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塔法·哈雅提

汤姆·麦克唐诺 译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10 

(March 1966), 50-55

如果不同时摆脱既掩盖又保护一个世界的语言，不剥开这种语言的外壳让其真实裸露出来，就不可能摆脱这个世界。正如权力乃是无休止的歪曲和“社会真理”一样，语言则是其不变的护卫，词典是其通用的参考。所有的革命实践都意识到了对一个新语义场和确定一种新真理的需要；从百科全书论者到（1956年波兰知识分子）对斯大林“刻板语言的批判”，人们对这种需要的感受从未有过间断。权力存在于语言中，因为后者是其警察暴力的避难所。所有与权力的对话都是暴力，无论是忍受还是怂恿。当权力有效地利用其武器时，语言被赋予保护压制性秩序的任务。更多的是，两者的结合是所有权力最自然的表达。

词语与思想之间只有一道细线，一道总是被权力及其哲学家跨越的线。所有的语言理论，从荒谬的存在之神秘主义到控制论机器极端（强制性）的合理性，都属于同一个世界，也就是说，属于被认为是唯一可能参照领域的权力之言辞，具有普遍性的中介。正如基督教的上帝是两种道德心、良心与自我之间的必要中介一样，权力之言辞在所有交流的中心得以确立，成为自我与自我之间必要的中介。因此，它设法占有了抗议，现在甚至将其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控制它，从内部对它进行过滤。对主导语言的批评，其异轨，将会成为新革命理论持续的实践。

因为每个新意义都被当局称作曲解，情境主义者将会确立曲解的合法性，指控意义的欺骗受到权力的担保和规定。因为词典乃是当前意义的监护人，我们建议系统地将其加以消灭。词典、语言（和思想）教师、所有遗传和引进语言的置换，将会在对语言的革命渗透中，在异轨中得到中肯表达，这种手法被马克思广泛使用且被洛特雷阿蒙系统化，而情境主义国际则将其置于每个人触手可及之处。

异轨，洛特雷阿蒙谓之为剽窃，证实了很久就被现代艺术肯定的命题，即词语的反抗，权力彻底控制创造的意义、一劳永逸确定当前意义的不可能性——简言之，一种“新语”的客观不可能性。新的革命理论，如果不对支撑它的主要概念重新界定，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洛特雷阿蒙说，“思想进步，词语的意义在其中起了作用。剽窃是必需的。进步需要剽窃。剽窃用与一位作者接近的措辞，利用其表达，抹去其错误思想，并用正确思想取而代之。”要挽救马克思的思想，就必须不断地根据一百年异化的强化和否定它的机会，对其进行阐明、改正和重构。马克思需要被那些赞成那种历史轨迹，且又被形形色色的恢复者愚蠢引用的人们挪用。此外，权力的思想本身，在我们手中变成了对抗权力的一种武器。从其到来时开始，胜利的资产阶级一直梦想着一种普世语言，控制论专家今天正在试图借助机器获得这种语言。笛卡儿梦想一种语言（一种新语之先驱），思想在这种语言中像数字一样，带着数字的精确接踵显现：“普遍数学”或者资产阶级范畴的永久性。百科全书论者（在封建权力下）梦想“使得暴政也许不知道如何容纳如此严格的定义”，他们准备了未来权力之永恒，作为世界——以及历史——的最后手段。

