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激进主义的限定词和批判的前提条件，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显而易见，我们谈论的是当前的网络媒体、个性化的大众传媒及其相关设备的生产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的是大数据，是数字资本主义之势（setting①）。另一方面，当我们用“数字”来限定激进主义和批判时，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主体的基本理论，即在对数字激进主义与批判进行考察时，我们会提出或假定什么样的政治主体的概念? 这种主体如何受到数字时代的影响? 如果有这种影响的话，是最好从数字性（digitality）的角度来理解它吗? 还是说，也许数字性事实上已经标识或者划分了对资本主义以及这种资本主义决定我们的势的方式的特定理解? 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在批判性媒体研究中，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坚持从资本主义及其劳动、生产和价值范畴，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信息范畴来分析数字媒体。在我看来，“数字”将我们引向了数字资本主义之势。与其说它告诉了我们政治主体是如何出现的，倒不如说它告诉了我们如何阻止这种主体出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人群的集中和聚集，这为真正的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奥地利著名社会学家，主要致力于资本主义批判和媒介研究

我认为，政治主体理论对激进主义与批判的任何形式（数字的或者其他任何形式）都很重要，这是毫无争议的。例如，我们是否认为政治主体一定是行动主体? 或者，我们假设政治主体是受影响、受制约、受限制或者被决定的? 我们是否认为政治主体参与了批判或受到了批判的影响? 网络上的分享和讨论、推特上的头脑风暴和脸书上的更新都是政治主体的实践吗? 那么黑客或博客呢?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把这种主体当作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它是否存在于以它的名义开展的行动和事件中? 如果是，它是如何存在的?

在本文中，首先，我将简要地概述一种政治主体理论［基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这种理论将斯洛文尼亚派［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Zizek）和姆拉登·多拉（Mladen Dolar）］关于主体是结构裂口（gap）②的观点（参见我在 2016 年的讨论③）与早期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强调主体化（subjec-tivation）和主体过程（the subjective process）是对主体介入的回应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其次，我将通过对群众（crowds）的分析来阐述这一理论。群众不是政治主体，但群众的平等发泄（egalitarian discharge）④［我从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那里借用的一个术语］可以发挥过去被分离的人⑤作为其主体时所发挥的作用。再次，对群众的强调使我们有可能在数字资本主义复杂的网络运作及其所依赖的幂律分布特征（power-law distributions）中找到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于是，数字网络政治就形成了一个一对多的双重问题，并通过一种集体性政治维持主体的裂口，而不是批判性的政治。最后，我将我的论题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对数字生命政治分析的进路进行对比，以证明政党形式在当前对我们的意义，它是革命政治所必需的视角、工具和组织手段。

齐泽克

我不想直接进入理论讨论，而是想从幸存者（survivor）和系统（system）的角度描述我要解决的一般性问题。一些激进主义者和理论家，包括许多学生和其他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人，都积极地投身于身份政治和交叉领域的研究之中。他们把身份视为政治的关键所在，认为必须捍卫和主张它，以反对多重侵犯和伤害。但因缺乏紧密的社会和政治联系，也没有可靠的经济前景，他们只是提出了阻碍人们获得成功和幸福的多重交叉挑战，并将这些挑战想象成具体的而非一般的、普遍的。由于曾受到体制的背叛，人们对有组织的集体缺乏信心，反过来，他们强调“依靠自己、独自行动”的规则，而对阻碍其“独自行动”的障碍感到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倡导者认为，生活、生存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因此，在这一理论和激进主义的层面，“幸存者”成为当代政治主体的主要形象。

姆拉登·多拉，斯洛文尼亚哲学家、精神分析家、文化理论家

然而，就在社交媒体和左翼政治文化广泛地赋予幸存者以价值的同时，当代理论的另一股力量却与人、与类似主体的事物——实际上是与人类——保持距离。对这些理论家来说，理解当下的情况需要后人类学家所关注的系统理论——地质系统、银河系统、算法系统、混沌系统等，我们从他们强调物种灭绝、资源枯竭、客观对象和物上看到了这种普遍的变化。

