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难题居于为废除或保持当今异化而进行的每场斗争的中心；因为它与这些斗争的整个战场密不可分。我们如同生活在被污染的空气中一样生活在语言中。与智者的设想相反，词语并不玩耍，也不会如布列塔尼认为的那样示爱，除非是在梦中。词语为了支配性地组织生活而起作用。然而，它们并没有变成机器人；令信息理论家感到不幸的，是词语本身并非“信息论者”；可能会挫败种种算计的力量通过词语得以表达。词语与权力共存，其关系类似于无产阶级（在这个词的经典以及现代意义上）也许会与权力保持的关系。词语几乎总是被利用，全部时间都被用于其最大意义或毫无意义，在某些方面依然根本是不相干的。

权力只为词语提供一种伪造的身份卡；它使得词语携带通行证，在生产中（有些人显然在此加班工作）修复它们的场所；向它们发放工资单，姑且就这么说吧。让我们承认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汉普蒂—邓普蒂的严肃性，他相信，确定词语的运用，是一个“知道谁将做主人，事情仅此而已”的问题。而他，作为在这方面有社会责任感的雇员，主张为他经常使用的词语付双倍价钱。且让我们也明白词语造反的现象，它们的退却及公开对抗，这在所有的现代写作中（从波德莱尔到达达主义者和乔伊斯），是作为整个社会革命危机的符号出现的。

在权力的监督下，语言总会指称某种并非真实经验的东西。彻底　反抗的可能性，恰恰就存在于其中。组织语言的困惑，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由权力强加的交流被作为一种欺诈和骗术遭到揭露。徒劳无益的是，胚胎控制论的权力，努力将语言置于从属于其所控制机器的地步，以至于由此得到的信息也许会是唯一可能的交流。即便是在这个领域，对抗的行为正在出现，而且我们完全有权利认为，电子音乐企图——当然含糊不清且有限地——在语言的帮助下，盗用机器对控制的关系实施颠覆。但是反抗却远远更加广泛、更加极端。它公然抨击所有的单边交流，无论是在古老艺术中，还是在对信息的现代物化中。它提倡毁灭所有遭分离权力的一种交流。哪里有交流，哪里就没有国家。

权力靠偷来的商品为生。它不创造什么；它会恢复。假如权力创　造词语的意义，就不会有诗歌存在，只会存在有用的“信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语言内彼此遭遇，而且每一次拒绝都将在语言之外，将会是纯字母主义的。然而，如果不是革命中的语言，并且同样与世界史以及私人生活史的革命环节密不可分，诗歌是什么？

权力对语言的把握，可以与其对整体性的把握相比。只有丧失了与整体性的所有直接指涉关系的语言，才可能居于信息源的中心。信息乃是权力之诗（保持法律和秩序的复调诗歌）。它是对所是之物中介性的伪造。反过来，诗歌必须被理解为现实中的直接交流，以及对那个现实的真实修正。除了被解放的语言，除了恢复了其丰富性，并且在打破其意义同时恢复词语、音乐、呼喊、动作、绘画、记忆、时间的语言外，诗歌什么也不是。因此，诗歌依赖于一种具有最大丰富性的标准，在社会和经济的特定发展阶段，生活可以用诗歌加以体验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说明诗歌与其在社会中物质基础的关系，不是一种单方的屈从而是一种互动，就毫无意义。

重新发现诗歌可以与重新进行革命融合，如同墨西哥、古巴或刚果革命相当明确的证明那样。在群众通过行动参与诗歌的革命期间，我们也许会设想诗性历险领域仍然是仅有的场所，革命的总体性在那些场所得以作为一种未实现，但却固有的潜能；作为一个不在场个体的影子而继续存在。情况恰恰如此的是，这里被称作诗性历险的东西费劲且危险，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永远得不到保证（事实上，这是一个时代几乎不可能的行动步骤之总和的问题）。我们也许只能确定一个时代的诗性历险不再是什么：其得到接受和赞许的虚假诗歌。因此，在攻击文化和日常事务的压制性秩序的日子里，既然超现实主义能够正确地将其武器具体表述为一种“必要时没有韵文的诗歌”，那么今天对于情境主义国际来说，这是一个必然没有韵文的诗歌的问题。我们对诗歌的所有描述，即便是当它们与最不远古的形式现代主义结盟的时候，也与反动的、墨守成规的新诗体的作者毫无联系。完满诗歌的计划，不过是同时、不可分离地创造事件及描述这些事件的语言。

所有那些排他的语言——不拘礼节的年轻人帮派的那些语言，当前的先锋派寻找身份和自我界定时为内部使用而发展的那些语言，过去作为用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诗歌写作得以继续并被称作封闭诗歌或清新体的那些语言——为了一种目的并且作为一种实际结果，全都具有某种特定交流、互相认可和达成协议的直接透明度。不过这样的努力乃是数量有限的团体分别在好几个户头上的成就。他们能够设计的事件，他们能够全力投入的节日，不得不保持在最为狭窄的局限之内。面对革命的一个问题，在于促使这些苏维埃、交流会议形式结成同盟，为的是到处开辟一种直接交流，这样的直接交流不再必须诉诸对手的交流网络（即：权力的语言），因此能够按照其愿望改造世界。

