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话 之 痛

本文选自 布朗肖作品集

《未来之书》

[法] 莫里斯·布朗肖 著

赵苓岑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评论难用。评论人几乎不读，不总是因为缺时间，而是他光想写，读不了，他简化也好，有时也搞复杂，他扬也罢抑也罢，赶忙抛开书简单的一面摆出一副公正评论的样或言之凿凿说自己理解颇丰，都是因为没耐心，一本书都读不了，必然读不了二三十本或者更多，没读的书堆积成山，一面吞没他，一面又不把他放眼里，引他越陷越深，这本、那本，越看越快，这本他根本没看，那本他自认为看过，等到某刻，一本书没看的他或许就伤了自己，自觉一事无成倒让他终于开始了阅读，如果时光过去已久仍轮不到他成个作家。

评论人评书一心从简，却对应不上书上简单的那面，在评论人看来，书总是过于简单，要么没那么简单，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广场》就给人这感觉。但此书不幼稚，虽然小说一开篇就触动我们，让人无从躲避——阅读时何来如此忠诚，很难解释——，但它不会，也不可能像表面那么简单，通过小说和我们产生关联的简单事物很严酷，不可能简单显现。

两个几乎抽象的声音，在一个几乎抽象的地方。最先触动我们的，就是这，抽象：仿佛广场上交谈的两人——她二十，女佣；他，年长些，一个集市一个集市卖些不值钱的物什——,再无其他现实，除了声音，仿佛偶然一次交谈就要用尽机会、倾尽真相，或简简单单只想把话道尽，面对一个鲜活的人。他们必须说，句句谨慎几近客套，可怕，因为有所保留不仅仅出于简单生存所需的礼貌，而是因为极端脆弱。怕伤人，怕受伤，话里听得出。你一言我一句，相互摸索，互动稍微一热烈即避。但所说必定仍然生动。缓，不断，不停，怕时间不够：必须现在说，要么再无机会；却不急，耐心，戒备，也平静，因为必须平静，如果不克制，就以嘶喊打破；私密，到了痛苦的程度，因为无法随意聊，随意聊是一种幸福，轻柔、自由。欲望与需求的简单世界，言语注定触及根本，独钟于此，所以单调，但同时极其关注该说什么，怕突然一句就没了下文。

对话。对话有多少，少到让我们惊讶，我们旁观不同寻常的事件时如此，痛苦几乎多过美妙。就小说而言，所谓的对话，道出慵懒和琐碎：人物说话，为了给该纸页留白，通过模仿生活，生活无叙事，只有交谈；所以时不时要让人物说话；直接的互动省事，也让人喘息（对读者如此，对作者更是如此）。或者，“对话”，受几个美国作家的影响，对话道不出意义，比现实还苍白，略低于闲话，日常生活，闲话也就够了；一个人说话，让人敏感的是他拒绝说话；他所说，是沉默：隐而不露，暴力，仅关于自己、突兀的庞大内容、吐字的意愿而非讲述。或很简单，像海明威，略低于零度的精致表达法，是计，要我们相信生活、情感、思想到了某种高度，正派的经典诡计，总能成，像海明威那样的忧郁天才，就为此作了诸多谋划。但现代小说“对话”的三大方向，我相信，归马尔罗、亨利·詹姆斯和卡夫卡。

马尔罗

《人的命运》和《希望》两本书中，马尔罗让一种久远的作风重生，让它艺术，因为他，这种作风成了艺术形式：讨论。主人公，放在从前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笃定说话就能达成共识：他相信言语有效，只要矛盾不突出、能用证据严密地长时间加以证明和确定。言语必然有理由暴力，他淡定地表现出这份肯定，他的死，壮烈也平静，因为暴力断得了他的命，却断不了有理之言，那才是他真正的生命，有理之言走到底，才得共识，解除暴力。或许，马尔罗笔下的人物，把我们带离了苏格拉底：他们激昂、活跃，付诸行动，投身孤独；但，作者铺设的明朗一刻就要来临时，转眼间，仿佛十分自然，他们成了声音，道出历史中一个个伟大的思想；自我不变，但他们让每一方伟大的思想发声，让我们时代重大危机中的抵抗之力以理想形式表达而出——他的书就是如此动人地冲击着我们：我们发现讨论仍然可行。淳朴的神级人物，一时间栖息在不起眼的巴尔纳斯山上，不破口大骂，也不再对话，而是讨论，因为他们要有理，理，依赖于文字火焰般的活力，而文字，关联着所有人共有的思想，每个人都遵循着留存下来的文字共性。时间不够，无法达成共识。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各说各话，这时，风暴暂歇，时间一过，再次风起云涌，但暴力已然改变，因为它没能打断谈论，也无法打破对共有言语的尊重，每一个暴力之人身上，都心怀此分尊重，屹立不倒。

