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新英译版序言（2009）

[英]斯蒂芬·基普弗

周泉 译

译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3辑）》

一

《辩证唯物主义》于1939年出版，此时亨利·列斐伏尔已有二十年丰富的理论与参政经历。①20世纪20年代，列斐伏尔离开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到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哲学。在此，他加入了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学生组织（哲学家小组），批判地研读谢林、普鲁斯特、帕斯卡尔、尼采， 还有他的两位主要大学老师（莫里斯·布隆德、里昂·布伦士韦格）的著作。在反叛的先锋派及其部分拥护者——达达主义（特里斯坦·查拉）和超现实主义（安德烈·布列塔尼）——的影响下，他在政治上活跃起来。1925年，由于抗议法国军队对摩洛哥里夫战役，列斐伏尔面临军事监禁。1928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PCF）。随后，在与其同路人（布列塔尼，让·华尔、保罗·尼赞、诺伯特·古特曼、乔治·波利策）在《马克思主义杂志》和《前沿》等杂志上的论争中，他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理解逐渐得到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是列斐伏尔与古特曼的合作，他们一起发表了对黑格尔、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以及马克思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②在内的早期作品的评注性译作。这些翻译工作不仅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③至关重要的知识背景，还更广泛地成为法国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知识背景④。

《辩证唯物主义》是列斐伏尔两次战争间活动的最高潮——二战与对维希政权的抵制为他这一时期的活动画上句点。在此背景下，这本书突显出他与法共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担任了共产党的市政委员，战前列斐伏尔发现自己仍处在法共边缘（如和波利策相比）。部分原因在于，对列斐伏尔而言，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动态运动，而非某种服务于政党策略的僵死教条和工具⑤。因此，尽管有着同样的标题，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绝不能与第三国际的“辩证唯物主义”混为一谈。相反，它应该被看作是对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⑥一文含蓄但“充满厌恶的反驳”。该文在列斐伏尔这一著作前一年出版，斯大林在其中称辩证唯物主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⑦。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以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狭隘、概要的阅读为基础，把一种名义上的自然辩证哲学与唯物主义的机械概念结合起来，并把一种意识的反映论包含在内。辩证唯物主义（diamat）意图给出一种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为党的领导人提供一种不会出错的执政方针。⑧

列斐伏尔对党的 官方学说的回应尽管含蓄，却仍给他带来了“来自党内要员及宗教教条主义者的压力”，他们认为他沉溺于黑格尔唯心主义，无视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⑨在《辩证唯物主义》出版以前，列斐伏尔就已经由于其部分理论活动受到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其中遭受最多争议的就是他与古特曼对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所做的评注。这些评注强调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对于列宁的重要意义⑩。对列宁的诠释和《辩证唯物主义》都突出了在马克思和列宁成熟作品中黑格尔持续的、虽然是被彻底改造了的在场。这激怒了法共及共产国际的官员，他们所受的训练使他们相信并追随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教条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相信必须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新发现的异化的人本主义问题框架严格区分开来。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后期⑪对其作品的批判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孤立，都有助于解释战后列斐伏尔修改其理论边界、对萨特及存在主义进行好事批判（1946年）、从事自我批判（1949年）这些最终徒劳的决定⑫。

注释

①关于这一时期更具体的内容，参见Rémi Hess, Henri Lefebvre et l’aventure du siècle, Paris: Metailie, 1988; Bud Burkhard, 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Philosophies”, New York: Humanity, 2000;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 Andy Merrifield, Henri Lefebv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②Henri Lefebvre, Morceaux choisis de Karl Marx, Paris: Galimard, 1934; G.W.F.Hegel: Morceaux choisis, Paris: Galimard, 1938; Cahiers de Lenine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 Paris: Galimard, 1938. 

③《辩证唯物主义》其中的两个片段是列斐伏尔与古特曼合著的，最初发表于1935年，题名为“Qu’est-ce que la dialectique?” in Nouvele Revue Frangaise, issues 264 and 265 (1935). See Bud Burkhard, 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Philosophies”, New York: Humanity, 2000, p.224,p.232. 

④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 p.68. 

⑤Rémi Hess, Henri Lefebvre et l’aventure du siècle, Paris: Metailie, 1988, pp.75—76. 

⑥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76. 

⑦Joseph Stali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orks, 1905-52, Bruce Franklin (ed.),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72, p.300.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8 as part of Stalins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⑧Joseph Stali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orks, 1905-52, Bruce Franklin (ed.), Garden City,N.Y.: Anchor Books, 1972, p.312. 