这两种理论潮流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体制的瓦解和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网络媒体/信息化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应。各级学校、家庭和工会形式都变得不稳定，多处于变化之中。社会福利保障也以“人们应该对自己负责”的名义而被取消了。社会团体和机构的崩溃使得个人更容易遭遇剥削、暴力和胁迫，也更有可能将其他人视为竞争对手或威胁，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现在看来，照顾好自己似乎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跟上形势，除了照顾好自己之外，别无选择。而对此的自发反应是个人性质的:愤怒，要求政府做点什么，呼吁改变现状。数字资本主义为这种自发的个人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工具: 手机和社交媒体。这些媒体鼓励即时反应，如发布推特、更新状态、签署请yuan书等——所有的个人活动都被认为属于投票这类真正重要的个体行为。所谓的政治在意识形态上促使个人屈从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及其个人化的政治实践。工作显得不那么可靠，人们觉得一切都更有竞争性，更不稳定。在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信息领域中，个人面对着越来越多的选择，尽管这些个性化的选择对我们生活中的真正决定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在这个环境中，卫星、光纤电缆、服务器群组、大数据和复杂算法驱动着高速交易，即时生产成为可能、劳动力市场被强化，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将自由主义描述为用伦理和经济问题取代政治问题。而我要说的是，在与数字资本主义相结合时，新自由主义的特征表现为对幸存者和系统进行意识形态投资（分别重视伦理学和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迫使（并且社交媒体鼓励和提倡）人们进行个体化的自我修养、自我管理、自力更生和自我专注（Self-absorption）。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设定并促进了客观（去个体的）决定过程、回路和系统的产生。特立独行、高度个性化的人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确定的、不受其控制的环境。幸存者努力在无法生存的条件中挣扎，而不试图利用和改变这些条件。系统被呈现为决定我们的过程和对象，它是某些可以观察和描绘的东西，甚至可能是可以预测或哀叹的东西，但永远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任何个体都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个人可以有政治情感，并且社交媒体鼓励这些情感的表达和传播，鼓励我们通过当下的愤怒来表达情感的强烈。个人也可以记录和报道——这是这一事件的照片，这是我对这条新闻的感受。个人甚至可以畅所欲言，因为社交媒体（像无政府主义政治）告诉我们，没有人会替我们说话，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说话，即使混杂的声音意味着我们更难感觉到自己被倾听，所以我们都被命令去倾听。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倾听到每个人的声音，或者如何倾听到大多数人的声音?而且，如果不试图让对方的发声更简短，即使是每个人的发声只含有140个字符，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很多人的声音，那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成为听众（因为无法被倾听）吗? 并且付出了成为免费内容提供者和永久听众的代价。我们甚至不是大众媒体的受众，而是个人化媒体的受众，这种媒体是我们为自己策划的自娱自乐的媒体。

卡尔·施密特

无论如何，目前的幸存者和系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使我们很难看到政治主体。我们可以看到脆弱的个体、强大的算法和地质力量（geo- logic forces），但却完全忽略了能够采取政治行动的主体——被分离的人，他们在历史上被描绘成工人阶级、农民、失业者、被殖民者，以及那些反抗奴隶制度、父权制和压迫的人。数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去主体化的系统来运行，而那些把政治焦点放在算法、对象、地质和灭绝上的人则提供了这种去主体化的意识形态表达。

但这里还有另一条道路: 从被分离的人作为政治主体开始。

二、主体: 作为人民的主体

正如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政治并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也不是我们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随心所欲创造的东西。这些环境是什么以及如何限制它们，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无限可塑的。历史本身经常会重演，但它的重复不是同样的重复，首度是悲剧，再度是闹剧。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就是，重复可以表示否定、否定性或者死亡驱力，不仅产生僵局，也产生断裂。

对于齐泽克（以及多拉）来说，这些断裂是主体: 主体是结构中的裂口。我认为，政治主体是社会结构中的裂口，因为人民是政治主体（这里的人民指的是被分离的人; 无产阶级和受压迫的人，而不是民粹主义意义上作为整体性的人民）。

在与自我的关系中，人民总是与自我作对。从人民的联合中，他们遇到了实际的、物质的限制，在人民的共同性中，他们遇到了精神和情感的压力。“人民”会对自己进行过分的反思，这是政治的扭曲。政治发生在人民及其自我组织之间的非同一性、裂口或扭曲中。政治主体化使非同一性得以发生，这种非同一性感觉像是主体带来的影响。“政治主体”不仅仅是一个裂口或缺失，它是通过积极占有人民内部的结构性缺失而出现的。

