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因为它唯一地能够使生产力从2（案：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水平发展到4（案：后阶级社会）的最低水平。在实现这一进步的过程中，它积累起无阶级社会的物质必要条件。“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它就是这样，不自觉地，为一个高级的生产形态，创造了物质条件。”

随着这些条件的积累，资本主义不再是正当的了，不再稳定了。它失去了合理性，并变成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它“处于和行会制，农奴制，和奴隶制一样的对社会财富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中，并且必然地作为桎梏被破除。”在使人类大多数的解放与人类的物质再生产一致起来以后，它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因此它揭示自身“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即生产力从一定的历史起点或基础发展转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绝对必然性”，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 

当然，资本主义即使在健康发展时期，也不能保证没有摩擦和震动。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生产的合理性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节省劳动的方案，如果不是有利可图，是不会使用的，总的向前的运动，不时地被衰退和浪费所打断。然而畸变和困境并不否定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是它那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最好方式。

在资本主义的趋势和物质进步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目的，而只是积累价值的手段，这种手段“不断地与有限的目的，现存资本的自我扩张发生冲突”。资本主义结构有时阻碍它的“历史任务”的实现。“只要它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就背离了它的这个任务”，随着这种背离的增大，“证明它变得衰老了，并且愈益走上死路了”。 

在“某一点上”生产力丰富到足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到来，资本主义的衰退变得愈益严重。因此，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其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矛盾，它表现为剧烈的矛盾，危机，震荡。资本的猛烈的破坏不是由在它外部的关系造成的，而是作为它自我保护的条件，这是以最激烈的形式警告它已经过时，并为社会生产的更高级状态开辟道路。（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749页。）

自然，它不听取警告，而是需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因此，“由人类活动所采取的奴役形式，即一方是雇佣劳动，另一方是资本，被像一层皮一样脱掉了。”

我们说过，一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就不再是正当的和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消除了资本主义的正当性。然而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一种促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技术的时候，同时也是它遭受特别猛烈的经济危机的时候？答案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越有可能，资本主义就越虚弱，资本主义最虚弱的时候，是危机最深刻的时候。因为一个虚弱资本主义本身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颠覆的可能被撤销，不是社会主义的建立：反资本主义革命可能因早熟而达不到它的社会主义目的。使一个成功的革命可能的，是充分发展的生产力。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实现与资本主义制度功能特别严重的“矛盾”和“震荡”相一致。 

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学说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不能解决。但是让我们先假定，马克思是一个“崩溃”理论家。崩溃理论有不同类型，但我们指的是认为，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点上，将永久的停止：它在经济上要继续以前的运转是不可能的了，将要发生最后一次大的“破产”，而再不能恢复“繁荣”。这样的理论没有使我们的问题更容易解答。因为现在我们必须问：什么保证使社会主义可能的足够的生产力，在最后危机发生以前就积累起来呢？为什么资本主义按照规律一定最后破产所需要的时间，足以产生所必需的生产力呢？

按照我们的观点，马克思不是崩溃理论家，但他的确主张，一旦资本主义完全形成，那末它经历的每一次危机都比前一次更严重。然而生产力进步时期包括危机。因此，生产力在一既定的危杻之前，恰恰比在早一些的危机之前更强大。因此，危机越严重，它所阻止的生产力越发达。因此，随着危机越来越严重(但不是因为它们越来越严重)，社会主义越来越可能。不存在经济上的、法定的最后的崩溃。真正最后衰退的出现，是当运转中有下降的趋势，并且生产力已经接受社会主义结构以及无产阶级已有充分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的时候。因此，一旦崩溃的概念解决了，那末对这样的事实就不存在迷惑，即当资本主义最严重危机出现时，足以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就是现成的了。

（本文节选自[英]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