⑨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76; Michael Kelly, Modern French Marx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5-39. 

⑩Kevin Anderson,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pp.87-97. 

⑪Michel Trebitsch, “Preface: Henri Lefebvre et le Don Juan de la Connaissance,” in Lefebvre, Nietzsche, Paris: Syllepse, 2003,p.6. 

⑫Kevin Anderson,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pp.194-197; Henri Lefebvre, L’existentialisme, 2d ed., Paris: Anthropos, 2001[1946]; “Autocritique: Contribution a ‘effort d’ eclaircissement ideologique,” La Nouvele Critique l, no.4(March1949):51.这些与党的“妥协”并不足以使他免受进一步批评Kevin Anderson,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p.197; Michael Kelly, Modern French Marx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68). 

二

《辩证唯物主义》包含三个主要部分。列斐伏尔从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尤其是《逻辑学》出发，首先阐述黑格尔对逻辑的辩证处理。黑格尔的贡献与传统形式逻辑相对，后者“力图独立于每一具体论断的经验的、因而是特殊的和偶然的内容，而确定理智的运作”①。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并非试图“取消形式逻辑”，而是通过寻求一种“对思维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无限丰富统一的意识”来“扬弃”形式逻辑。② 辩证逻辑注定既是“分析的方法”，又是“通过一种思维运动对现实运动的重建”③。列斐伏尔高度尊重黑格尔所为，强调其不同于康德那种把形式与内容、思维与“物自身”、知识与知识的客体二分的哲学二元论。黑格尔天才地提出不能片面对待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把二者纳入“精神的宏大叙事”之中，在此，现实与思维的每一环节都在生成的辩证运动中得到扬弃，也就是被取消、保存和改造了。

列斐伏尔认为，尽管辩证逻辑作为一种方法保有有效性，黑格尔总的工作归根结底却是失败的，甚至可以说是自食其果。黑格尔的逻辑并未达到思维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动态统一，而是被困于精神的异化运动之中。最终其自身也沦为一种形式主义。“辩证法并非表达与反映内容的运动，而是生产这一运动”④，因此，比起一种分析的方法，辩证法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综合地、系统地“重建”内容的方法而运作。但是，把内容包含于一种预先设定的体系之中，这导向的不是辩证的开放性，而是封闭性：

“问题不再是把内容自由地提升至概念，而是在内容中发现概念的特定形式，该形式预先就被设定为与内容相关，具有循环性、封闭性，以及特殊意义上的总体性，也就是一个封闭的总体。”⑤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生产出一个抽象的、自我参照的系统，这一系统指向一个“终点”，在此所有矛盾都在精神中、也就是绝对理念中得到消解。它成了一种严格的“教义”，而与世俗经验的审判相疏离。列斐伏尔认为，要“就其自身”克服黑格尔主义，就必须“接受生活的无限的丰富内容：自然、自发性、行动、截然不同的文化、新的问题”。这种内容可能“使我们的思维应接不暇”，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对其保持开放态度”。⑥

对黑格尔的这一初步批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列斐伏尔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论述——奠定了基础。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对待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态度分两阶段。在其早期作品中，尤其是在《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与恩格斯合著）中，马克思为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根基。在《1844年手稿》中，他批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把异化误解为精神的对象化，而未将其看作一种物质剥削形式，且把“外化生活”（宗教、法律、哲学）误当作“真正的生活”。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盛赞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最初批判，同时又批评他自然主义的、非辩证的唯物主义，及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的抽象概念。由此，费尔巴哈未能把人与物置于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而人正是通过这一网络改造自然、生产历史，并在阶级社会中与其创造性活动的成果及其人类同胞相分离，即相异化的。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都没有看到，其出发点（孤立的私人个体）本身即是异化和物化的产物。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批判最充分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 

