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们：

我很高兴今天在这里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南京大学已经度过了她的116个春秋。我们今天来纪念她的生日，无疑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因为任何的活动在结束之后都会归于记忆。它更应该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事件，只有作为事件，它在结束之后才能够以意义的方式延续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我们的行动之中。而只有我们大家都能积极地加入，它才可能真正成为这种事件。

我从1983年进入南京大学学习以来，已经在南大校园里生活了35年。尽管与更年长的老师相比，我对南大的感情以及对南大人的责任的理解显然还不怎么深刻，但每当面对像校庆这样的时间节点时，我还是会若有所思。我会想到，怎样做才能真正像一个南大的老师? 每当这个时刻，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鼓楼校区的南园，经常会碰到我校理科的一位资深院士。他虽然因为年事已高而不得不拄着拐杖慢慢的行走，但每当有同学因为仰慕他而跟他打招呼时，他都会驻足微笑，不时还会和蔼地跟同学聊几句，说些鼓励的话。有一次，我还看到他颇为艰难地捡起地上的一团废报纸扔进了垃圾箱。由于这位院士当时就住在南园，因此我们很容易见到他。我们同学们在寝室里经常这样议论：每次碰到这位老先生之后，我们总有一种不好好学习就很不好意思的感觉。现在想来，其实，南大文化的传承就是靠一个个具体的老师和同学来完成的。如果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之外能够花更多的时间跟同学们在一起，而不是因为各种可以找到的理由而与他们擦肩而过，那么，我们的校园就一定会更加优雅和从容，南大的核心文化就会在我们同学们的心中更深地扎下根。我们有时也许会说，这种校园文化的事是由学校来做的。但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本没有一个抽象的学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校，都是南大。

在这个校庆日我的眼前浮现的第二个形象是我的博士指导教师孙伯鍨教授。上世纪90年代初，孙先生当时家住在锁金村，因此，他如果上午来鼓楼校区上课的话，中午一般就在教研室休息一下。我一直以为他中午在教研室真的是在休息。可有一次，我因为急着要拿一本书而轻手轻脚地进入教研室时，竟然发现孙先生一直在伏案工作，他正在修改他的书稿。我不解地问：您怎么不休息呢? 他说，中午一、两个小时挺好的，能做不少事情呢！说实话，这个场景很长一段时间都烙在我的记忆中。现在想来，南大在116年的历程中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创造辉煌并且现在正在朝着新的高度攀登，这跟一代代充满激情、勤奋奉献的老师是分不开的。南京大学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也就是说，那些前辈学者的努力奠定了南大曾经的辉煌，而我们今天的努力所建构的，正是明天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力。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能以优秀的前辈学人为榜样，致力于用自己的努力为南大的发展贡献力量，那么，我们恐怕根本不需要去担心学术地位的问题，因为那必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校庆日的这种感悟虽然有不少，而且，说实话，这些年来，自己作为南大教师在主观上确实也是尽力做了点事情的。不管是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还是在学科建设、行政工作等方面，尽管有一种事情似乎越做越多、永远做不完的感觉，但每当能看到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在学术上为学校的美誉度做点贡献的时候，在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在包括学术发展在内的各个领域都有所作为并回馈母校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些满足感的。当然，实在地说，与那些我非常敬仰的前辈学者以及我尊敬的同辈学人相比，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不断的弥补和丰富。正因为如此，每当520来临的时候，我都愿意把它当作一次回顾与重思的机会，检讨一下过去的历程，并看看自己还可以在哪些方面为学校做得更多。尽管我们也想从明天起做一个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的人，但一想到母校给予了我们那么多的教养与滋润，就只能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做自己该做的一切了。

作为一个事件的校庆，就是这种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地感怀与内化南大核心文化的校庆，就是这种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我就是南大的校庆，就是这种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师生都能拥有明日南大以我为荣的魄力和气度的校庆。在南京大学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今天，举办这样的校庆，其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最后，祝每一位老师和同学校庆日愉快！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