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性特征 

——从与《巴黎笔记》的文本关系出发

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

原文刊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

［摘 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青年马克思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自问世近90年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论。面向唯物史观的形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文本和逻辑上的过程性特征日益凸显。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过程的分析，离不开对《巴黎笔记》的梳理。围绕二者的写作关系，尽管在很多文献和历史细节上尚未形成定论，但是三个笔记本之间存在理论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差异，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基于思想史和文本的考察，可以发现，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更贴近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哲学主题；在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中，马克思进一步理解了工业和劳动的历史本质，并开始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异化规定内的积极环节；以需要的讨论为枢纽，政治经济学研究、共产主义讨论、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共同蕴含着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理论超越和新世界观的发源。在青年马克思文本群的意义上，关注并把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及其方法本质。

［关 键 词］唯物史观  青年马克思  MEGA 文本群

《巴黎笔记》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20 世纪80年代，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 ( 以下简称 MEGA2 ) 第 1 部分第2卷的出版，围绕《巴黎笔记》和《手稿》之间文本关系的考察取得了重要推进，也奠定了我们今天理解这一问题的基础。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文献研究的客观历史条件和自身固有边界，以拉宾、陶伯特和罗扬为代表的上述考察，并未形成最终定论。即便如此，这些文本研究成果仍然为我们当前深入把握《手稿》在写作和逻辑上的过程性特征，提供了基本依据。笔者的观点是，对照《巴黎笔记》和《手稿》的文本关系，要求我们自觉明确：必须在青年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探索历程中，把握《手稿》中的问题域转换和方法论嬗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引入青年马克思文本群概念或可以帮助我们对《手稿》作出更好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定位。

一、《巴黎笔记》《手稿》写作的思想史背景

从《手稿》问世之初，《手稿》与《巴黎笔记》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关注并重视。尽管后来的学者对于二者之间的写作关系，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 MEGA1 )的编者存在不同观点，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手稿》和《巴黎笔记》共同构成了马克思1843年10月到达巴黎之后第一次系统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为了更好理解《手稿》的内容和主题，对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是十分必要的。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来到克罗伊茨纳赫。在这里，马克思以国家问题为中心，对政治历史展开研究。其间，马克思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对于这一手稿的定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依据恩格斯晚年的判断，强调马克思已经从“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出发，开始走向唯物史观。仔细阅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考虑到《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分析，我们倾向于认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更多地是从卢格和费尔巴哈的立场出发，回应《莱茵报》时期遭遇的“苦恼的疑问”，即黑格尔式的理性国家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间的矛盾冲突。

遵循卢格在《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时代的政治》(1842) 一文中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马克思讨论黑格尔的法哲学。甚至与卢格的《当前的国家法和国际法》(1840) 一样，马克思是从内部的国家法出发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1]此外，在对黑格尔内部的国家法展开批判的过程中，当我们追溯“主谓颠倒”方法的来源时，可以发现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的直接影响。这篇发表在卢格主编的《德国现代哲学与政论界轶文集》上的文章，及其进一步展开的《未来哲学原理》，在《手稿》中被马克思称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打下真正的基础”。[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 1843 年 3 月致卢格的信中，才会明确提到要实现“强调自然”和“强调政治”的联盟，使“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3]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最为重要的发现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一种含混的折中主义。所谓神秘主义和折中主义，主要指的是当黑格尔通过理性国家来实现客观精神时，以抽象思辨的方式对两种私有财产，即(1) “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和(2) “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或地产，做了含混的处理。这样，一方面，对“林木盗窃法”耿耿于怀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中找到了国家学说的神秘主义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新的问题视域，即作为私有财产关系场域的“市民社会”开始呈现在马克思面前。

从 1843 年 10 月前往巴黎，到 1845 年 2 月被迫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 1843 年下半年到 1844 年 3 月，马克思同卢格一道筹备、出版《德法年鉴》。在马克思到达巴黎前不久，写作了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底，马克思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写作。

布鲁诺·鲍威尔

二是 1844 年 3 月到 8 月，马克思研究法国国民公会史，并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一般认为，《巴黎笔记》就写于这一时期，《手稿》的写作时间是同年 5 月底 6 月初到 8 月。

三是 1844 年 8 月到 1845 年初，马克思集中精力写作《神圣家族》并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

构成这三个阶段区分的重要时间节点分别是:

( 1 ) 1844 年2月《德 法 年 鉴》的 出 版，以及1844 年 3 月 23 日马克思和卢格、贝尔奈斯、巴枯宁、托尔斯泰、勒鲁、路易·勃朗等人一起参加的国际民主宴会;

( 2 ) 1844 年 8 月 28 日前后到 9 月 6 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返回伍珀塔尔的途中，到巴黎访问马克思并与之展开深入交流后，决定开始和他共同工作。

《巴黎笔记》和《手稿》的写作，正好处于这三个时期的中间阶段。它构成了马克思从克罗伊茨 纳赫时期的研究和《德法年鉴》工作，向《神圣家族》写作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唯物史观转变的重要中间环节。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巴黎笔记》和《手稿》中所涉及的思想主题和蕴含的理论内容了。

首先，从 1843 年上半年到 1845 年初，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承认这一时期费尔巴哈的影响，并不是要将青年马克思简单划归为费尔巴哈派的一员。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是如何在自己有关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研究中，克服人本主义的理论局限，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身即构成了《手稿》研究不断推进的内在理论动力。更进一步而言，回顾《手稿》出版和研究的早期历史来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甚至可以说是《手稿》被识别、编辑并出版的直接原因。

费尔巴哈

其次，虽然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的主导性理论逻辑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是他早已走出了抽象的宗教和哲学批判，并在黑格尔国家观批判的基础上，自觉地投身于对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性考察。这一点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证明。基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以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现实地发生着私人和公民的内在分裂，以及抽象的力量统治人、奴役人的异化现象; 因此，在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背后，其实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问题。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从政治解放推进到人的解放。人的解放的实现，从根本上说依赖无产阶级的解放，由这一在市民社会中产生但又超越市民社会的历史主体来实现。

再者，对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解放的论证，并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辨的产物，而是基于工业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运动。这是马克思进行严肃的考察之后得出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马克思是在 1843 年 3 月才开始系统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话，那么这样一些对于工业和市民社会历史趋势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察，以及恩格斯等人对工业发展和无产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在到达英国后转向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恩格斯，曾经为《莱茵报》撰写了多篇介绍英国社会和工业革命的通讯。此外，《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也已经注意到了蒲鲁东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德法年鉴》上对工业和无产阶级的认识，同马克思与圣西门主义者勒鲁、傅立叶主义者孔西得朗的交往，以及对路易·勃朗《十年历史》等著作的阅读有关。[4]

此外，还应提到，作为《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题的延续，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是巴黎时期马克思关注的又一重要话题这一研究，一方面可以在《巴黎笔记》国民公会史的研究中得到印证;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1845 年 2 月马克思与列斯凯签订的关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之中。

二、文献排序的几种不同判断

回顾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到克罗伊茨纳赫时期再到巴黎时期理论探索和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大致给出以下概括。

第一，青年马克思是从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走向对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批判的。第二，虽然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这主要是在克服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意义上进行的。在他对人的解放的阐释和对无产阶级立场的捍卫中，还包含着对工业所产生的客观历史效应，以及无产阶级现实状况和历史地位的理解。第三，围绕人的解放问题，青年马克思同布鲁诺·鲍威尔就“犹太人问题”展开了争论。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回应，势必涉及对费尔巴哈以及黑格尔哲学的评价问题。

上述判断构成了我们把握马克思写作《巴黎笔记》和《手稿》的直接思想史语境和逻辑切入点。那么，在《巴黎笔记》和《手稿》中，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展开研究的，又发生了怎样的思想变化? 通过对文献情况的梳理，总的说来，在《巴黎笔记》和《手稿》的文献研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

（1）苏联学者拉宾在《青年马克思》及其再版中对《巴黎笔记》和《手稿》写作关系的说明。

（2）MEGA2 编者在第 4 部分第 2、3 两卷和第1 部分第 2 卷中对《巴黎笔记》《手稿》写作顺序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2 年出版的第 1 部分第 2 卷中，同时收入了按照逻辑顺序和按照写作顺序编排的《手稿》文本; 此外，MEGA2第 4 部分第 2、3 卷中，先是编辑出版了七册《巴黎笔记》，后又补充了两册。[5]

（3）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学者罗扬也发表了有关《巴黎笔记》和《手稿》写作关系的专题研究。大致说来，目前学界考察该问题，主要的文献依据是 MEGA1和 MEGA2 的编辑、拉宾《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以及陶伯特和罗扬的研究。为了更好地说明《巴黎笔记》和《手稿》的写作关系，我们不妨先以 MEGA2 的排序为基准，简单概述一下《巴黎笔记》的内容。