列斐伏尔提出，马克思在此阶段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仍抱有一种否定观念。《哲学的贫困》(1847)和《共产党宣言》(1848)中，马克思贬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认为其完全抽象、纯粹形式，与唯物主义的人性概念彻底相悖。如马克思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直到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及《资本论》（1867）的写作时，他才返回到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列斐伏尔认为，此时马克思才对黑格尔的逻辑做出合理否定。这些晚期作品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不仅重新统一起来，更是得到了改造和超越”⑧。这导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它不像斯大林所构想的那样从外部与唯心主义相对，而是既把黑格尔又把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最初批判包含在内，并对二者加以改造。就这样，在早期作品中贬低了辩证逻辑之后，马克思把叙述(exposition)的辩证方法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从而把后者提升至一个新高度。这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现。在此，“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依赖于范畴的辩证运动”。资本具有多种表现，可以被把握为一种具体的抽象、一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的融合——即具体和抽象、质和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的融合⑨。在这一过程中，商品、货币或更广义的资本最终“对人的关系形成压迫”，尽管它们自身就是这些关系的表达。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分析中提出了这一点，从而把异化与物化理论提升至“一个新高度”。

在“学说的统一”中，列斐伏尔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总结。唯物主义辩证法把内容“置于首位”，使其优先于形式与思维。它为“内容的运动”提供一种分析的机制，重建总体运动，辨别“发展规律”，以在其中安放“每一历史情境”。最后把“活生生的人”包含进“历史的客观现实”。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相比，唯物主义辩证法既非形式主义，亦不具封闭性。它把范畴和概念视作“对事实内容的详尽阐述”和“具体存在的无限特质的缩写”，因此并非外在于内容。唯物主义辩证法“比黑格尔哲学更黑格尔”，它“恢复了辩证思维的内在统一性”。⑩这种辩证法是开放的，并不寻求预设的终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叙述不会妄图终止知识的前进进程，也不会给出这样一个封闭的总体：其前的一切体系都不过是不充分的表述……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一个定性表述，其表述之间并非互不相容、相互冲突，而是可能被融合进一个开放的总体，永远处于被超越的进程之中，如此便为具体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答。”⑪

辩证唯物主义反对把知识限制在对绝对理念的目的论探索之中。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最终在新教普鲁士国家得到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则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它不再是一种教条。 

对辩证唯物主义而言，中心参照点不是思维的内在运动，而是“实践，也就是人类的总体活动、行动与思维、物质劳动与知识”。因此，规定着辩证运动的各转变环节就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的斗争和矛盾的一部分：

“辩证唯物主义由实践始，至实践终。在哲学意义上，实践一词本身表示的是常识所指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比起思辨思维的生活更平淡乏味，同时又更具戏剧性。辩证唯物主义的目标完全是对实践、对现实生活内容的理性表述——与之相关地还有将当下实践转变为有意识的、连贯的和自由的社会实践。其理论目标与实践目标——知识与创造性活动——不可分割。”⑫ 

列斐伏尔包容性的实践概念即是本书最后第三部分“人的生成”的起点。在此，他提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构想，这一构想大量借用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观点。据此，“人”尽管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的、生物性的存在，但却“通过作用于自然来创造自己的本质”。人的这一生成过程关键在于人类劳动活动，这种活动在其多种化身中清晰地表述出生存的肉体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维度。人类劳动形成了意识的基础，而意识作为一种“综合的活动”，并非对物质力量的机械反映，而是生产及人与自然物质交换本身的组成部分。

列斐伏尔把意识置于人类劳动的相互作用之中，非常小心地区分了广义的与狭义的“生产”概念。他警示道：“不能仅仅就手工劳动者的非专门化劳动来理解生产活动和社会劳动。”这样，生产的创造性或“诗性”层面就会遭到忽视，特定历史的、生产性的生产概念就会被看作是超历史的、既定的。列斐伏尔的“被生产的人性(produced humanity)”概念因此不能与homo faber（制造工具的人）混同，后者是非人状况的产物，把人类能力降至“纯粹功利主义”、工具性活动。这种生产主义正是列斐伏尔所回应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作为对其的挑战，“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引入“总体人”的视野。与马克思《1844年手稿》一致,总体人彻底占有其多重潜能与各式能力。作为“去异化的人”，总体人不同于现实存在的“经济人”或homo faber（制造工具的人）。列斐伏尔借助《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论证道，“经济人”是异化了的人，这是因为其多重能力被无产阶级化、阶级社会、货币、国家和意识形态所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由潜能被（看似）独立的、如自然一般的“经济力量”决定论所否定。

列斐伏尔引用尼采的观点，认为与“经济人”不相容的“总体人”同样也不同于“理论人”。理论人的理性主义本身即是一种异化形式，它代表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离，即“文化的和理性的”人与“自然的和实践的”人的分离。总体人不像自负的、唯意志论的斯大林式辩证唯物主义者那样，认为“世界及其法则是完全可知的”⑬，他知道意识和理性有其界限。