政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政治主体是集体性的、分裂的。这种分裂是实际的和物质的，是我们客观存在的状态。人民永远不可能是政治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或者，换句话说，人民不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它们只是系统的一部分，是其分支，并提出一些要求，正如群众占领公共广场、选举集会、参军和民意调查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系统必需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偏好——部分与（想象的）整体之间的裂口——是政治主体化令人激动的原因。即使作为部分，人也只是暂时的存在。他们可能试图将自我的存在记录在文件、实践和组织中，这些文件、实践和组织将取代人们的位置并在其位置上运作，这种运作不可避免是片面的。一定程度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创建新的制度并不能消除集体与人民之间的微小差异。那么，当前政治的状态是人民与集体之间存在着现实、客观的分裂，但它们实际上又是结合在一起的。

人民之中的分裂会一直持续下去。这种分裂不能局限在将一些人排除在人民之外的想法中（因此好像只要将他们包括在内，就可以解决裂口的问题），也不能被诠释为谁代表人民的问题（并因此通过本体论来解决该问题，这就好像只要我们能够废除代表，我们的异化状态就能通过人民在本体论层面的充实中获得重生而得到弥补）。而且，这种分裂肯定不会通过试图以偏好集结（preference aggregation）的形式来取代联合体、政党等政治形式的平台来得到解决。这种平台提倡的技术修复（technological fixes）⑥再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幸存者对抗系统”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有私人需求的个人要面对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大型基础设施。在这里，我想到了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通过指出“政党和联合体是围绕过时的结构统一原则而构建的”，认为这种政党和联合体是需要克服的东西，以此支持“有能力组织一系列不可知的突发政治行动”的平台。不仅“结构上的统一”这一说法曲解了在面对敌人时采取统一行动的政治需要，而且政党还将这种政治需要称为“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仍忠实于行动的灵活组织”。威廉姆斯遗漏了忠诚和一致性的元素，遗漏了一个政党通过纲领宣布其承诺、价值观、计划和意图的政治维度。“一系列突发政治行动”根本就不是政治，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对脸书和推特（运行逻辑）的欣然接受。

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不能完全展现自己。冲突和矛盾的欲望、动力使人民成为分裂的主体，不断地推动着人民表达和强调其非知识性的（情绪）诉求。作为政治的集体主体，人民只不过是这种裂口，是（促使）许多人通过或反对以他们的名义提出的各种主张、提案和制度的力量或推动力。

经济（过度）决定主体化之势。它构造了一个我们在此之上产生主体化结果的地带。回到我的论点，政治不能有任何出发点，因为它不是在一个开放的、无条件的多重背景下发生的。相反，它是在由断裂和基本对抗构成的环境中向前推进的。因此，经济——无论是数字化的还是非数字化的——并不决定政治主体，它只是提供了断裂或裂口主体化之势，由此证明了主体的力量。进一步来说，经济是这一见证（attestation）⑦斗争的背景——如果断裂意味着什么的话，可以用术语和图像来表达这种意思，即（断裂是）支持或反对某一事件是政治主体的影响的既定见证的一系列联合力量。支持或反对一个事件的既定见证的一系列联合力量是（作为断裂的）政治主体产生的影响。

群众——一种集体的、临时的异质统一体——有助于说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是如何出现在裂口中，并作为裂口出现的。

三、群众——集体的力量

在过去的10年里，群众和抗议活动向我们表明人民感受到了其集体的力量，许多人有能力在系统的预期中留下裂口。“在预期中留下裂口”的能力在占领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人们终于开始抗议，开始起来反抗了。例如，在突尼斯、埃及、西班牙和希腊发生的反对民主制度带来的分裂的群众游行; 大规模的反对财政紧缩政策的抗议活动; 在波兰和爱尔兰发生的争取生育自由的抗议活动; 2017年1月21日美国女性大游行，等等。

保罗·格博多，社会学家、政治论理论学家，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数字文化、数字媒介