第一，MH [6]( IISH 编号[7]，下同) /Heft III ( MEGA2 排序[8]下同) ，内容为勒瓦瑟尔《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 5 页) 、斯密《国富论》( 11 页， 接 B20) 。

 第二，B19 /Heft I，内容为萨伊《论政治经济学》( 21 页) 、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 2 + 1 /4 页) 、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 1 /4 页) 。

第三，B20/Heft II，内容为斯密《国富论》( 24 页) 。

第四，B23 /Heft IV，内容为色诺芬著作( 1 + 1 / 2 页)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7 页) 、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17 页) 。

第五，B21 /Heft V，内容为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包括普雷沃《论李嘉图体系》( 9 页)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摘录(1活页)、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 3 页)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6 页，接 B23 穆勒部分) 。

第六，B24 /Heft VII，内容为舒茨《政治经济学原理》( 1 页)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 17 页左栏) 、欧西安德尔对李斯特的评论( 12 页右栏) 、欧西安德尔《论各国的贸易》( 1 页)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 页) 、数学演算( 4 页) 。

第七，B25 /Heft IX，内容为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24 页) 。

第八，B26 /Heft VIII，内容为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 4 + 1 /2 页) 、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 10 + 1 /4 页) 、布阿吉尔贝尔《论谷物的性质、耕作、贸易和利益》( 4 页) 、罗《论货币和贸易》( 1 页) 、罗马史编年概要( 6 页) 。

第九，B22 /Heft VI 内容为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 16 页) 、数学演算( 1 页) 。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涉及《巴黎笔记》和《手稿》之间的写作关系问题，往往首先将 B22 和 B26 排除出去，因为这两个笔记本的写作时间普遍被认为是 1844 年 8 月之后。因此，在既有的研究中往往更为关注的是 MH、B19、B20、B21、B23、B24、B25 这七个笔记本与《手稿》之间的关系问题。

1968年，苏联学者拉宾在《青年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巴黎笔记》和《手稿》交叉写作的观点。之后，这一总体判断也得到了MEGA2 编者的支持。在 1982 年出版的 MEGA2第 4 部分第 2 卷中，编者对《巴黎笔记》中除 B22 和 B26 之外的七个笔记本与《手稿》三个笔记本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梳理和说明。[9] 概括起来说:

（1） B19 和 B20 的写作先于《手稿》第一笔记本。其中，对萨伊和斯卡尔培克的摘录程度低于对斯密的摘录和评论，所以前者先于后者。

（2） B23 中对李嘉图的摘录应晚于《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写作。

（3）B21中对麦克库洛赫、特拉西和恩格斯的摘录，与《手稿》第二和第三笔记本的写作同时进行。

（4）马克思是通过普雷沃了解到穆勒的，先利用 B23 中的空白做摘录，后在 B21 中继续。这很可能是在《手稿》完成后进行的，因为《手稿》第三笔记本中没有对李嘉图和穆勒的专门引用。

（5） 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是在 MH、B19、B20、B21、B23 这五个笔记本完成后进行的。

（6） B24 中对于舒茨和李斯特的摘录，符合马克思初步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特征，可能是1843年底发生的。关于李嘉图货币问题的一页摘录，应发生在 1844 年 8 月之后。B25 中关于比雷的摘录，与《布鲁塞尔笔记》前后关联。这两个笔记本放在前五个笔记本之后编辑。作为 MEGA2第 1 部分第 2 卷的负责人，陶伯特曾经撰文讨论《手稿》的写作顺序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就马克思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摘录与评论，提出了一种更为大胆的推测。[10]文章的最后有三点概括:

( 1 ) 根据卢格的书信，可以推测马克思对萨伊和斯密的研究并不是从 1844 年 4 月而是从 6 月开始的，随后他开始写作《手稿》第一笔记本;

（2）可以确认的是，马克思最早是从 1844 年8月初开始写作《手稿》第三笔记本的。这可以通过《文学总汇报》和《前进报》的文章得到印证;

( 3 ) 无法排除马克思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摘录以及其中的大量评论，不是在《手稿》第三笔记本的写作之前出现的，即最早写于 1944 年 8 月底。

利用 MEGA2 的相关成果，拉宾在 1986 年出版的《青年马克思》第 3版中坚持并拓展了自己此前的判断。有学者考据后认为，拉宾将《巴黎笔记》区分为六个阶段: [11]