还得加一句，马尔罗的成功或许绝无仅有。模仿者那，大段陈述随意而发，争执不休，但在他那，艺术与政治和解，促成了真实的创造性，才情之歌流淌而出①。艰深的艺术，马尔罗有时也如自己的模仿者，正如我们在《阿尔腾堡的胡桃树》中所见。

H．詹姆斯

亨利·詹姆斯的艺术中，会话分量最重。最惊人时，交谈直接跳脱“围绕着一个老妇杯里的茶”式社交无聊，霍桑说自已痴迷得不行。在詹姆斯那，无论是占绝大多数的鸿篇巨制还是偶尔几篇较短叙事，中流砥柱都是几次重要会话，借由会话，辐射全书、隐秘、炙热又激动人心的真相，试图通过自己必然掩饰的一切显现。多离奇的阐释，因为隐藏的真相介入，主人公心神相通，而隐藏的真相，他们清楚自已无权听到。交流实际围绕着不可描述之事，因为有所保留，因为主人公一副了然于心的神色，他们可以避开不可描述之事谈不可描述之事，用一再否定的表述，唯此，才能认识未知，否则任何人永远都无法道出未知之事，除非死。（《螺丝在拧紧》中，家庭教师恐怖地施压于孩子，逼其承认、说出不可说之事，杀死了孩子。）詹姆斯能够在对话双方间安插第三者——晦涩地带，他每本书的核心和关键——，并让晦涩地带成为误会之源，不仅如此，更是焦虑而深刻的默契之因。不可表达的内容，接近我们，吸引着我们原本分离的言语互相靠近。围绕着无以直接交流的一切，重组了对话双方的共同体。

对话。对话有多少，少到让我们惊讶，我们旁观不同寻常的事件时如此，痛苦几乎多过美妙。就小说而言，所谓的对话，道出慵懒和琐碎：人物说话，为了给该纸页留白，通过模仿生活，生活无叙事，只有交谈；所以时不时要让人物说话；直接的互动省事，也让人喘息（对读者如此，对作者更是如此）。或者，“对话”，受几个美国作家的影响，对话道不出意义，比现实还苍白，略低于闲话，日常生活，闲话也就够了；一个人说话，让人敏感的是他拒绝说话；他所说，是沉默：隐而不露，暴力，仅关于自己、突兀的庞大内容、吐字的意愿而非讲述。或很简单，像海明威，略低于零度的精致表达法，是计，要我们相信生活、情感、思想到了某种高度，正派的经典诡计，总能成，像海明威那样的忧郁天才，就为此作了诸多谋划。但现代小说“对话”的三大方向，我相信，归马尔罗、亨利·詹姆斯和卡夫卡。

