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用主义历史性的出现

（本文节选自《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的谱系》）

《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的谱系》

作者：[美]康奈尔·韦斯特

译者：董山民

出版信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4.

美国实用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这样的学说，所有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行动问题，所有的判断本身都是价值判断，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最终可能并没有有效的区别。由此，任何类型的真理问题和可以证实的行为结果之间也不能彻底分开。

C.L刘易斯

当美国实用主义要求在学院哲学的专业圈子内证明自己的时候，它就可以被理解为发生在爱默生主义那儿的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进行的逃避。为美国实用主义代言的第一批人（马萨诸塞州剑桥百年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对科学的去神秘化怀有浓厚兴趣的博学的专业人士•其中少数几个人对宗教现代化感兴趣。与爱默生不同的是，他们都重视方法，不过，他们对方法的理解都是相当爱默生化的。他们的思想与爱默生的思想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决心要把科学看成与宗教存在连续性的东西——两者都贯穿了道德目的。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美国实用主义也可以被看作对如下爱默生诸多观念进行的创造性解读:学院文化、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及美利坚民族巩固的语境之下的权力、刺激和人格。内战之后,这种重大的转移和积累——从农业耕地到城市工业化、从职业教育到专业培训，以及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为爱默生主义话语创造了新的环境和挑战。美国实用主义两个“奠基性的”人物——查尔斯•桑德尔•皮尔士和威廉•詹姆斯——对现代哲学当中的爱默生式逃避进行了最深入的修正,给爱默生主义的自然神论以最具刺激性的重申。两个重要人物都承认爱默生对美国文化具有无法回避的影响。

皮尔士论科学方法、共同体和基督之爱

查尔斯•桑德尔•皮尔士是出自美国本土的最深刻的哲学思想家(philosophicalthinker).像我们伟大的文学艺术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Melville)一样，在世的时候皮尔士遭到了人们极大的忽视。然而一定时间内，皮尔士却以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复兴。目前，他的才智在专业哲学家圈子中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不管以多么高的要求看待皮尔士的思想,他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位高深莫测的人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卷帙浩繁的文献涉及面令人惊讶，而是因为他的观点经常保持在没有人能够超越的状态。

毫无疑问，皮尔士极好地处理了高难度的符号语言学的技术问题、数理逻辑、推理技术以及科学方法。我以为，尽管这些问题对于符号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具有巨大的内在价值，但是在皮尔士眼里，它们却与他更多地予以思考过的有关伦理学、政治学以及宗教的问题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皮尔士原创性的实用主义概念一后来的实效主义一受惠于爱默生主义思想中存在的、哲学为道德目的而产生感受性的文化批判思想。皮尔士是最为重要的逻辑学家，他具有形而上学倾向，致力于论证那些因为要回应新问题的刺激而产生的人类力量，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人格的潜能。这样，他修正并加强了美国人思想当中的爱默生式的逃避和自然神论。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皮尔士实用主义思想中有三个基本主张:首先，科学方法是最合理的达到确保有效信念的方式。其次，科学方法是一种自我修正的社会性和共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平稳的功能性习惯，即信念的推动；因为信念不确定而产生悬疑，也就是处于怀疑状态;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意见的稳妥”。第三,科学的对真理的寻求(尽管没有办法可以还原）不可避免地关联着至善对“具体的理性发展”的推进,也就是进化之爱（evolutionarylove）。

比较明显，皮尔士深信现代世界中相对较为新型的权威，那就是科学及其方法。但是，按照优良的爱默生主义风格,皮尔士拒绝毫无保留地服从科学这样的权威。他让科学方法祛魅,让科学方法进入人类事务，进入知识借以成长的独特社会实践。实用主义作为文化祛魅活动（聚焦最高的现代权威:科学）发挥的作用使得皮尔士捍卫宗教,而不是贬低宗教或者抛弃宗教.事实上，皮尔士的科学方法观,作为一种负载价值和规范的社会活动,不仅仅与科学、伦理学相连.而且还认可（或激发）了宗教目的。

