个团体。是他通过演出把大家相互联系起来并立于演出的中心。这就是人怎样成为永久的发明家（inventeur permanent）以及成为机器协调员的过程。 

人与他的机器一起工作。人参与其中对机器而言是为了（履行）永恒发明（的职责）。人在机器中的存在正是人类的现实，是在运转的结构中固定和凝结的人类行为。这些结构在其运行过程中需要维护，其完美程度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功能的极大自由度（grande liberté）。现代计算机不是纯自动控制的，是具有自动附加功能的（或取决于基础开关的运行）、大范围电路循环的技术存在，电路循环的功能是通过限制机器的不确定性边界以控制机器的运行。由于存在这种原始功能不确定的边界，相同的机器能够计算出立方根（racines cubiques）或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由少量的单词和短语组成的简单语言。

机器作为这一边界不确定的中介，虽然没有完全的自动化，但机器可以集成并在一起相互耦合（ensembles cohérents），通过作为人类口译者的协调中介作用而互相交换信息。即使在两台机器直接交换信息之时（比如在飞行员把一个振荡器和另一个振荡器同步的推进时），人类发挥控制不确定边界的作用，以完成相适应的最大可能的信息交换（échanger de l’information）。

现在，我们可能会问，谁可以通过自身彻底理解技术现实（réalité technique），并把它引入我们的文化中？最为困难的是，人类的工作隶属于一台单一的机器，每天的日常行动只能得出不变的见解，随着一遍又一遍做相同之事，重复的行为使对结构功能的认知变得越来越模糊，惯常的关系无法促进更多的理解。当使用机器来管理企业时，使用多台机器并不比使用一台机器能获得更多的见解；包括对机器的看法产生的抽象认识，不侧重于机器本身的权利而是用其成本和运行效果来看待机器。融入技术客体和理论知识和原则应用为一体的科学知识，无法适当地反映对技术的认识水平。然而作为技术社会组织的工程师（ingénieur）似乎有助于解决对机器的认知问题；他们作为以研究机器为己任的社会学家（so-ciologue）和心理学家（psychologue），为了完成极具创新意识的工作必须在由机器构造的日常行为中获得更多的见解。 

为了恢复（redonner）文化所失去的一般特征，需要加强对机器性质、机器与机器、机器与人之间关系及其价值观的理解。还需要技术专家、机械专家（mécanologue）、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从而达到对这些范畴的理解。此外，由技术原理的因果调节关系所构成的基本系统，应该像文学文化的基本知识那样得到普遍教化（êtreenseignésdefaçon），技术的相关介绍应置于科学教育的同等地位上。应设立像文学那样的目标，且像物理学理论那样使其实际应用尽可能产生影响，达到一定程度的抽象化（abstraction）与符号化（symbolisation）。一个孩子如能掌握数学定理，就能理解自我调节的意义并作出积极的反应。

文化变革中不应该通过捣毁，应该采取拓宽的方式以复归已经失去真正调节力量的当今文化，作为文化的立意基础及其表达的方式，都是建立在大家分享文化的监管与沟通的系统里。一种特定的文化源自团体生活，通过设立规则和系统，规范行为并确保有关权力的运行。在技术迅猛发展之前，文化是由系统、符号、品质、类比物以及源自生活经验的技术整合而成，然而，恰恰相反，当今的文化并不包括这样的内涵。今天的文化仍然是古代手工业和过去几个世纪农业（agricoles）技术的动态整合系统，这种整合方式，形成了一种可以协调人群和他们领导之间关系的系统，导致了缺乏与技术实体面对面的失真状态（distorsion fondamentale），权力代替了文学；不得不根据外观和修辞手法来操纵舆论。权力调节功能的虚假状态导致不再存在控制现实和生物之间的适当的关系。人和机器共同统治着现实世界；形成了基于有经验的人与工具协同工作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松散而古老，因为那些使用此模式的人没有像辛西内塔斯（Cincin-natus）那样会丢掉手中的犁柄，简言之，是由于符号的不断弱化和现实世界的空乏。因果循环的监管关系无法在被治理的现实总体和专制功能之间获得自身的建立：这种信息难以达到传输的目的，因为其符号代码满足不了信息的传输。人与机器同时存在于涵盖机器功能和潜在的机器价值的系统中。文化已经变得专业化（spécialisée）和赤贫化（appauvrie），因此必须再次使其普遍化。文化的扩展在政治和社会中颇有价值，它是抑制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能重建监管的信息：促使人们思考人自身的存在以及周围现实存在。扩展的深层次的文化一般具有特殊的哲学功能，因为它激起不少对流言和成见的批判，比如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概念是否可以培养一个懒惰的、自满（paresseuse et comblée）的人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所述，我们通过具体化、多元功能决定论的方法来定义技术客体，证明技术客体是进化（evolution）的最终产物，也就是说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单纯的用具。根据技术客体的原初状态可分为三种并列的、暂时性的、非辩证性的技术客体：即元素（élément）、个体（individu）和整体（ensemble）。

一旦技术客体依据其起源来划分，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技术客体与其他现实存在的关系，尤其像作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关系一样。

最后，针对技术客体的价值评估，将产生对技术客体非常不同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取决于同一层次的元素、个体、整体。在元素层次上，技术客体的改进不会引起任何后天习惯和冲突所导致的不安：连续不断的无穷无尽的进步与众人的源源不断的改良，形成了所谓十八世纪对技术的乐观思潮（climat de l’optimisme）。另一方面，作为技术个体的机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变成人类的敌人和竞争对手，人们整合了所有的技术个体。随着工具的存在，机器取代了人，工具持有者也常常做机器的工作。这个阶段充满戏剧性和慷慨激昂的进步理念，比如掠夺自然，征服世界，利用能源。技工权力意志的表达和热力学时代对技术的过度滥用，导致了一种可预测的灾难的降临。在20世纪技术整体水平里，信息理论（théorie de l’information）取代了能量的热力学（l’énergétisme thermodynamique），其规范的内容突出监管化和稳定性：技术工艺的发展似乎是稳定的保证（garantie de stabilité）。机器作为技术整体的一个元素，成为信息量增加、提高负熵（accroît la négentropie）、反对能源衰减的有效性单元。机器承担着信息的组织、传递的功能，它反对生活中的混乱，反对去调解那些试图剥夺权力变更的事物。正如生活的节奏，机器作为对抗死亡的宇宙物体，它的节奏一旦慢下来，机器的能量就会削减，从而变成世界的一个稳定因素。

关于重建技术客体的哲学观点的改变，预示着技术成为我们的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的可能性。这种融合（intégration）不可能固定在元素水平或在个体化水平的某个特定的方式上，可能性更大的是稳定在整体化水平上。一旦技术现实变成可控性（régulatrice），它就形成了本质上可管理的文化范畴。这种融合通过把技术性添加并植入元素中，或通过浸入和变革方式把技术性植入新的技术个体（individus techniques）中来实现。目前，技术性往往存在于整体的范畴中，因此，技术是文化形成的稳定的统一基础（fondement），而文化回应现实并表达和支配现实。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