正是这种力量让群众在预期中留下了裂口，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挑战。群体具有破坏性、创造性、不可预见性、蔓延性和暂时性，但没有持续性，人们最终会回家。群体是政治上不确定的人群（人们是出于各种相互冲突的原因、感受和强制力而聚集在一起的。采访单个的参与者很难抓住重点，而你又不能采访整个群体）。在这里，我想到了保罗·格博多（Paolo Gerbaudo）的著作《面具与旗帜》⑧。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本书非常有趣，也很重要。格博多将群众分解为单个的记忆。通过这种做法，他能够使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国际群众事件下降到公民参与的层面，即“公民主义”，从而消除了2010—2011年各种占领和示威活动对现状的挑战。当群众分散时，群体信息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优势就变成了弱点。群众没有政治，但这也是政治的机会——换句话说:群众留下了一个裂口，它打破了预期，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前进，或朝着哪个方向前进。群众如何参与政治活动取决于大家对群众事件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是否忠实于群众平等主义的实质。在《群众与权力》⑨一书中，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将群众出现的那一刻描绘为发泄。在这一刻，“所有属于群众的人都会摆脱彼此之间的差异，感觉大家都是平等的”。在这之前，可能已经有很多人聚在一起，但他们还没有将身体和情感聚集在一起，聚集成群众。随着人群密度的增加，力比多效应（ibidinal effects）被释放出来: “在这种密度中，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每个人都靠近对方，一种巨大的解脱感随之产生。正是为了这幸福的时刻，当没有人比别人更伟大或更好时，人们就会变为一群人。”卡内蒂认为，人群是一种享乐的奇异吸引体（strange attractor），是一种集体享乐的形象。人群的力比多能量使他们在欢乐的时刻聚在一起。卡内蒂将这一刻描绘为一种“平等的感觉”。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共有的强烈归属感。这种感觉不会持久，不平等将随着人群的散去而卷土重来。但在高潮的释放中，“绝对平等的状态”取代了个性化的区别。

艾利亚斯·卡内蒂，保加利亚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

我们从卡内蒂那里获知的是作为绝对平等的群众形式的实质或本质。这种平等只是暂时的，但它对群众的发泄和群体聚集的情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卡内蒂认为，群众的平等融入了对正义的所有要求。作为归属的平等——而不是分离、权衡和衡量——给予了渴望正义的人以能量。群众集中了平等和对正义的渴望。群众事件可以被视为人们的一种运动。一些人认为群众曾经是人民，因为他们理解平等发泄的欢愉，对群众中交织在一起的勇气和正义作出回应，或许他们在欢愉之后带着一些焦虑。这些反应表明，群众事件的断裂（rupture）是一种主体化（我在这里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巴迪欧的主体理论⑩）。另一些人则把群众中的人民、他们的集体力量视为被压迫者的普遍斗争。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断裂是人民解放平等运动中主体化过程的一个瞬间。群众不只是此刻在场的这些特殊的人，也是为正义而斗争的人民。忠实于平等发泄是群众行动产生的结果之一，因此作为主体的人民被理解为平等发泄的原因。

无论是首都还是各大州都不希望人民的出现。所以他们试图修补断裂，填补裂口。他们否认曾经发生过什么，并依靠媒体不断发布的新颖内容来转移和分散人民的注意力。他们声称这不是人民，而是暴徒、乱民和外来者。他们让一切照常进行，让公民像其本来应该做的那样参与政治。自发响应的左翼通过以下方式挑战了认为被分离的人民是群体事件的集体性主体的主张，如强调特定的群体、问题和身份，强调谁不在场等。社交媒体鼓励上述反应，认为其越多越好。数字资本主义依靠多样性、混乱性、不确定性以及任何能够驱散群众力量的东西来生存。 

四、数字网络的中心特征——幂律分布

但是，数字资本主义仍然产生了群众。我们可以迅速地指出几种不同类型的群众: 社交媒体中的朋友、粉丝和用户; 工厂里的工人群众⑪; 因各种商品联系在一起的群众; 大数据时代的群众（事实上，大数据可能是当今数字时代最强大的群众符号之一）; 还有那些由于网络经济所加剧的不平等而失去工作、家庭、生活和未来的群众。这些群众需要用幂律分布的“长尾”这一术语来理解——即99%比1%（the many to the one）⑫。