与爱默生一样，皮尔士通过拒绝寻找基础、拒绝寻求确定性的方式来逃避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与爱默生截然不同的是，皮尔士对这种现代笛卡尔学派的研究和探求进行了细节上的批判、检讨。他想知道现代哲学为什么又是如何走向这条轨道的——勒内•笛卡尔（“笛卡尔主义精神”）又是如何成为始作俑者的？笛卡尔主义试图为知识提供可接受的基础，但皮尔士却认为笛卡尔有关知识本性和哲学方法的观点存在四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笛卡尔主义坚持认为，哲学必须以普遍的怀疑开始。皮尔士认为这种怀疑不适用于自身的虚构（既然对自身的怀疑不是怀疑，而是自我意识,笛卡尔主义的确切起点）；皮尔士认为这种怀疑不适合我们知道“虚无”（nothing）这种情况（既然怀疑“什么都没有”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起初产生怀疑）；而且既然怀疑预设了不可以怀疑的东西，即过去的信念，那就不可能采取这种怀疑。

第二，笛卡尔主义认为确定性的最终评判标准要在个体的意识中寻找。皮尔士拒绝了这种笛卡尔式的对过去的权威和证据的抛弃，特别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的形式。对皮尔士来说,笛卡尔主义自我意识在先的观点导致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囚禁在观念的帷幕之中,使得观念和事物之间、意识和实在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可靠的桥梁。

第三，笛卡尔主义留下了很多无法说清的麻烦，而这些事实都是人们想要弄明白的。通过以上帝作为解围者的方式解释自我和世界，笛卡尔没有为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提供可靠的知识。

第四，笛卡尔哲学的推论方法忽略了观念与其他观念、命题和其他命题之间的关联。确定无疑的基础和绝对的确定性超出了人类企及的范围,但是有根据的断言和合理的结论都来自多种多样的形式及论证的方式，“它们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的真理全体”。这里，皮尔士提到的形象不是“一根比其最弱的连接处更加坚固的链条，而是一根缆绳，它的纤维如此纤细•却能够让无数纤维足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皮尔士对笛卡尔主义这四个主要错误的解剖和拒斥构成了爱默生式逃避现代哲学的深刻的实用主义修正版。他以下列方式概括实用主义:从笛卡尔主义（涵盖大不列颠的经验主义、苏格兰的常识实在论以及德国的唯心主义版本）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问题中逃避出来，实现转向：

1.我们没有内省的力量,全部内部世界的知识从假设性的推理得出，假设性的推理来自我们外部事实的知识。

2.我们没有直觉的力量，任何认知都被此前的认知逻辑地决定。

3.没有符号我们就没有思考能力。

4.我们没有绝对不可认知的概念。

这些结论圈定了实用主义可以立足的新领域。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通过突出偶然性和可修正性在社会实践中的核心地位，皮尔士削弱了现代哲学的支柱——确定无疑的直接(immediate)知识、无须推论或内部可信的信念、非语言的表象以及不可接触(无法思考的)自在之物。就像W.B.加利(Gallie)所说的:“在整个哲学史中，都很难找到一种连贯一致的批评，它会比来自皮尔士1868年发表的论文中的第二点批评更具有毁灭性，更加彻底。”

这次突破性的成就可以理解为皮尔士与现代哲学进行接轨的原创性努力，也是一种旗帜鲜明地对欧洲话语做出的美国式回应。欧洲话语没有注意到或者忽略了自我和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自我和其他自我的共同关系，欧洲话语特别忽略了两种关系那里存在的彻底的偶然性和可修正性。正如爱默生写道，社会中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商品形式渗透得更加广泛。由此，皮尔士写道，文化领域中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与科学和技术成果的普遍深入相提并论(在资本的支持下)。而且正如爱默生为了捍卫人类的人格而运用市场社会的措辞来反对这样的社会,同样地，为了保卫共同体之中的个人性，皮尔士用自然科学的话语来反对他那个时代的“顽固的个人主义“(ruggedindividualism)。