“人的意识表现出人对事物的权威，同样也表现出其局限，因为它只能在与自然相异化的理论人的意识中，通过抽象和逻辑的方式实现。”⑭

列斐伏尔警告不要断言理性能够掌控人类实践和理论控制以外的东西（自然、机会、自发性和无意识）。把理性控制强加在生活中的“不可控领域”之上，有把理性复归于神秘的危险。考虑到纯理论知识的不可能性，最好依据“艺术”来理解总体人。艺术实践——音乐、绘画、诗歌——从劳动分工（把艺术降至一种专门化活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允诺了一种把自然与理性、自发性与合理性统一起来的行动方式。艺术被理解为日常创造性，指向一种“从异化特征中解放出来的生产性劳动形式”的可能，实现着“产品与生产者、个体与社会、自然存在与人类的统一”⑮。

注释

①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9. 

②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4,p.25. 

③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29. 

④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41. 

⑤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40. 

⑥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47.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172页；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52. 

⑧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72,p.73.  

⑨有关列斐伏尔部分后期作品中具体的抽象的讨论参见 Lukasz Stanek, “Space As Concrete Abstraction: Hegel, Marx, and Modern Urbanism in Henri Lefebvre,” in Space, Difference, and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Kanishka Goonewardena, Stefan Kipfer, Richard Milgrom, and Christian Schmid(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62-79. 

⑩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92. 

⑪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lated by John Sturrock, Preface by Stefan Kipfer,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99. 

⑫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00. 

⑬Joseph Stali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orks, 1905-52, Bruce Franklin (ed.),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72, p.310. 

⑭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20. 

⑮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53.

三

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列斐伏尔把马克思的工作描绘为一种动态、开放、具体的总体，这也是他终其一生不断强调的观点①。人们可能会说列斐伏尔本人毕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样也像是一个概念的动态星群②，这些概念由方法论上的横切关注点、政治方向、丰富且有争议的生活经历联结在一起③。每一概念都能在与整体、与列斐伏尔的这些关注点、方向和经历的联系中得到理解。列斐伏尔的理论与政治轨迹经历了转向与变革（如20世纪50年代晚期转向城市问题、1958年与法共决裂），但仍保持着显著的一贯性。要在列斐伏尔的作品中找出某种“认识论断裂”是不可能的。如克里斯提安·施密德所说，列斐伏尔的工作从整体上具有如下特征：“与政治和诗性显著相关”，“彻底批判哲学和学术研究的制度实践”，“对辩证方法有其原创性理解”及“以非传统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④。列斐伏尔工作中这些共同、一致的线索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已经得到概括，它们不仅与第三国际的正统相悖，而且与20世纪法国哲学的两大主流——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尤其是后者——保持着相当距离⑤ 

《辩证唯物主义》是通达列斐伏尔全部工作及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列斐伏尔在此继续探讨与古特曼在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评注中提出的观点，原本是要作一个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的八卷本项目的开端。然而当时党的审查制度使得这一系列仅有引言得以出版（《形式逻辑，辩证逻辑》，1947）⑥，因此列斐伏尔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间所提出的哲学批判直到他退出法共以后才被重新拾起,最突出地表现在《总和与剩余》(1959)、《元哲学》(1965)、《马克思的社会学》(1966)和《辩证法的归来》(1986)之中⑦。在这些著作中，能够看到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辩证唯物主义》⑧中对封闭总体的批判、对视辩证方法为教条原理的观念的反对。据此，马克思主义不仅代表着某种业已成形的功绩，还表征着一种知识与政治潜能。为了发展这种潜能，《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后的著作呈现出这样一种马克思：其工作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最显著的是黑格尔主义，较小程度上还有尼采主义。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结尾对艺术和理论人的评述吸取了列斐伏尔早前对超现实主义的接触⑨，并表明他对尼采思想的开放态度——这与他在几乎同一时期针对这位德国哲学家的纳粹解释者发表的对其有所保留的辩护相一致⑩。这一充满张力的（且可以说并不太成功）⑪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与尼采连接起来的尝试，既是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呼应⑫，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扩展，贯穿了列斐伏尔的一生⑬。

《辩证唯物主义》还让我们看到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两个特征：整体性及有保留的人道主义。列斐伏尔试图发展一种改造并内含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这指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包容性的、多层次的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同时还为哲学阐释、文化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留有空间。它对政治经济学加以整合，但不停留于此。如列斐伏尔本人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所说：

