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轰炸，①一个有启发意义的观念，必须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今天，人口承受着可恶愚蠢念头的持续轰炸，而这些念头丝毫不依赖于大众传媒；而且，更重要的是，和想象与人们的真实问题能够被可靠展示的其他现代生活领域竞争的这些大众传媒相比，没有任何东西更为虚假，更值得在大洪水后保留下来。大学、教堂、传统政党会议、建筑，全都同等强烈地传播着不合逻辑的老生常谈的静电干扰，而且这些老生常谈，倾向于杂乱无章但却不可避免地，塑形日常生活的所有态度（如何穿衣，与谁会面，怎样对付他们）。第一位“交流”的社会学家，只是永远炫耀其构想艺术异化本身的令人高兴的无能为力，他的冷笑话是将大众传媒雇员的异化与艺术家的满足相对比（他认为这可以与后者的作品认同并通过它证明其合法性）。

信息理论立刻忽略了语言的主要权力，这种权力存在于其诗学层面：战斗并克制。有关空虚———内容与形式的完全中立———的著述，只能根据数学实验加以展开（如同在凯诺书写的冗长空白页的最后阶段的“潜文学”）。尽管存在有关一种“信息诗学”的华丽假定（Abraham Moles），尽管对他们误解施威特或扎拉充满令人感动的信心，语言的技师将永远只能理解技术的语言。他们不知道谁将对这一切做出评判。

从其全部的丰富性考虑，从与全部人类实践而非通过使用穿孔卡为活期存款操作加速的联系考虑，交流只在共同从事的行为中发现。大规模误解最显著的例证，因此与大规模放任相关联。没有任何例子比法国左派与阿尔及利亚民众暴动的遭遇更加清楚。从前政策在法国死亡的证据，不光由几乎所有工人的弃权提供，而且毫无疑问更多地由决心行动的少数派的政治浅薄提供：比如在极端左翼好战分子对“人民阵线”的种种幻想中，这些幻想可以被描写为存在于第二等级，因为首先，在这个时期该短语根本就行不通，其次，自1936年以来，它已被广泛证明是反革命的一件相当可靠的武器。如果旧的政治组织神话的失败在此显而易见，那么并没有产生新的政治取代它们的位置。的确，就这个国家的主要目标乃是达到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而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看似为那些法国拟古主义问题中的一个。伴随这种进展的车间消极怠工，这种依然非正式的“鲁莽”现象，没有以任何方式认为自己与欠发达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斗争有联系。对于无法预见一场共同抗议的那些人，今天与其显然毫不相干利益的一致性，再也不能在除了记忆的要求之外的任何东西上发现（有关过去的工人运动为支持受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做过———或者，更经常地本该做过什么的记忆）。更经常的情况是，只有能够被构想的团结，才包含本身已变得过时并因此抽象的某些条件反射：我们也许期望，无所不在、神话似的法国左派PC-PSUSFIO［共产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和GPRA［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表现得像第三国际的两个分部一样。然而，自1920年以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表明，对这些解决办法的一种固有批判，在每个地方都不可避免；而且这样的解决办法终究被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当前武装斗争中明确表达。国际主义的团结，如果不被降低到基督教左派的道德主义，就只可能是两个国家革命者之间的一种团结。这显然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将会在法国发现；而且在阿尔及利亚，当目前的民族阵线不得不决定其权力的性质时，人们将会选择他们的利益。

这个时期试图在法国领导一场先锋派运动的人被分成了两派，一方面他们担心完全切断了与旧的政治共同体（尽管他们意识到后者先进的冰川状态），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与他们语言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在某些关心反对殖民主义极端主义斗争的部门———比如，在学生中间———感受到的对真实感情的一定程度的轻蔑，这种轻蔑是因为后者对有关政治年代错误的一部名副其实的选集的迷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行动，无人被排除在外等等）。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够示范性地利用这个机会，将资本主义社会潜在反抗的最大限度计划与被殖民人民当前反叛的最大限度计划联系起来；当然，这是一种由这种团体的弱点说明的情形。不过这种弱点本身绝不能被看作一种借口：正相反，这只是奋斗和严谨精神的缺乏。不可思议的是，代表人们实际抗议行动并能对他们谈论这一点的一个组织，居然仍然会没有战斗力，尽管其活动可能受到严厉控制。