在他写于1893年的一篇非常重要却又经常被忽略的文章《进化之爱》中，皮尔士清晰地表明了19世纪最突出的特征：

“经济的世纪。因为‘'政治经济学相较于其他学科与它活动的所有分支有更加直接的关系嗯，政治经济学也有它的运行规则。它是这样的：服务于贪欲的智慧保证了最公正的价格、最公平的契约以及人们之间所有最明确的交易行动，而且还导向至善(summumbonum)，产生大量的食物和完美的安慰。食物又为了谁呢？为什么要为了那贪心而聪明的主人……我们的世纪给予经济问题极大的关注，已经导致人们去夸大贪婪的有益后果和情感的不幸结局，直到无意中出现哲学思想。贪婪就是人间种族改进……宇宙演化伟大的动力……

与霍布斯的“自利主义者''、斯密的个体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比较,直接而明确的不同是，皮尔士修正了人类的自私概念，把它作为实现自然或社会进化最伟大的要素。皮尔士发挥了基督教的一个观念，根据这种基督教思想,创造性的爱就是社会和自然演化的发动机。

耶稣基督福音说:进步来自人人锻造其人格以与其邻居合一。另一方面19世纪确信，进步的发生依靠的是人们尽其所能地为自己奋斗，只要有机会这样做，他就该把邻居踩在自己的脚下。这或许可以精确地叫作贪婪福音。

表面上，似乎会出现如下情况,皮尔士之强调科学方法和共同体与爱默生痛恨方法、尊奉个体相矛盾。而且确定无疑的是,皮尔士追求逻辑推理的严格性和精确性，这也不同于爱默生式的敏感性。然而，指出下述情况是非常重要的:皮尔士仔细地、认真地把科学方法的运用一用科学方法试探性的观点和暂时的结论——限制在参与了理性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之内。科学方法的权威并不能运用在伦理学和宗教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既不是行为的向导，也不是满足实践目的的工具。

如果一个命题可被应用于行为，它就一定会被理解，或者毫不保留地被相信。不给怀疑留下余地，在这种状况下的行动也将停下来。科学的精神要求一个人在任何时间都要准备相信他整体性的信念。瞬间的经验会与他们发生冲突。学习的欲望禁止他成为一个完满的预知性的专断者。此外，实证科学只能依据经验，而经验的东西从来就不能导致绝对的确定、精确、必然或普遍性。可是实证科学就像法则一样恰好需要普遍性和必然性，就是说，科学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一旦科学变成行为的附属物，科学的真正特征就遭到了毁灭。

如果一个无用的探究是系统的，那么它差不多就与科学探究一样。或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科学的探究碰巧变得有用，那么科学的那个方面在研究活动中就不被考虑了，或者说，它就无望成功了。

与爱默生一样，皮尔士求助于道德情感和本能的行为，以之作为“科学,，伦理学的选项。他相当模糊、神秘的道德观不让理性在行为中扮演重大的角色。然而，与爱默生完全相对的是,他对情感和本能的理解根植于更加古老的传统与基督教会的证据中。在“重大的”道德和政治的行动中人们无法逃避教条。

因此，纯粹的理论知识，或者科学，没有直接关注实践问题的功能，甚至对于那些重大的危机也全然无法应用。理论适用于微小的实践事务；但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必定会留绐情感，也就是说，由本能来处理。

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我是毫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全部生活都栖息在科学的空气中，并且我没有被评价为特别的轻信。我必须承认，我界定的保守的情感主义，作为特别健全、有益的东西自动地呈现在我的心灵中。毫无疑问，当保守的情感主义可以推断细节问题时，就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它却让纯粹的推理和理性的自负威震了常态的男子气的情感主义，这种情感主义本应放在我们所有行为的基础地位，纯粹的推理和理性的自负压倒了情感主义，这对我来说是愚蠢的、可鄙的。

推理存在三种类型——其一是必然推理，但是，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有关我们自己假定之事件的信息，以及明确地宣称，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其他的东西，那我们必须另觅他处。第二种推理依靠概率。其中，唯一的情形就是我们遇到了情况，在那里，它假装具有一定的价值，这就像一家保险公司，承保一个无穷而多重的无足轻重的风险，无论某个处于风险中的重大利益在哪里，它都清晰地说:''不要问我!”第三种推理则想完成自然之光(illumenaturale)能做的事情，自然之光曾经指引了伽利略的脚步。这其实是求助本能。由于所有习惯性地端起的臭架子都处于重大的危机之中，因此理性只能纾尊降贵，乞求本能的救援。