卡夫卡

将詹姆斯和卡夫卡对立，是很武断，但容易。因为一眼看上去，在詹姆斯那，仍能拉近言语、未知、不可表达之事的一切，到了卡夫卡这就驱离言语、未知、不可表达之事。卡夫卡笔下，讨论双方存有裂痕、无法跨越的距离：走进无限的游戏，远离时才在靠近。所以逻辑坚挺，有理的欲望愈加强烈，有理之言因而无休无止不愿错漏丁点。卡夫卡的人物讨论、驳斥。“他总是驳倒一切”，其中一人说。这种逻辑，一方面由于他一心想活，要确保活下去没半点差池。但另一方面，这逻辑已成他们身上敌视之力，总要得理。主人公相信自己有幸尚在讨论阶段。他以为就是次普通诉讼．他以为诉讼之本在于：法庭论争由诉讼程序及呈堂证供的辩护组成，论证结束，判决必表达各方一致的意愿，因为判决得到各方认可及承认，所以即便败诉一方也乐于接受，至少在共有的判决决定上，有他一份，他赢在此。只有K．以为诉讼在于此而非言语法则，他选用了另一法则，无关规则，尤其无关不矛盾律。因为不知何时启用了新法则，我们永远无法区别两种法则，也不知面对的到底是哪一种，虚假的双重性就导致：被新法则捕获，新法则高于、低于逻辑，但人就因逻辑遭控诉，身有义务必严格遵循逻辑，又痛又惊，每次试图对抗矛盾捍卫自己，自己的对策竟也矛盾重重，所以他又痛又惊，身感罪孽，罪恶感愈加沉重。最终，仍是逻辑在审判他，人啊，究其原因·探究整个故事就因为理字面前他稍微的动摇，就被判为逻辑之敌，如此讽刺的裁决让他发现，理智的正义与荒谬的正义竟违背他的意愿和解了。（《诉讼》最后，K．还想最后呐喊一声：“还能有救吗？除了已经说的，还能辩驳吗？当然有。逻辑并非无可撼动，它无法抵抗一个想活命的人。”身陷最终的绝望，被告还想辩驳，据理力争，最后一次召唤逻辑，同时又加以否认。铡刀之下，抛开理智紧握活的意愿——纯粹的暴力：就这样走到理智的对立面，让理智从此以往理智地审判。）

谈话间引入摇摆又冰冷的空间，你以为卡夫卡如此安排就为了摧毁交流？错。目的还是统一。分隔谈话双方的距离从来都不是无法跨越的，除非有人借言说一心横越距离，言论充满二元性，二元性总衍生更多的二元性及虚假的桥梁——两面性。不可能的关系如何远离否定，在卡夫卡那奠定了新的交流形式，这才是该探索的问题。至少有一点很明确：任何时候，谈话都不是对话。人物与人物并非对话双方；言语无法交换，即便意义相同，指向与现实也永远不同：一些高于言语，是评价、判决，代表权威或欲念；另一些，是诡计、逃避，是谎言，足让言语永无相互关系。

鲜有对话

很少能有对话，不要想着对话简单、幸福。听《广场》上那两个简单的声音；说，不为达成共识，不像讨论，不摆一条一条的证据通过简单的协调游戏说到一起。难不成还想最终得到理解互相认可来缓和自己？这就想太多了。或许他们只想说，竭尽偶然的一次机会，因为不知机会是否一直都在。最后一次机会，脆弱、频受威胁，第一字涌出嘴边，普通一次聊天就有了重量。我们能感知，对这两人来说，尤其是她，需要空间、空气、可能才能说的话，就要说光道尽。或许，如果他俩之间真是对话，那么威胁逼近、限制之处缄默与暴力封锁存在时，我们就看到了对话的第一个特征。背倚着墙，才能开始和某人说话。舒适、自在、掌控感将言语升华到无个人色彩的交流形式，人们可以围绕着某些问题说说，每一个人都放下自我暂时说些大而化之的话。甚或，恰恰相反，如果越过限制，我们就会发现孤独之言、放逐之言、极限之言，三者皆无中心，所以无面对面的关系，再次无个人特色，因为没了人，而这正是现代文学成功捕捉到并让人听到的言语：无深度的深刻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洞察秋毫，探索并捕捉到了人与人对话的时机：幸得一次偶然相遇，简简单单——在一个广场，再简单不过——，与二人必须面对的隐藏压力形成强烈对比，而另一种简单就在于，如果有张力，也并无戏剧色彩，无关看得见的事件，无大悲重案，也无特殊的不公正，平平淡淡，无波澜起伏也没“意思”，所以极其简单几近了无痕迹（大悲无从说起，两个人的大悲说不到一块儿）。最后，或许这才最根本，两人有了关联，因为言语间并无共同之处，除了脱离寻常世界这一点，因为不同的原因脱离了共同生存的世界。