这不是一个让诗歌服务于革命的问题，而是一个让革命服务于诗歌的问题。只有这样，革命才不会背叛自己的事业。我们将不会重复超现实主义者的错误，采取一种已不复存在的姿态。超现实主义囿于对一场不完整、迅速衰竭革命的记忆，很快成为一种景观改良主义，成为对在这种景观的支配组织内部得以继续的某种形式主导景观的一种批评。超现实主义者似乎没能把握这个事实：权力将自己的解读强加在对景观的任何内在改善或现代化上，并且掌握着这种解释的秘诀。

每一场革命都源自诗歌；都首先通过诗歌的力量得以成就。这是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忘记并且继续忘记，但是却普遍为反革命者所感知的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紧紧抓住革命或诗歌的旧观念不放，这个现象就无法理解。诗歌，无论其在何处被发现，都会令他们受到惊吓；他们拼命试图通过形形色色的驱魔法摆脱它，从宣布对异教徒处以火刑到纯文体的研究。真正诗歌的时刻，“拥有其之前的全部时间”，希望时间按照其自己的目标让整个世界和整个未来改变方向。只要诗歌继续，其要求就不可能遭遇妥协。它将未确定的历史债务扔回游戏之中。傅立叶和潘丘·维拉、洛特烈蒙和阿斯图里亚斯的野心家们——他们的继承者们现在正在发明新型的罢工——喀琅施塔德或者基尔的水手们，以及世界各地在有我们或无我们的情况下，正在准备为漫长的革命进行斗争的那些人，同样很容易成为新诗的使者。

作为无意义空间的诗歌，越来越清楚地是消费社会的反物质，因为它不是一种可消费的物质（根据可消费物品的现代定义：对于众多孤立的被动消费者而言，具有同等价值的某件东西）。诗歌在被引用的情况下便什么也不是：它只能够被挪用，被扔回游戏中。要不然，旧诗的知识就只不过是学术练习而已，有助于学术思想的全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借助这个术语理解的不是壮观的领袖史，而是日常生活及其可能的解放之历史，每个个体的生活故事及其成就，那么诗歌的历史就不过是历史的诗歌之托词而已。

关于旧诗“保护者”身份，我们在此不得留下任何含混，他们是在国家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消除文盲的同时，却增加其流通的那些人。这些人仅代表所有博物馆艺术监护人的一个特例。大量诗歌以普通的方式保存于世，但是却没有任何时间和地点可以让人们使诗歌获得生命，将其传承并加以利用。承认这只可能曾经以挪用的形式发生，并且因为在过去的诗歌确实能得以拯救的任何时刻，它与特殊时间伴随而来时，只获得了一种很大程度上的新意。但是，最重要的是，诗歌成为可能的一种情境，不可能修复历史的任何诗性失败（这种失败乃是诗歌史上留下的一切，以颠倒的形式作为成功以及诗歌的丰碑）。它自然走向其自己诗歌的交流和获得独立自主的种种可能。

诗歌考古学复原了过去诗歌的选集，采取的方式是让专家为由现　代景观构成的文盲公众背诵这些选集，恰好与诗歌考古学同时代的信　息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为简单地转达命令与自由的所有“冗余物”进行战斗。自动化的理论家们正明确地瞄准一种自动化理论思想，这种思想是如同在语言中一样，通过专注于并且消除生活中的可变因素获取的。然而，他们尚未在他们的奶酪中发现骨头！比如，过去的文化被修订成了信息，与之同时，正在开始确保信息的全球标准化的翻译机器，则受制于他们预先确定的计划，一个单词的任何新意——加上其过去辩证的摇摆不定——必然会逃避这些计划。同时，语言的生命——自动加入理论理解的每一个进步：“观念改进了。单词的意义对这做出了贡献”——发现自己被从官方信息的机械论场所驱逐；不过自由思想也许由此借助“信息论”警察的技术，以一种不可控制的遮掩组织自己。对明确信号和瞬间二元分类的寻找，正在可能会遭受同样批评的现存权力的方向上运动。即便是在他们最为疯狂的主张中，信息理论家们的行为举止就像他们所选择的笨拙、持有文凭的未来之先驱一样，这是当今社会的统治阶级正在恰当塑形的：控制论专家国家的加强。他们是技术封建主义之所有封建主的臣子，这种技术封建主义当前正在得到巩固。在他们的插科打诨中不存在天真无邪，因为他们是王之弄臣。

信息与诗歌的物化之间的取舍，不再关系到过去的诗歌，恰如关于古典革命运动已经成为的一切变化，在任何地方再也不能被认为是面对支配性生活组织时的取舍。我们根据一种完全相同的观点设计对旧式诗歌之完全消失的警告，以及对其以未曾预见的有效形式的回归，而诗歌也许就是在这种旧的形式中得以产生和消费的。我们的时代不再必须签订诗歌订单，而只需要将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