我们如何解释皮尔士对变化、修改、开放性以及科学维新进行的平衡(valorizing),对信条、习俗、习惯以及伦理传统和宗教所做的辩护？一方面，皮尔士是一个无畏的知识开拓者，深入地投身于理智生活，不停地穿越科学方法论思考的界限。作为一个积极主动的科学家，他很好地跟上了当时科学共同体的实际状况,并且着迷于科学研究展示出来的力量,沉醉于科学方法产生的偶然性和可修改性之中。

另一方面,皮尔士对礼俗社会的衰落高度敏感，他把这种情况的出现归因于不断扩张的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工业化和职业的专门化。作为一个波士顿有良好教养的人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皮尔士是哈佛教授的儿子），他却依然是学院的局外人，皮尔士饱受了孤独的情感和现代人无家可归感的尖锐影响。爱默生个人主义的革命对垂死的教会传统的反叛已经失去了文化震撼性和吸引力.相反,人们或者趋向拥抱，或者忽略教会。19世纪30年代初生的工业秩序已经发展成为阶级肆虐、日益冲突的19世纪晚期社会。爱默生时代年轻的后殖民地人民的身份危机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进化为罗曼蒂克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本土论以及寻求世界帝国地位的后青春阶段。在这样的语境下，皮尔士的个人性情和燃烧着的知识分子使命感,使皮尔士投身于主教制教会，批判他所在时代的个人主义、职业主义和美国主义，而且完全彻底地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精力献给心灵生活、社区与爱的理念。就教会问题，他写道：

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学生都认识到基督教会让他们成为人中之“人”。由于教会他得到了安慰快乐，逃离了巨大的危难，有了自己的目标和正直的心灵。他把古代文献的保存归之于中世纪的僧侣；而如果没有知识的复兴，他就无法明白科学的兴起是如何可能的。进一步说，如果他说英语（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他就得把知识系统的框架归功于基督教会的教义。律法之爱，最终通过基督教来到了欧洲，尽管只有很少一部分被遵守，他都认为它们是文明的灵魂。此外，宗教是一种伟大的，也许是最伟大的社会生活的因素，它已经延伸、超越了个人性的朋友圈子之外。那样的生活可以超越一些限制的、仁慈的、民主的文明。假如人们与教会断绝了关系，那么在何种方式上，人们能够合意地与他的邻居一道运用结交的能力呢？……

教会存在的目的和理由就是让人们超出自身狭隘的个体性，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空间。

关于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和肮脏的美国主义，皮尔士写道：

为了追踪“重要性的主题”,把它当成基本的和最好的东西，唯一的结果就是走向这样和那样两种结局——要么，一方面，称为（我唯愿不是）美国论，追求商业崇拜。在这样的生活中，丰富而亲密的情感河流变得干涸，或者因为萎缩成为水流稀少、乱石嶙峋的小溪。要么另一方面，譬如成为修道院僧侣主义，梦游在世界上，没有眼睛，也没有心，除了彼岸世界之外。认为你脚步的信号是冰冷的理性之光,还把你的事业、你的责任当成最高的事情。你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目标，或另一个。相反,假设你信奉保守的情感主义，谦逊地以非常普通的价格估价你的推理力量，如果拿去拍卖，他们就会带走它。这样一来你还能做什么？为什么发布给你的第一道指令，也就是说，你已取得的相当高的事业和责任，诚如每个人知道的那样，能让你意识到比你现有的事业更高一筹的事业？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完成你的主业之后的副业，而是一个一般化的责任观,通过把你的人格融入全部宇宙各个相邻部分这种方式来完善你的人格。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理解，就做一个这样的比较：不妨设想你第一次遇见了一位一个家庭中的称职的母亲，现在想一想，她是不是一个情感主义者，你是否愿意她成为别的样子，最后，你能否找到一个比我所给出的更好的概括，来刻画她形象的普遍特征。