（1）对勒瓦瑟尔和色诺芬的摘录;

（2） B24 中对舒茨、李斯特和欧西安德尔的摘录。这些摘录并未被《手稿》和后来的“评李斯特”手稿所使用;

（3） B19 和 B20，以及 MH 中对斯密的摘录。这是马克思开始撰写《手稿》之前的直接阶段;

（4）B21 中对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和特拉西的摘录，以及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摘录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摘录两个活页;

（5）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摘录。其中，B23中对穆勒的摘录是在对李嘉图的摘录之后开始的，但其后半部分是在 B21 中完成的。此外，B24 中还有一页对李嘉图货币理论的简单摘要。因为《手稿》中包含对上述摘要的简介利用，它们应当写于《手稿》完成之前;

（6）B25 对比雷的摘录。拉宾通过比较 B25与《手稿》第一笔记本中的引文，推测这些摘录是手稿完成后进行的。

作为对拉宾和 MEGA2 的回应和评论，罗扬利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档 案，在 1983 年 发 表 了《马 克 思 主 义—马克思—历史学——以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一文，对《巴黎笔记》和《手稿》的写作关系，给出了自己独立的评论。[12] 在罗扬看来，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写作顺序是这样的:

（1） MH 中勒瓦瑟尔摘录和 B23 中色诺芬摘录;

（2）B19 对萨伊和斯卡尔培克的摘录;

（3） B24 中对舒茨、李斯特和欧西安德尔的摘录;

（4） B20 和 MH 中对斯密的摘录;

（5） 《手稿》第一笔记本;

（6） B21 中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

（7）B23 中对李嘉图的摘录;

（8） B21 中对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和特拉西的摘录;

（9）B23 和 B21 对穆勒的摘录，《手稿》第二笔记本被推测为 B23 中穆勒摘录的结尾;

（10）《手稿》第三笔记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要不晚于第三笔记本的写作;

( 11) B24 中关于李嘉图货币理论的摘录以及B25 和 B26，后两个笔记本很可能是在马克思离开巴黎前不久写作的。值得注意的是，罗扬的分析与拉宾和陶伯特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 马克思对于李嘉图和穆勒的摘录评注，既不是写作于第一笔记本和第二、三笔记本之间，也不是在第三笔记本之后，而很有可能是第二笔记本本身构成了穆勒摘要的中间部分。

三、《手稿》的过程性特征与青年马克思文本群

回顾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巴黎笔记》和《手稿》写作关系的讨论，可以发现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以马克思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摘要，特别是穆勒的摘要和评注这一文献与《手稿》三个笔记本之间关系的不同推断为例，学界关于《巴黎笔记》与《手稿》的写作关系的研究并未形成最终定论，即便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界、MEGA2 编委内部和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学者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的专家中间，也存在不同观点甚至是争论。

第二，总体说来，就《巴黎笔记》与《手稿》写作关系的讨论来说，文献研究的证据越来越多地指向这样一种判断:《巴黎笔记》和《手稿》的写作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时，这一写作过程也折射出青年马克思对不同理论主题关注点的转变，以及对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在这个意义上，《巴黎笔记》和《手稿》写作的过程性特征，越发明显地呈现出来。

第三，就文献自身的呈现方式来说，已经无法脱离对文献传播、编辑和研究历史的回顾。这样，在我们去面对各种关于《手稿》的文献研究成果时，也就不能不面对各种文献研究成果背后的理论指向和思想前提。进而，当我们尝试对那些无法依靠确凿的史料证据来对文献进行阐释时，作为文献研究题中之义的方法论自觉问题也就更为直接地摆上了台前。

基于上述理解，笔者尝试在回顾《巴黎笔记》和《手稿》的思想背景，对照文献档案及其写作顺序的基础上，沿着青年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历史线索，论证这样一个观点: 《手稿》的写作本身具有显著的过程性特征，在《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之间，既有理论关注和研究重心的转移，也存在着方法论的嬗变和推进。《手稿》真实映现了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走向私有财产批判和市民社会解剖，关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而反思人本主义走向唯物史观的探索过程。今天理解《手稿》的文献和思想，展现《手稿》的方法和价值，必须在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将《手稿》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法年鉴》《神圣家族》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作品结合起来，对青年马克思“文本群”的意义进行定位和阐述。具体说来，笔者尝试聚焦四个方面展开说明。