数字资本主义刺激了产生幂律分布的网络的生产。它依赖于以自由选择 （free choice）、网络生长和优先连接（preferential at tachment）⑬为特征的通用字段（general fields）和公共字段（commons）⑭的创造。在这种网络空间下，1%出现了，它处于顶端，并且拥有最高的点击率，成为轰动一时的超级巨星。在这种情况下，剥削来源于先发优势，然后使这种优势货币化，最后成为1%。也就是99%去做贡献，去工作，但最终受到奖励的却是1%。这种领域越大，越有力量，越有价值，1%就越有机会成为精英。

不平等是复杂网络的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特征，这种复杂的网络以自由选择、网络生长和优先连接为特征。正如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演示的那样，复杂网络遵循链接的幂律分布。在各领域中排在第一或处于顶端的人所获得的收益是排在第二的人所获收益的两倍，后者又是第三的两倍，以此类推。因此，处于底层的人们之间的收益差别很小，但处于上层和底层的人们之间的收益差别很大。例如，许多人都写过小说，但只有少量小说能够发表，更少量的小说被出售，少到几乎没有的小说成为畅销书。另一个例子是推特: 它有超过 10 亿的注册用户，其中，凯特·佩里（Kate Perry）拥有超过9400万的粉丝，而大多数普通人只有 200 个粉丝。大众媒体用“帕累托法则”、“赢者通吃”或“赢者吃最多”的新经济特征以及“长尾”等术语来表达复杂网络的幂律结构。

阿尔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罗马尼亚籍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以研究网络理论而闻名。

请注意，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哪种网络或领域（小说、推特、亚马逊、谷歌、电影），其中的内容都不重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取决于对数字交往的征用与剥削。任何数字交往行为都是等价的: 它们的意义或者说使用价值没有其交换价值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被共享。资本主义已经将数字交往纳入其中，这样一来，数字交往就不会提供一个批判性的外部环境。体积、数量和群众压倒了批判。在复杂的网络中，群众的规模、数量是按照幂律分布的层级组织起来的，即1%比99%。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政治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发挥多数人的力量? 即群众如何变得能够为自己而存在，也就是说，群众如何能够产生原本作为被分离的主体所取得的效果? 社交媒体的作用使那些试图通过群众断裂（指群众行为）撑开裂口的努力失效，让人民在某一时刻被遗忘、被削弱、被重新阐释。然而，这一过程也产生了新的群体形式。集体试图通过这些形式发挥其力量——话题标签、模因（meme）、自拍以及其他常见的图片。与其说话题标签等形式是革命性的，不如说，它们指出了当批判失效时所出现的政治开口。 

五、哈特和奈格里

我曾强调指出，复杂的网络产生了阶层划分。与此相反，哈特和奈格里则特别强调生命政治劳动的民主维度。他们声称，产生共同利益的同样的网络化、合作性结构能够产生新的民主能力，甚至可以使民主组织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成为可能。⑮考虑到数字交往贡献的交换价值取代了它们的意义或使用价值，数字资本主义推动着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过程，资源和权力都集中在1%上，因此很难看出哈特和奈格里对新民主能力的主张与1990年代的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utopianism）有什么区别。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有可能出现的新的民主组织，尤其是考虑到哈特和奈格里对“先锋组织”（vanguard orgnizations）的排斥。他们指出，所谓的先锋党对应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更早的劳动结构（一种无产阶级的与众不同的技术构成）。根据他们的年代划分，先锋党对应的是20世纪初专业工厂的工人，20世纪中期的技术工人则与该时期的群众型政党合拍。但今天，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适合生命政治劳动的政治形式必须是民主、合作、自治和水平网络化的，先锋党不符合时代，因为它看起来不像当今生命政治生产所编织起来的网络。

安东尼奥·奈格里（左）和迈克尔·哈特（右）

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复杂的网络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水平的、合作的和自治的形式。正如巴拉巴西在关于复杂网络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自由选择、网络生长和优先连接产生了等级制度，在被选中和被偏爱的1%同没有被选中和被偏爱的99%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巨大差异⑯。网络交往表面上的创造性、合作性和民主特征并不能消除等级制度，相反，它利用我们自身的选择来对抗我们，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度。而且，正如巴拉巴西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等级制度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一种基于自由选择、网络生长和优先连接所产生的内在效应。