概而言之，企图理性地谈论‘'重大目标”必定只能得到些陈词滥调；关于这些东西，所有的推理都必定是成问题的，所有的研究都必定是狭隘而卑下的。

关于他那个时代的庸俗的职业主义，皮尔士在去哈佛做系列讲座之前（同年,1869—1870年，爱默生做了一个讲座）就说道：

我再重复一遍，我对如今的哈佛大学一无所知。但是在我待在剑桥的时间里，我希望学习的事情之一就是回答这个问题:马萨诸塞联邦最终似乎建立了这样一所大学，年轻人得以来到这里，他们可以受到优秀的教育，因此可以挣可观的收入,而且拥有一艘帆布艇以及用于晚餐的伏旧河的城堡出产的葡萄酒……

皮尔士对实验研究的怀疑意识、共同的人类情感，连同他对科学方法和基督教信仰的双重忠诚,为美国实用主义种子的发芽堆积了土壤。整个生命晚期，皮尔士居住在维多利亚新英格兰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1879—1894年）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密尔福德（他在那里生活非常孤独）。他发现自己被宗教文化和科学文化撕裂了。美国实用主义历史性的出现,主要来源于皮尔士对笛卡尔精神的深刻逃避,这种逃避可以归之于他对科学共同体思想的着迷，对基督教爱之信条的忠诚，以及无目的的城市法理社会化过程、工业资本主义美国的引诱。皮尔士式的这种逃遁部分地通过对爱默生的偶然性、可改善性以及可以促进人类进步，改进道德水平的自然神论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来完成。

著名的实用主义格言——基本的目标就是去达到“一种远比逻辑学家们的‘明晰性'更高程度的思维清楚性的方法”——第一次出现在他1878年开创性的论文《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中,在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陷于变体说之间的讨论、判定的语境中：

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让自己陷入基督教圣餐的成分之争是愚蠢的，如果他们就所有可感效果取得一致的话，这时和以后的情况就不会这样了。

情况是这样的：要达到理解清晰的第三级(thethirdgrade)的规则，那就要看我们构想的观念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效果，可以设想的可能就是所具有的实践效果，那么我们的效果概念就是对象的全部意义。

在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对这一“实用主义准则”所做的详细注释(指皮尔士在1893年给实用主义准则增加的注释)中，皮尔士打算把实用主义的理念和基督教的福音书联系起来,试图把它与爱默生的有关集体而不是个体的进化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

在承诺使用这个准则之前,让我们略微反思一下它意味着什么。它已经被说成是一种怀疑主义和唯物主义原则。但它仅仅是耶稣推荐的唯一逻辑原理的一个应用，“你可以通过它们的结果认识它们”,这就与福音的观念同属一脉。我们必须确定无疑地让自己当心，不要在太个人主义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规则。要说，人类什么都没有完成，除了其努力指向的将是对人类之中绝大多数的人进行严厉谴责以外，他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闲暇为任何事情劳动，除了为他们自己和家庭成员获得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劳动以外。但是，倘若没有直接地争取它，远没有理解它，他们将完成文明要求的东西，进而生育出另一代人来推进历史的又一阶梯。因此，他们的成果就是集体的，这是整个人类的成就。它是什么，那么，就是全体人民所从事的，什么是文明？那就是历史的产物和结果，不过，从未完成吗？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有关它的完备的观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包括体现在人们意识和工作中的观念，而且它依靠人们的学习精力而生发，通过经验不断地向他询问还没有获得的观念。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经过这个过程，人们(借助他们所有可怜的微末之物)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渗透了上帝的精神，其中自然和历史都是普遍的……我们正在把我们的肩膀依靠在车轮上，为了一个这样的终点——我们没有人能抓住比一瞥所见更多的东西——就是这一代人正在做出的贡献。但是我们能看到观念外化的发展就是它将存在的地方。

对皮尔士来说，实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世界观，不是有关真理和实在的新形而上学。它毋宁是一种促使观念清楚明白、确定词语和概念意义的方法。这种实用主义方法，在考虑“理智概念的真值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践后果”时确定意义，实用主义的方法单纯是自然科学解决传统哲学问题所用到的实验方法的运用。除了作为反叛笛卡尔主义的里程碑之外，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受到了三位智识前辈的影响，他们分别是伊曼努尔•康德、邓,司各脱(DunsScotus)、查尔斯•达尔文。

