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适用于一代人的观点

提奥·弗雷

约翰·谢普雷 译

一个疯狂的社会打算用扩大使用技术得到改进的个体和集体约束物(房屋、城市、房地产发展)的方式经营其未来,将这些东西强加在我们身上,作为一剂医治其疾病的药方。我们受邀接受并承认这种预制的“非有机的身体”作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既有体制试图将个体装入另外一个根本不同的自我。这是一个对体制本身以及其奴才(都市主义者、房地产开发商)都至关重要的任务,为完成这个任务,可以指望目前在所谓社会科学领域加班加点工作的那些受误导的人们。特别是一种不再具有推测性但却具有结构性和操作性人类学的仆人们,他们忙碌于解救又一种“人性”,不过这一次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一种,就像警方记录一样,用于种种不同的调节技术。如此得到保证的过程之最终结果(假定随处与之相伴的新反对派正在上升的力量给予了它足够的闲暇),自此以后显现为一种自我证明的解决办法的现代化版本。集中营,在此却被分散在这个星球的各个地方。里面的人们将会绝对自由,特别是能自由地来去、流通,同时却全部是无法有效地在这个既有体制的偏僻之处自由来去的囚徒。

由于主导社会从来未曾被我们控制(摆脱)过,因此只能够以主导我们的方式自行控制。一步一步开发生存空间的当前形式的聚合,使这种主导变得具体。一个房间、一套公寓、一所房子、一片邻里、一座城镇、整个领土,能够并且必须一步一步或者同时开发:没有从“如何在一个大型房屋建设项目中愉快生活”,到如何“使得这个社会适合每个人”的转换。当今的社会,公开声明——如同其单纯般病态的——继续存在的欲望,却完全求助于一种只能以呆滞方式开发令人奇怪潜能的增长,这些乃是其自身基本原则——市场逻辑——允许的仅有的潜能。这意味着政治经济,作为“否定人性的逻辑结论”,从事着毁灭它的工作。每个地方都存在互相冲突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壮观交锋,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政治经济本身荒诞的规则受到挑战,资产阶级经济范畴为自由(后经济)构建情境以及所有生活之利益遭到废止,根据的是“先进的”社会里目前集中且浪费的权力。这种以过去(这个过去应该如此彻底地遭到遗弃,以至于对它的记忆已经丧失)的名义对未来的殖民,假定任何可能极端取舍的系统减缩,尽管这种殖民在场于我们令人压抑社会的所有表现中,多到事物在被迫的时候似乎坚持“偏离轨道”的地步。

这种可怜的魔术技艺表演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其商标:意识形态,虽然是真实世界和实践的一种颠倒的、残缺不全的反映,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却使得看起来颠倒的东西进入现实,而且不仅是在知识分子和其他空想家们的头脑中:郑重其事颠倒的世界。这种为了一种拒不理睬其假定的表征缩小生活与其表征间差距的现代程序,只不过是对现代世界广泛革命危机提出的实际问题的一种矫揉造作、拙劣模仿、引人注目的解答,一种将会与继续培养它的更多幻念同时降临的解答之幻象。