“马克思对经济学最初的伟大考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要想理解他思想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把‘批判’一词置于其最广泛意义之上。政治经济学必须像宗教那样得到批判与扬弃。‘社会之谜’本质上是物神崇拜与宗教性。政治经济学是人的三重异化：经济学家错把人的关系的暂时性结果当作永恒范畴和自然规律；是一门外在于人的物质客体的科学；是一种现实和一种经济命运。这种异化是现实的异化，抹杀了活生生的人，虽然它仅仅是这些人的显现，是其外在表象和异化了的本质。只要人的关系是矛盾的（亦即只要人被划分为不同阶级），这一矛盾的解决就只会作为某种外在的东西显现并展开，而不为我们的活动与意识所把握：经济体制，国家与制度，意识形态。”⑭

列斐伏尔在其研究的各个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⑮，因为对他而言，不能按当下表现理所应当地把人道主义视作共产主义的目标。“人类可能性的完全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目标，其所要求的并非某种非批判的自由资产阶级论断，而是处于现实异化状态中的人（作为工人或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因此，在列斐伏尔这里，通达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方法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导出一种人道主义，他形容这种人道主义为革命的⑯、新的或辩证的⑰。

《辩证唯物主义》中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整体性和辩证的人道主义导向了他最为持久的事业：日常生活批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列斐伏尔就已着手对工业工人阶级生活进行社会学调查，并写作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主题与日常生活研究有着显著关联，被一起收录在《被神秘化的意识》(1936)中“神秘化”这一标题之下。《被神秘化的意识》一书为列斐伏尔与古特曼合著，发展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并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有着相似之处⑱。在更具决定意义的元理论层面上,《辩证唯物主义》为列斐伏尔在1947年到1992年间出现的日常生活批判准备了重要“地基”⑲。其中对异化问题的探讨即为此提供了线索。如列斐伏尔所说，这一讨论“由现实的活动的人、由现实生活过程开始”⑳。他所认为的异化并非某种精神的客观化（如黑格尔），亦非某种纯粹经济范畴（剥削），而是一种日常经验（劳动过程、功利性经济组织、个人主义、脑力劳动与生产性劳动之分离）。因此，异化批判不能像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所趋向的那样脱离这些日常经验，而是应该在“积极参与到活生生主体的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吸取日常经验。即便异化观念被进一步延伸至分析消费主义、女性地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殖民地国家形势——列斐伏尔在1961年与《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同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序言中竭力主张如此——这一点也并未改变。

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其日常生活批判并不允许把批判性社会研究（及列斐伏尔本人的工作）划分为“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这一点最清楚地体现在，他把与资本主义相连的工具性生产形式，和更广泛意义上生活、人类本质和艺术的生产进行了区分。对生产的这一广义理解在《辩证唯物主义》中首次得到广泛阐述，后来又在列斐伏尔作品中不断重现。这表明他一直坚持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及多种左翼集权传统——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共产主义——中的生产主义进行批判。这一批判对列斐伏尔的国家观及其城市化与空间研究至关重要。例如，《空间的生产》（1974年）给出了一种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批判类似的，对把空间视作事物客体的物化观念的批判。列斐伏尔提出一种空间生产理论以有力批判该空间观。这一理论也许包含某种地理—政治—经济研究，但又远超于其上。据此，社会空间被看作三重生产过程的结果：（再）生产的物质实践，受意识形态与体制知识束缚的概念形式，以及更具流动性的象征性表现形式和日常想象形式。此三者以一种开放、辩证的样态相互关联。 

《空间的生产》从根本上是对国家、资本、理性主义知识、男权象征主义如何生产出抽象空间形式的批判。它吸取并发展了列斐伏尔早期的城市研究及对城市规划的批判：受国家约束的专家（规划师，建筑师，开发者，技术专家）构想并生产出这些最终把自身强加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上的抽象空间环境。列斐伏尔把这些在空间中生产——制造——客体的形式，与那种类似于多层次、多感知、艺术化劳动的产品而被创造的城市社会空间形式对立起来。《进入城市的权利》（1968）、《爆炸》（1968）、《差异主义者宣言》（1970）、《城市革命》（1970）提出，在当前极速城市化的社会，对追寻超越异化的生活的最佳理解即为作为艺术品（oeuvre）的 “城市”——一个整体性艺术作品——而奋斗。(《辩证唯物主义》中所强调的)作为非异化劳动的日常“艺术”的潜能，以1871年巴黎公社及1968年五月风暴的形式再现，此二者被重释为具体的城市愿望：外围社会群体为争取社会剩余、政治权力和空间中心而进行革命斗争。这一实例最为清晰地向我们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主题是如何与列斐伏尔对国家、日常生活及城市空间的激烈批判持续共存的。 

注释

①L’Irruption: de Nanterre au sommet Paris: Anthropos 1968, p.38; “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trans. David Reifman,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76. 