反映生命政治生产的政治形式不可能是水平的、民主的。所谓的民主将产生幂律分布、不平等的节点或结果、赢家与输家、少数与多数。我们在推特上看到了这种现象: 人们围绕热门话题标签争论不休，话题标签提供了常见的话题名称以及争吵的确切地点。当这些话题成为舆论讨论的趋势时，它们就会超越网络上数百万不受欢迎的未读推文的“长尾”。这种民主因素——人们使用和推动（部分话题标签）的讨论的选择——产生了不平等，它让一些标签看起来很重要，甚至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都很重要。新兴等级制度的事实表明，新兴的先锋可能是在生命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所必需的政治形式，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斗争所必需的政治形式。

与哈特和奈格里的主张不同，生命政治产生的复杂网络结构表明，先锋党并不落伍，相反，它是一种符合动态的数字交往网络的形式。这种结构也反映了哈特和奈格里拒绝先锋党的另一个原因: 他们将列宁式政党描述为是通过一个来自群众运动之上的组织过程组织起来的。这种暗讽显然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党只是在革命动荡的背景下，由多个政党、多种倾向、多个派系所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活跃在被压迫的工农运动中。在这些运动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短期和长期的联盟，合作的新模式以及政治组织的进步使得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兴起。同时，该党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运动。

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产生新的社会生活形式”⑰。他们把革命斗争描述为建立共同利益的解放过程，并认为这一过程能够巩固斗争成果，因为它将使新的集体习性和实践制度化。于是，体制就成为了对人与人冲突的管理、社会断裂的延伸以及对体制中的人进行改造的场所。

这些机构与先锋党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像政党一样有共同的名字、语言和一整套策略。它有将人民整合在一起的实践。它的目的是占有和扩大阶级斗争所意指的社会裂口。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列宁的党组织理念把灵活性和一致性放在首位: 党有而且必须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将暴动（所提出的诉求）延伸至制度建立过程中加以考量是政党理论化的另一种方式。

哈特和奈格里勾勒出来的是一个没有载体、没有人为之奋斗的需求平台。他们描绘的机构模型表明，一个或多个政党能够成为这样的载体，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将他们的纲领作为一个政党的纲领，而是将其描述为向现有政府和全球治理机构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但是谁去提出这些要求呢?）。这些要求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全球公民身份和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哈特和奈格里承认，“不幸的是，如今的统治力量甚至不打算满足这些基本的要求”⑱。二人以笑声来回应这一现状，“一种创造和快乐的笑声，稳固地扎根于当下”⑲。难怪他们不把这些要求作为政党的纲领。这些要求也不是通过斗争实现的。它们标志着在公共的生命政治生产中、在资本主义控制下已经存在着的潜力。

约迪·迪安

哈特和奈格里暗示，政党形式已经过时了。我曾说过，当代网络不仅产生了少数人和多数人组成的幂律分布，而且涌现的阶层——特别是从政治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先锋和实践来看——指向了政党组织出现的方式。例如，人们采用共同的策略、名称和符号将以前独立的、不同的、甚至相互竞争的斗争结合起来。当地方政治和议题政治通过一个共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一个地区斗争的成功推动了整个斗争的成功，单独的行动就会发展为它们自身的行动，以及（因它们而引发的）其他的行动。它们给其他人灌输热情，激发他们的模仿行为。

我们很多人都相信，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是脆弱的，它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并且它被一个专制的国家结构所掌控。然而，我们却装作不知道这件事。政党提供了一种形式，让我们相信我们所知道的。正如我们从列宁身上所学到的，革命的政治意识是以党的理论和重大历史任务为导向在党内组织起来的集体观点。没有党，就很难看到人民。人民的行为已经被同化和取代、被引导和包装以支持他们所反对的体制。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多重阻力模糊成一串观点和选择，以及与真理无关的选项。人民斗争的遗产及其群众活动由大学、文化和临时组织所传递，屈从于资本主义的需要，成为失去活性的生存资源。系统的力量重新出现，成为影响数字交往、流通、积累的力量所在。如果我们想要打败这些系统，就不能重复或者强化它们，而是必须夺取、利用它们。这就需要政治组织。