权势集团靠我们的生存能力存活,它维持着无限增生的分裂和分离,而同时又在计划着被允许几乎以其喜欢的方式发生的事情。其绝招依然是成功地将作为个体和社会空间时间的日常生活,与当前可能无法化解的我们自己和世界之重构分离开来,其目的是独立且共同地控制时间和空间,并最终一个接着一个地减少这两者。这些行动的进展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努力之严肃性,凶兆在其中与嘲讽针锋相对。行动的目标是构造一种“均质的”、完美“整合的”空间,它由“同源的”功能街区附属建筑构成,分等级得以构造(著名的“等级森严的城市网络,支配并整合一个特定大小并常见于工业社会的地区”),以至于在如此获得的聚结物中,产生于分离和劳动分工的间隙、种族隔离和多重矛盾,将会被掩埋在混凝土中:阶级矛盾、城乡矛盾、社会国家矛盾,这些自马克思以来的传统矛盾,在这些矛盾中还可以加上许多地区与地区间的“差异”,其中唯一在病态学意义上夸大的,是当前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历史的策略”不过是这样的,以至于这种监控安排明显的早期成功,阶级斗争(前一种意义上的)以及城乡对立的衰减,越来越少地掩饰了最大多数人根本且无望的无产阶级化,他们被迫“生活”在统一的条件下,这些条件构成城市解体产生的非正宗的、壮观的“都市”环境,它将国家社会的对立结合在一起,由此得到强化并因此令社会学家惊慌失措(“我们必须建立当权者与人民之间新的交流渠道”——香巴尔·得·罗维,《世界报》,1965年7月13日),揭示了将发展中的物化“合理化”进程实际上“非理性的”本质,同时又向其允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从其官僚和异化的观点看,这些问题十分的“非理性”,但是从内在于所有生活现实、所有实践的辩证推理角度,它们并非多么没有依据。正如黑格尔清楚看到的那样,要是能为他祝贺多好,在现代国家的统治中,国家允许个体的伪自由得以发展,同时又保持整体的一致性,并且从这种对立中汲取了一种无限的力量,当一种根本对立于这种事物秩序的新的一致性得到确立和加强时,这种力量通常变成了其致命之处。此外,任何一致且“成功”的安排必定被强加在整个星球上,使之处于一种普遍的都市主义之中,这种都市主义意味着减少欠发达现象,潜在地妨碍被追求的不可能的均衡。不过,仿佛不经意并且以一种使自己致命的忠诚一般,尽管深陷在矛盾,但对其却同等重要的需求困境中,资本主义却发现自己正在与欠发达国家,而非如自吹的那样与欠发达开战,并且因此毁灭了其自己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要求:其所有的技术统治—控制论的“规划”。这样的一种辩证法,允诺唤醒当前这个陈旧世界的统治者,他们梦想让自己置身度外,同时将我们埋葬在最终必将成为他们自己坟墓的一堵混凝土墙下面。

据此,这种安排还应该被看作交流的垂死挣扎,在这个词以往有限但却真实的意义上,其残余被权势集团为了信息的利益到处穷追猛打。自此以后,一个“普遍的交流网络”从根本上抑制了事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又不确定地增加了人之间的距离。在这种网络中的流通以压制自身而告终,未来的解决办法将会存在于让人们流通更少而让信息流通更多。人们将会待在家里,变成纯试听的信息“接受器”:一种在实践中使得当前的——即:资产阶级的——经济范畴永恒不朽的努力,其目的是为当今异化社会——“一台更加平稳运行的机器”——恒久的自动功能创造条件(《世界报》,1964年6月4日)。经济学家的“完美市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从实际距离的角度:一种绝对理性的经济也许需要集中于个别点(瞬间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市场不完美,这也许是因为世界本身并不完美,从而使得开发者们努力将世界变得完美。房地产开发是一种寻找新封建空间的形而上学事业。设计者的了不起工作,他们哲学家的纪念碑,在于构筑一个没有惊奇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地图将会是一切,而版图则什么都不是,因为它已经被彻底地抹去并且不再重要,太晚地替那些低能语义学家的“建筑”辩护,他们宣称将你从亚里士多德的暴政下,从“甲不是非甲”下解放出来,仿佛数个世纪以来并没有确定“甲成为非甲”一样。

希尔顿酒店

十分正确的是,今天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空间而是时间,因为前者有变得整齐划一之倾向。在世界各地从一家希尔顿酒店到另一家希尔顿酒店的美国人,在酒店布置上看不出任何不同之处,只不过是表面上会模仿当地的色彩,因此被整合并简约成一个骗人的玩意儿,清晰地预示着芸芸众生的旅行路线。对空间的征服,作为一种为一位“精英”保留的“历险”,并且在整个星球上引人注目地传诵,将会成为有组织的、可以预见的补偿。不过,通过空间殖民这个权宜之计,权势集团企图“依靠未来”,“采取一种长期的观点”,这意味着为了将其切成无害的薄片抽空时间的物质(我们在历史学科上的成就),缺乏不受其机器预先确定的任何可以预见的“未来”。目的是在历史外构造一个庞大的发明物,用以被删去和“被收缩”的时间,机器的机械时间,“回收”线性的时间,这将会把伪循环的日常时间与一种普遍化的新循环时间结合起来,后者是被动接受的时间,被迫顺从于当前事物秩序之永恒。

必须指出,“社会中的异化和压迫,不能够根据他们的任何变体得到安排,而只能与那个社会一起遭到彻底抛弃”(《情境主义国际》第4期,第36页)。①在个体和社会时空构建中重新整合时间和空间的任务,属于即将到来的革命:推翻“开发者”将会与决定性地转变日常生活同时发生,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会是那种转变。

注释:

① “Manifeste(17 mai 1960),”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 4(June 1960),36.Ed.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7辑)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 10 (March 1966),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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