而这，以最简单最紧要的方式表达，年轻姑娘尤其如此，只挑要紧的话说。她所说一切．分寸拿捏妥当、极度克制，充满着不可能，人类生活深层的不可能，分分秒秒人生的境遇都让她深有此感：佣人的工作甚至算不上工作，仿佛是病，受人奴役，不与人产生切实联系，甚至比不上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与自我毫无瓜葛。不可能，成了她自我的意愿，表现在她脸上，成了透着愤恨与执拗的严厉，为此，她推开可能令她生活轻巧的一切，减负是轻松，但也会让她忘了不可能、眼里再无自己唯一的目的：愿遇一人，无论谁，只要娶她带她走出现状无异于所有人。对方温柔提醒，随随便便或会极端悲惨；她难道不挑一挑？每周六克鲁瓦－尼韦尔街的舞会，唯一的表现机会，生活所系的一刻，难道她就不该好好找找，寻一个最适合的人？但是，怎么挑，当一个人活得连自己都觉得没任何存在感，为了生存就只能指望某一人？“因为随我挑的话，所有人都行，所有人，只要他有丁点想要我。”按“常”识，她被人看上的几率不会低，二十岁的姑娘，乖巧、明目动人，不缺机会结婚脱离困苦像所有人一样幸或不幸。这倒是，但条件是她已经是社会的一员。之所以难，深层的根源在这。所以有张力，构成了对话：一旦意识到不可能，以最寻常的方式走出去的欲望甚至会受到影响，感染上不可能：“如果一个男人请您跳舞，小姐，您当下就觉得他会娶您吗？——啊对，是啊。我太实际了，就像您看到的，糟就糟在这点上。但还能怎样呢？似乎在自由前，我不可能爱上任何人，但要想开始自由，又只能等一个男人给。”

广场上的偶然相遇会不会衍生另一形式的相遇——两人共走人生路，这想法自然最后能抚慰读者、或许作者的心。是该期待，但没多大希望。对方，旅行推销员，说白了就是小贩，随着他的箱子走过一个个城市越走越远，没有未来，没有幻想也没欲望，伤太重。女孩浑身力量，因为她虽一无所有但她渴望，渴望得到一样就能允她期待其他，说得更准确些，借由所有人都有的意愿开始拥有或不拥有，按一般的可能性。这欲望，凶猛、壮烈、绝对、英勇，是她的出路，但也有可能封了出路，因为欲望之烈，能让一切渴望不再可能。男人更睿智，因为睿智，坦然接受无欲无求；表面睿智，因为孤独危险，孤独，让他无乐可言，却充满他，某种程度上令他再无时间以作他想。看他似人们所说，无社会地位；顺其自然走上这条道，甚至算不上一份职业，但游荡的欲望只给了他这条路，游荡，让他找到唯一仅剩的可能，游荡，恰如其分地体现着他。因而，无论他如何慎之又慎不愿打击这女孩，他呈现给她的，仍然是诱惑：没有未来的未来之魅，没有未来的未来，沉默中她突然眼泪一流。如她，他也是“最尾端的人”，但他，不仅是个无缘寻常幸福的人，他也有美好幻想，旅途中一闪而过的幸福幻想、微弱的闪光，他很想为她一一描述，她也询问，一开始透着聊赖，甚至有叱责之意，不巧，之后，好奇心一经点燃愈加焕发。“私密”的幸福，属于孤独，让孤独闪耀一时然后消失，幸福就在那，成了另一形式的不可能，因为不可能而迎来光芒，或许光辉灿烂，或许晃人眼目、矫揉造作。

但，他们说：他们相互倾诉，却无共识。无法完全懂得对方，两人间无共同空间容下理解，维系他们关系的仅仅只是同感，强烈又简单的同感位于寻常的关系圈外。这已够多，营造出瞬间的亲近感，创造了无契约的完美默契，他和她，彼此间倾注更多的关注、言语间充溢着更多的一丝不苟、愈加耐心要道出道理，要说的话只能一次说尽，不能不说，因为要说的话，无法轻易理解，只有寻常世界才有轻易理解这福利，寻常世界，难遇真正对话，也难享对话之痛。

注释

①才情，再非理智：评论人简化的功夫再深，也必须谨慎，“才情”放别处，意思就远与苏格拉底无关。才情关乎一切：世界、艺术、文明、文明的废墟、开端与完成，一切皆有其分量，一切归属于才情。才情是朴实的关怀，热烈地包含一切，一切相关。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