②Lefebvre’s work resembles a more concretely lived, less galactic version of Theodor Adorno’s notion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a. M.: Suhrkamp, 1966, pp.163-169). 

③John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④Christian Schmid, Stadt, Raumund Gesellschaft, Munich: Franz Steiner, 2005, p.73. 

⑤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 pp.21-27; 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38-260.列斐伏尔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参见L’ideologic structuraliste, Paris: Anthropos, 1971; and Au-dela du structuralisme, Paris: Anthropos, 1971. 

⑥Henri Lefebvre, ‘Preface a la deuxieme edition’, in Logique formele, logique dialectique, Paris:Anthropos, 1969 [1947], v. The second volume (Methodologie des Sciences) was destroyed at the time but published posthumously (Paris:Anthropos, 2002). See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 pp.27-28. 

⑦Henri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 Belibaste, 1973[1959]; Metaphilosophie, Paris: Syllepse, 1997[1965]; The Sociology of Marx, trans. Norbert Guter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1966]; Le retour de la dialectique: 12 mots clefs, Paris: Messidor. 

⑧Martin Jay,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d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 984, pp.294-296. 

⑨Sara Nadal-Melsio, “Lessons in Surrealism: Relationality, Event, Encounter,” in Space, Difference, and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Kanishka Goonewardena, Stefan Kipfer, Richard Milgrom, and Christian Schmi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161-175. 

⑩Henri Lefebvre Nietzsche Paris: Syllepse 2003[1939]. 当他借鉴尼采对理论人的批判时，列斐伏尔继续把总体人的思想归于马克思而非尼采。(Henri Lefebvre, La Somme et le Reste, Paris: Belibaste,1973, p.245). 尽管在第二文学中有一些评论，但总体人必须与尼采的超人区分开来。列斐伏尔反复强调，相对于马克思的实践导向的方法，尼采的观念不能解决理论与实践人之间的异化，因为它仍然停留在一个沉思的领域中，被尼采的新贵族观所玷污。(Nietzsche, Paris: Syllepse, 2003, pp.87-89; Metaphilosophie, Paris: Syllepse, 1997, pp.125-26; Hegel, Marx, Nietzsche ou le royaume des ombres, Paris: Castermann, 1975, pp.220-221.) 

⑪Michel Trebitsch, “Preface: Henri Lefebvre et le Don Juan de la Connaissance,” in Lefebvre, Nietzsche, Paris: Syllepse, 2003, p.19. 

⑫也可以对列斐伏尔与海德格尔有争议的关系进行类似的考察。参见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the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 and Geoff Waite, “Lefebvre without Heidegger: ‘Left-Heideggerianism’ qua contradiction in adiecto,” in Space, Difference, and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 Kanishka Goonewardena, Stefan Kipfer, Richard Milgrom, and Christian Schmid (ed.), New York: Routledge,2008, pp.94-114. 

⑬最突出表现是 Hegel, Marx, Nietzsche ou le royaume des ombres, Paris: Castermann, 1975. 

⑭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John Sturrock,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85. 

⑮Lefebvre, The Sociology of Marx, trans. Norbert Guter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chapter1; La Tensee Marxisteetla Vile, Paris: Casterman, 1972, p.70. 

⑯Norbert Guterman and Henri Lefebvre, La Conscience Mystifiee, Paris: Syllepse, 1999, pp.68-72. 

⑰Henri Lefebvre, Du rural a l’urbain, Paris: Anthropos 1970, p.115, pp.154-155. 

⑱Norbert Guterman and Henri Lefebvre, La Conscience Mystifiee, Paris: Syllepse, 1999. 

⑲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1947];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2002[1961];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Rabinovitch, Alen Lane: Penguin, 1971 [1968];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I: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trans. G.Eliott, London: Verso, 2005[1981];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trans. Stuart Elden and Gerald Moore, London: Continuum, 2004[1992]. 

⑳This passage is highlighted in John Roberts Philosophizing the Everyday Revolutionary Praxis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Theory, London: Pluto, 2004, 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