第一，《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写作，特别是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本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哲学主题在国民经济学批判话语中的完成。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对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的破解，而对地租的讨论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手稿》第一笔记本，在纸张形态上，有一个与第二、三笔记本以及《巴黎笔记》不同的显著特点，即三栏写作。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是同青年马克思考察市民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批判私有财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真正接触物质利益和私有财产问题。在克罗伊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在卢格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着手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发现其秘密是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和折中主义。这样，马克思也就顺理成章地在《德法年鉴》上批判市民社会，论证无产阶级解放了。然而，无论是继续探索人的解放，还是研究国民公会史，都需要进一步厘清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和市民社会内部的结构问题。正是出于这一目标，《手稿》第一笔记本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来源，或者说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现实的”考察。

在既有研究中，已经充分强调了《手稿》第一笔记本结束部分的理论意义，也就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进一步阐明异化劳动理论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我们更为细致地考察马克思“三栏”研究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在异化劳动理论提出之前，第一笔记本中已经对此有过两次理论总结。第一次是在笔记本的开头部分，马克思围绕资本、地产与劳动的分离问题，发现了国民经济学通过抽象劳动来反对人的事实。第二次是马克思在围绕地产在竞争中的分化作出的溢出性评论。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透过“浪漫主义者的感伤眼泪”看清了黑格尔神秘主义国家学说的现实秘密; 另一方面在搞清地产析分争论实质的过程中，发现了工业资本的自我加冕。

由此可见，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首先是以一种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来解释、批判私有财产这一事实。它构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谓颠倒的哲学原则在“市民社会”的解剖和抽象劳动批判中的运用和发展。然而，青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发现与批判，并不仅仅是一个在“劳动”前面加上“异化”的文字游戏，而是他在关于私有财产的竞争，以及工业对地产的胜利的分析中，对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初步揭示。之所以说是“初步”，是因为这种国民经济学批判中所揭示出来的历史运动，在26岁的马克思那里，还不得不以“火流”式的话语表述出来。

第二，《手稿》第二、三笔记本的写作，与《巴黎笔记》中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摘要有着直接的联系。问题的关键不是前者先于后者、晚于后者或是交叉进行，而是青年马克思在这里进一步深入理解了工业和资本的历史意义。

在《手稿》第一笔记本的最后，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 “（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 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13]正如这两个问题所提示的那样，马克思在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来解释私有财产之后，反过来的问题就是在对异化的和外化的劳动的分析中来理解私有财产的扬弃，即真正人的社会的财产形成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马克思接下来自然要研究工业基础之上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问题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恰恰是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体现了这一进展。

站在工业资本家的立场上，李嘉图通过批判斯密的价值理论、通过论述“资本运用于土地”对地租的影响，给土地所有制以致命一击。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已经提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发展。他说: “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14]因此，青年马克思在重新阅读并摘录恩格斯之后，转而仔细阅读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的著作。在这些摘录以及《手稿》第二、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最为关心的就是私有财产的关系，特别是伴随工业发展而展开的私有财产的运动。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青年马克思的很多新的思考。比如“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15]。又如“由现实的发展进程( 这里插一句) 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正如……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16]再如“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才是一种“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7]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再去纠结穆勒摘要与第二、三笔记本之间的细节顺序，以及所谓的“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不再将异化批判作为定位《手稿》的核心问题，而是将马克思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私有财产关系的方法论路径作为问题的焦点，《手稿》或将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第三，《手稿》第三笔记本中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直接服务于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之后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探索。对黑格尔的批判，最初是作为共产主义讨论的一个要点出现的，但在这一讨论的展开中，包含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新的理解。

严格说来，《手稿》第三笔记本最为核心的主题就是“共产主义”问题。按照马克思自己在文本上所做的标记，围绕“共产主义”的讨论共包括七个要点。在 MEGA2 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文本中，前五个要点被编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的第一阶段，按照马克思的编号是共产主义讨论的第六个要点; ［私有财产和需要］则是第七个要点。