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工人的彻底分裂，必须被理解为首先不是一种空间距离，而是一种时间距离，它导致了甚至“来自左派的”信息的疯狂，2月8日，警察杀害了八名法国示威者那天，就见到了这种信息的疯狂。于是，报纸谈到了自1934年以来在巴黎见过的最血腥的冲突，但却未曾提起不到四个月前的10月18日，数十名阿尔及利亚示威者惨遭毒杀的事实。这相同的疯狂，还允许一个“圣日耳曼· 德· 勃雷反法西斯委员会”散发一份海报，开头的一句话是：“法兰西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将谈判强加……”对于荒谬地按这种顺序列出两种势力的清单未做颠倒。

简单的反交流，是已证实谎言的最反动的拥护者今天从达达主义借来的。在一个迫切问题是在所有实践层面——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创造一种新型交流的时代，这种说法毫无价值。达达主义最有价值的后续，其合法的继承者，必须在1960年夏季的刚果得到确认。一个民族自发的反叛——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多地控制在未成年的状态，并且发生于合理性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容易从其利用本身蹒跚走出的时代——知道如何直接挪用主人的外语作为诗歌并作为一种行动形式。我们应该尊敬地研究刚果人在这时期的表达，目的是在其中认识到唯一可能交流的伟大和效力（参照诗人鲁蒙巴的作用），这种交流在任何情况下都伴随着对事件的干预和对世界的改变。

尽管公众也许得到坚决的鼓励，并且这种鼓励不光来自大众传媒。可是只要刚果人的先锋派没有被打倒，那么刚果人行为的一致性和他们对其所有为数不多的手段的出色利用，正好与所有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基本的不一致性，以及它们在找到满意利用其技术力量方面危险的无能形成对比。就其受到其同代人选择的神话愚弄的独特能力来说，萨特是他那迷惘一代的完美代表。现在他在《变异》第2期的注释中判定，人们不能谈论与一个腐败时代相对应的一种正在腐烂的艺术语言，因为“一个时代的建设超过其毁坏”。食品商的天平于是向稍重的一边倾斜，不仅是因为建设与生产之间的混淆。萨特肯定注意到了，尽管有那么多鱼雷，海上现在比战前有了更大吨位的船舶；尽管有那么多火灾和事故，建筑物和汽车却更多了。而且自萨特降生以来，还有了更多的书籍。可是社会继续下去的理由却互相抵消。区分虚幻变化的可供选择事物的存在期，如同警察头目的任期一样短暂，然后他们还被移交给了旧世界广泛的腐败。有待做的唯一有用的工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和生活。过于长久地统治着假定现代和进步思想之沙漠的那些人，他们形形色色的新哲学并没有提供这个基础。他们的大人物甚至拒绝去博物馆，因为这是一个对博物馆来说太没意义的时代。他们全都一样，全都是本世纪前三分之一人类解放运动巨大失败的完全相同的产物。他们接受这种失败，而且这种接受耗尽了他们的影响。到了最后，错误的专家们将会拥护对他们的专门化。不过，尽管气候正在改变，这些伪交流的“恐龙们”却不再有任何可以在上面擦伤的东西。辩证理性的睡眠产生出了怪物。

有关交流的所有单边的想法显然就是有关单边交流的想法。它们对应于社会学的世界观及其利益，以及昔日艺术领域的利益或政治领袖们的行政人员。这就是将会变化的东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计划，作为表达，与现有表达和接受方式不相适应”（Kotanyi）。②这是一个同时认识到交流会有何许用处，以及交流可以被用于什么的问题。现存的交流形式以及其目前的危机，是从压制它们的角度理解并获得合法性的。我们不能对我们想彻底抛弃的艺术或著述表现出尊敬，而且我们不能轻蔑地看待我们想继续下去的现代艺术或哲学，仿佛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们的看法是清醒的，因为它是历史性的。对于我们来说，获准的交流形式的每一次使用，必须既是又不是对这种交流的拒绝：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次包含其拒绝的交流和一次包含交流的拒绝，即：将这次拒绝颠倒成一个建设性的项目。所有这一切必须有所回报。交流现在将会包含其自己的批判。

注释：

① This term was first used in the situationist context by Attila Kotanyi in  Gangland et philosophie,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4 (June 1960), 33-35, who called for the SI to study the bombardment of information that falls, during a given period, on present-day conurbations, Ed.

② See Attila Kotanyi, L'etage suivant,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7 (April 1962), 47-28. Ed.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