那么，让我们回到幸存者和系统的主题上来: 当代理论中的这些倾向遮蔽了主体的空间，使我们无法确认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矛盾——但是处于“长尾”位置的是群众，群众能够被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并被政治化。此外，一些新兴的等级体系/分级结构——话题标签、共同的形象、常见的政治形式，如职业甚至政党——成为争夺（话语权）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超越批判的是集体性。

注释：

*本文译自《数字客体和数字主体: 大数据时代跨学科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劳动和政治》（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eds.），Digital Objects，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 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一书的第14章，原文标题为“Critique or Collectivity?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the Subject of Politics”。

① Setting 是约迪·迪安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就词义而言， Setting 有背景、环境、设置的意思，指的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所发生的具体背景。但是在迪安那里，Setting 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对现实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冷冰冰的背景和环境，而是一种有效的参数。它直接参与到事件和运动的发生机制之中，并加速或阻碍某种运动的产生。为了更清楚地体现这个词的意蕴，我们将其译为“势”。关于这个词的更多解释，可参见蓝江: 《新共产主义之势——简论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9 期。——译者注

② 在以齐泽克为代表的斯洛文尼亚派那里，主体被理解为一种裂口（gap），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视差性的裂口（parallax  gap），它旨在表明一个真正的主体并不存在于和谐完整的结构里。他们认为，人们常说的视角转换所带来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并非“如果我转换了视角，我就能更接近真相”，而是应该归因于我们内居的世界（象征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非连贯的。因此，我们试图通过构建和谐的象征界秩序来通往真实世界是徒劳无功的。齐泽克认为，真正的政治主体存在于整个社会符号系统的裂口处，即同时处于秩序中又超越了这个秩序［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朗西埃意义上的“非部分的部分”（part of those with no part）和阿甘本意义上的“神圣人”（homo sacer）］。详细的解释可参见 Slavoj Zizek，The Parallax View，Cambridge，Mass: MIT Press，2006。——译者注

③ Jodi Dean，Crowds and Party，London: Verso，2016．

④ Elias Canetti，Crowds and Power，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4．

⑤ 被分离的人（the divided people）是与我们剩下的人一样的人民（参见 Jodi Dean，The Communist Horizon，London: Verso，2012），是受压迫者的革命联盟。

⑥ 技术修复在这里指通过使用不合适的技术来进行廉价、快速的修复。这些修复通常会产生比其原本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或者给人们一种“问题已经解决了”的错觉。———译者注

⑦ 这一概念来自海德格尔。在他看来，我们唯有依赖某种现象的“见证”，此在的本真性才是实际的可能性。“见证”既提供了一种对此在（存在主体）的确证，又生产了这种主体。———译者注

⑧ Paolo Gerbaudo，The Mask and the Flag: Populism，Citi- zenism and Global Protest，London: Hurst，2017．

⑨ Elias Canetti，Crowds and Power，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4． 

⑩ Alain Badio，Theory of the Subject，New York: Continuum，2009．

⑪ 参见Jack Linchuan Qui，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 ital Abolition，Urbana，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7，以及福克斯关于数字劳动力的案例研究。

⑫ 在下文中“the one”翻译为 1%，“the many”翻译为99%。这里化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使用的口号: “我们都是99%。”———译者注

⑬ 均为互联网术语。“自由选择”指的是节点能够自主选择所连接对象的过程; “网络生长”指的是新的节点加入网络的过程; “优先连接”指的是进入一个网络的新节点时倾向于与节点度高的节点相连接。一个节点如果已经接受了很多连接，那么它就更容易被新来的节点所连接，即强调一种“先发优势”。这些过程共同促使了以幂律分布为特征的无标度网络（scale free network）的产生（如 twit ter）。———译者注

⑭ 互联网术语。“通用字段”是指被提前定义好的字段类型。“公共字段”是指具有公共属性的字段类型，与“私有字段”相对。———译者注

⑮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54． 

⑯ Jodi Dean，Crowds and Party，London: Verso，2016，pp.12－13．

⑰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p.354．

⑱ Ibid.p.382． 

⑲ Ibid.p.383．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