皮尔士终身都与康德进行斗争，这是尽人皆知的。没有人注意到并记载的是:皮尔士认为康德是“某种皮肤掩护下的科学人”,就是那种来自物理学的哲学家。把皮尔士吸引到康德那里的不是《纯粹理性51批判》的先验唯心主义，也不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自律观，而是康德的方法论和批判性反思，特别是根据自然科学构建哲学思考模型的观念。

从邓•司各脱那里，皮尔士获得了哲学的弹药，并用来反对现代唯名论和唯心主义。司各脱主义者的实在论鼓励皮尔士的不仅仅是在科学家工作的基础上思考真实的世界，而且坚持普遍性的存在，以及本质上一般原理的运行。尽管它强调科学主张和理论的偶然性、可修正性，皮尔士仍然认为科学理论和科学观点处理事物具有永恒、独立的特性。在他最负盛名的对科学方法的简洁的描述（《信念的确定》［1877］）中，他写道：

因此，要消解我们的怀疑状态，下列情况就是必需的：应该找到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的信念就可以不借助人为而凭借一些外部恒久的东西来促成——通过不受我们的思想影响的事物……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可以用比较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基本假设就是：存在一些真实的事物，其特征完全独立于我们关于它们的看法；这些真实的事物以不变的规律影响我们的感官，尽管我们的感觉随着我们与对象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然而，通过利用知觉法则，我们可以借助推理来确定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任何人，如果他拥有充足的经验并做出充分的推理，那么他就会得出真正的结论。

就这一点而言，把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视为一种“没有自在之物的康德主义（他自己曾经用过的描述词）”似乎是合适的。然而,他似乎也乐意接受下述说法:实在的地位必须借助科学方法的预设，而不能从科学方法那里获得。这并不是认可贝克莱的观点:事物并不存在，直到它们被知觉到。或者一种康德主义的观点：当事物被人的概念建构之时事物才存在，否则事物并不是实在的。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宁可关联这样的观念:实在就是科学共同体最后赞同的东西。说到最后，我们必须接受最好用的可修正的实在理论;最终，科学家的会聚和一致将揭示实在。当然,这种终极的一致从未来临。它纯粹就是规范性的理想和希望:维护理性的判断，成为目前科学研究的动力。在回应别人就此问题的批判时,皮尔士写道：

卡罗斯博士坚持认为，从我的社会实在论立场看，实在就是这样的观念，共同体最后确定下来的东西,事物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从中推断出来。我承认我从来就没有期望任何人会渴望那种观点。我想，恰恰下述立场的对立面会遭到反对，即通过那个理论，所有绝对性都会从实在中清除……反驳显而易见的公正性，这对我来说似乎也如此。我们不能十分确定的是，共同体将会醉心于施加在任何给定问题上的不可变更的结论。即使它们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我们还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整齐一致性是相当完美的。我们也不能合理地假设任何压倒一切的观点的一致将在每一个问题上达成。对于一些我们忙于探究的特殊问题.我们能够设想在一种希望的形式上这样的结论可以实质性地被达到。

这种实用主义程序中的“信念跳越”和科学共同体达成结论假设了一种独特的学院实在论的形式般真理，尽管偶然、可修正以及独立于人的看法，客观上却是真实的、实在的。这一假定使得皮尔士可以逃离微妙的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唯名论。然而它也迫使皮尔士信奉“绝对机会论”。这样的理论，即偶成论（tychism,皮尔士称之为“偶成论”）排除了不可避免主义、必然论以及决定论。它强调成长、多样、差异以及宇宙的自生性。它也在无限的将来为探究者中间产生会聚和一致提供可能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皮尔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皮尔士把他自己的科学方法及其结论、实在以及共同体放在进化论的框架中。受到他的朋友兼形而上学俱乐部成员乔叟•赖特(ChaunceyWright.他完全狂热地追随达尔文)的促动，加上他对把进化混同于道德目的持轻蔑态度，皮尔士倾向批判达尔文，捍卫道德演化的目的论。皮尔士为了对他的实用主义的理论融贯性和逻辑一致性进行辩护，说明他的理论与基督教存在兼容性，提出了思辨进化论(speculativeevolutionary)的看法.即神爱论(agapism)。这一观念(与达尔文完全对应)坚持认为推动演化的东西不是机械必然性，即变异和自然选择，而是这种必然性、机会、(更为重要的)爱等因素的合成。自然规律自身都被最高的宇宙规律所规范;机会在宇宙之中是重要的因素,而且它甚至引起了由进化之爱提升的秩序与和谐。