1844 年 8 月，青年马克思之所以在《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集中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其直接的原因是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之后，巴黎的《前进报》上发生了围绕“人道主义学派”的争论。所谓“人道主义学派”，是卢格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法年鉴》作者群的称呼，就像“青年黑格尔派” 最初是对《哈雷年鉴》和《德意志年鉴》的作者群的称呼一样。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是这样展开的：在前两个要点中，主要是批判了粗陋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在第三、四、五要点中，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正面阐述作为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理解; 在第六要点中，马克思出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扬费尔巴哈抑黑格尔; 而在第七个要点中，马克思集中考察与人本主义、国民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均有关联的需要问题。然而，在讨论完需要问题之后，马克思重新又回过头来，用了大量篇幅讨论黑格尔辩证法问题。这些内容现在作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为人所熟知。

正是在重新讨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发生了一个细微的转变。这就是在承认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的基础上，开始重视黑格尔辩证法在异化的规定范畴内所包含的积极环节。简言之，黑格尔辩证法以思辨的方式再现了异化的现实的历史运动，以思维形式将人的本质的普遍异化“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18]。这一重新评估，显然是在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与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对工业动产，以及对资本和劳动对立关系的分析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开始明确意识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应该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批判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寻求。

第四，《手稿》第三笔记本中无论是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共产主义的评述还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已经蕴含着一个新的理论出发点，那就是青年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局限，去探索“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态度的转变，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费尔巴哈态度的转变。正如前文所述，在作为 “共产主义”讨论第六个要点的开头部分，出于批 判“鸵鸟”和“农夫”的需要，马克思用“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但是在后半部分的讨论中，经过有关“需要”和“分工”的讨论，马克思已经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有了更为现实的理解，开始意识到思维形式或概念范畴背后，存在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运动，要批判这种思辨的神秘主义，就必须解剖现实的异化和抽象本身。这样，尽管马克思在《手稿》最后的叙述中，仍然保持着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总体风格，但是在对费尔巴哈的态度上，已经出现了新的不满。

这种不满，更是因为“市民社会”中人的需要的现实差异被进一步放大了。通过研究国民经济学，特别是工业发展基础上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关系的运动，马克思意识到，在抽象力量奴役人的异化状态下，人的需要变成了抽象的对货币的需要；而这种异化的抽象需要，在不同的阶级中，又表现为具体的差异: “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19]在这里，作为批判思辨哲学神秘主义的理论工具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触碰到自身的理论边界。对于马克思来说，感性的对象性存在、对象性活动，都不再是一个可以抽象讨论的哲学概念，而是一个个现实的个人，是这些个人在分工中结成的财产关系。在这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或者说唯物史观，即将氤氲而起了。

概而言之，上述四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溢出了《手稿》的文本，不仅关涉《巴黎笔记》，而且延伸到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多部著作和手稿。在此过程中，《手稿》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性意义亦得以彰显。更进一步，《手稿》本身在出版、研究的历史中亦承载着不同的理论期待，引发了复杂的学术争论。我们有理由将这一在文本写作和理论逻辑上都具有鲜明过程性特征的手稿，视为一个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及其方法本质的多维理论枢纽。

注释

[1]参见朱学平: 《从古典共和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早期政治批判研 究( 1839—1843 )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2018 年 版 第136—137 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12 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47 卷第 53 页。

[4] David Gregory，“Karl Marx's and Friedrich Engels' Knowledge of French Socialism in 1842 － 3，”Historical Reflections，Vol． 10，No． 1，1983．

[5]在第 99 页讨论“即便是在 MEGA2 编者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

见和表述”时，笔者误将 MEGA1 与 MEGA2 第 4 部分第 2 卷并列提及。

[6]该笔记本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故相关研究中多以“MH”

( Moskauer Heft) 标识。

[7]参见 https: / /search． iisg． amsterdam/Record /ARCH00860。

[8]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Vierte Abteilung Band2，Dietz Verlag Berlin，1981，S． 710 － 724;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Vierte Abteilung Band 3，Akademie Ver-lag，1998，S． 710 － 724． 相关中译文参见《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 年第 1 期、1986 年第 12 期。

[9]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Vierte Abteilung Band2，Dietz Verlag Berlin，1981，S． 710 － 724． 相关中译文参见《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 年第 1 期，部分表述根据本文上下文有调整.

[10]Inge Taubert，Probleme und Fragen zur Datierung der„ Ökonomisch －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von Karl Marx，Beiträge zur Marx －Engels － Forschung，Heft 3，1978．

[11]参见姚颖: 《拉宾〈青年马克思〉第 3 版对“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补充》，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 年第 1 期，部分表述根据本文上下文有调整。

[12]参见［荷］罗扬: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历史学———以所谓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 4 期。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7—168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445 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72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76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82 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19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