皮尔士对达尔文的反对既是科学层面的，又是道德层面的。他不仅坚持认为，纯粹的机械必然性不能解释宇宙的出现和发展，而且坚持认为达尔文主义把“贪婪的福音”放入了自然科学家的题材之中。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仅仅是把政治经济进步的观点延伸到了动物和植物的整个生命王国。我们当代自然主义的绝大多数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精致奇妙的自然选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人们习惯于赞美神圣的智慧，生物如此群居拥挤在一起，它们之中碰巧具有最微弱优势的物种迫使那些更加弱势的物种进入不利于繁衍的境地，或者它们尚未到再生繁殖之际就被杀死了。在各种动物中间，这种单纯的机械的个体主义被当作权力，动物们为夺取优势,在它们残酷的贪欲下，权力被极大地强化了。正如达尔文在他著作的标题页加上的一句话：这就是生存斗争。不仅如此，他还应该为他的格言增加如下内容:每一个个体都为了他自身，魔鬼在最后来临！耶稣在山上布道时表述了不同的观点。

皮尔士承认，对达尔文进行这样一种道德批判“可能会使我的科学界同仁感到震惊，但他不能因此而放弃他对那代表了“能感觉的心灵的正常判断”的“神爱进化论”的“热烈偏爱”。诚如我们此前看到的.皮尔士认为这样的判断就是社会生活必需的，包括科学家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似乎有点奇怪，我应该提出三种情感，即不限定的共同体的利益、认识到利益变得极大化的可能以及心智活动无限连续的希望，并且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逻辑要求。然而，当我们认为逻辑依赖于一种逃避怀疑状态的动作'―就是说怀疑在行动中终止——必须开始于情感，而且我们根植于理性之中的唯一原因是：其他逃避怀疑的方法不能解释社会的动力，为什么我们对找到预设在推理中的社会情感感到疑惑？我发现了另外两种必要的情感，如果只是作为社会性情感的支撑和帮衬，就会很合适。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并注意到：这三类情感与慈善、信仰、希望等著名的三重唱相当一致。慈善、信仰和希望，在圣徒圣保罗的心目中，是最好的、最伟大的精神的礼物。旧约和新约都不是科学逻辑的教科书，但是对于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心灵性情，后者一定是最高的存在的权威。

这一段文字非常优美地和皮尔士的基本科学方法论、共同体、爱融合在一起。爱默生预设的动态的人类力量、由刺激所生发的永不停息的进步都融入了美国文化崭新的权威之中，即科学共同体及其相应的制度:学术团体和专业化。爱默生对个体道德发展的膜拜，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被皮尔士改造成对共同体（特别是传统基督教教会）之内的人格发展的关注。爱默生主义通过纯粹的人类意志克服所有局限性的自然神论受到了同等精神气质的支持，爱默生这样的自然神论，通过科学程序、进化生物学、德国的唯心主义、学院的实在论，以及基督教之间交错混杂、令人头晕目眩的辞藻得到了重述和重申。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用学院哲学的语言、通过与学院哲学对话的方式修正并改革了爱默生对现代哲学的逃避。这样,皮尔士不仅是美国最伟大的专业哲学思想家，而且是第一个让鲜明的美国个性加入专业对话的人,这种添加包含了强烈的爱默生主义的遗迹和“细菌”。在皮尔士卷帙浩繁的文集中，唯一涉及爱默生的是：

老斯芬克斯咬住厚厚的嘴唇——

说:“谁告诉你，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精神，我的伙伴，

我是你眼中的瞬间的信息。”

“你是这无法回答的问题：

人们看不到你美丽的眼睛，

因而总是问个不停；

但每个答案全部是谎言”。

一本已经计划好的书（在1890年），“倘若能够终稿面世……那将是一个时代的诞生”，皮尔士给它命名为《谜语猜想》，其标题之下标有斯芬克斯的插图。想要支配或控制空间、加强人类力量的爱默生的“超越时间”的思想仍然在皮尔士对之进行了实用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