从兰波到超现实主义者，词语的反抗已经——在实验层面上——表明，对权力的理论批判与决心毁灭权力的一种实践密不可分：权力对所有现代艺术的控制，以及其转换为流行景观的压制性范畴，乃是对这个事实令人沮丧的确认。“未消灭权力之物被权力所消灭。”达达主义者是最先对词语不信任的，表现出一种与他们“改变生活”的意志密不可分的怀疑。他们追随萨德，声称言说一切事情、解放词语并“用真正的化学取代词语炼金术”的权利（布列东）。词语的清白因此遭到刻意攻击，而语言则被宣布为“最糟糕的传统”，某种要被毁灭、去神秘化、被解放的东西。达达主义的同时代人确定对其完全毁灭意志（纪德担心地称之为一种“毁灭之作用”）的强调，以及其向主导意义展示的危险。就达达主义来说，一个词语总会与某种概念相关联的看法已变得毫无意义：达达主义在言语的权力内已经取得了一切，并且永远将其作为一种专业的艺术拒之门外。它确切提出了艺术之实现的问题。超现实主义只是作为这种要求的延伸具有价值：它通过其文学生产提供了一种回应。然而，艺术之实现，诗歌（在情境主义的意义上），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在个体的“作品”中发现实现，而必须简单地发现实现。“言说一切事情”，其开始由纪德做了标志，已经意味着废止一个独立的文学领域（在这个领域只有被认为是文学的东西才能被说）。不过这种废止，受到兰波和洛特雷阿蒙之后的达达主义者的刻意肯定，并不是一种废弃。没有实现就不会有废弃，而且没有实现的艺术不可能被废弃。在实践中，甚至没有真正的废止，因为在乔伊斯、杜尚和达达主义之后，一种新的景观文学继续增生。如果没有做一切事情的自由，“言之无尽”就不可能存在。达达主义在斯巴达克斯，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有一个实现的机会。后者的失败使得前者失败不可避免。在随后的艺术派别中（并且在不排除几乎其自己的全部主要人物的情况下），它成了制造诗学之徒劳的文学表达，表达日常自由之徒劳的艺术。这种被剥夺了所作所为的“言之不尽”的艺术，就是空白的书页……现代（实验的、变更的、空间化的、超现实主义的或者新达达主义的）诗歌乃是诗歌之对立面；它是被权力重新改造的艺术项目。它在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废止了诗歌；它依赖于其持续不断的自我毁灭。麦克斯· 本施令人可怜地承认，“当不再有任何事情可言说时，拯救语言有何意义？”一位专家的承认！鹦鹉学舌或者沉默不语，乃是置换专家提出的仅有的选择。受权力保护并且反过来又保护权力的哲学和现代艺术，因此被赶进了黑格尔所谓的“献媚的语言”。两者都为赞扬权力及其产物增添了声音，使具体化更加完美并且将其变成老生常谈。通过宣称“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内”或者语言“只能在自身和为了自己得到考虑”，语言专家以“语言—对象”和“词—物”作为终结，沾沾自喜于赞美他们自己的具体化。事物的模型逐渐占支配地位，而且商品尚需再一次找到其实现、其诗人。国家、经济、法律、哲学、艺术的理论，现在全都具备这种讨人喜欢的慎重品质。

独立的权力取代群众的独立行动，因而官僚机构无论在何处抓住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权，它都会攻击语言并将语言之诗归约成转达其信息的普通散文。它将语言作为己用，像别的一切一样，并将其强加给大众。语言于是被假定传递其信息并容纳其思想；因为它是其意识形态的物质支持。语言首先是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手段，这一点被官僚机构所忽视。鉴于所有的交流都通过语言，人们甚至再也不需要谈起语言：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接受他们作为接受者的角色，即：在整个社会正在被归约成的、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流网络中执行的命令之接受者。

官僚政治乃是这种语言的生活方式，而且官僚化乃是其未来。苏维埃革命失败带来的布尔什维克命令，强加了一系列或多或少有魔力的、非个人的表达（并且是以正好如同掌权的官僚机构一样的那些方式）。“政治局”、“共产国际”、“红骑兵”、“宣传鼓动员”是那么多专门化团体的神秘名称，而这些团体本身实际上就很神秘，活动在国家（或党的领导）的影子区域，其与群众的唯一联系是实施并强化控制。语言在受到官僚机构殖民的情况下，被归约成一系列轮廓鲜明、不可改变的表达语，在这些表达中似乎就连名词也总会与相同的形容词和小品词相伴；因为它们受制于名词，而且每一次出现都很会自动地跟在适当的位置上。词语的这位种“就范”，是整个社会更为深刻军事化的一种表达，这个社会分解成两个主要范畴：从事管理的社会集团和那些执行其命令的广大群众。不过这些同样的词语还会被要求充当其他的角色；因为它们渗透着魔力，用以支撑和掩饰令人窒息的现实，并且将其作为真理，而且是唯一可能的真理呈现出来。因此，一个人不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成了“希特勒—托洛茨基主义者”；再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在“苏维埃政权”那里，反对派自然就是“反动派”。用来将例行表达方式变得神圣的严厉做法，其目的是在面对显然与之相矛盾的事实时，保持“物质”的纯洁。主人的语言因此意味着一切，而现实则无关紧要，或者至多是语言的外壳而已。人们在其行为、思想和情感上，必须假装他们的国家仿佛就是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种理由、那种正义、那种自由；惯例（以及警察）在那里确保这种行为得到控制（参阅马尔库塞《苏维埃马克思主义》）。

激进思想的退化极大地增强了词语的权力，权力的词语。“权力没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恢复。”（参阅《情境主义国际》第8期）①革命批评塑造的词语，就像在战场上被抛弃的党派武器一样：它们接着被反革命所利用；而且像战俘一样，他们被迫屈从于艰苦劳作的政权。我们最直接的敌人，是那些制造欺骗性批评的人，那些正式得到承认的雇员。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提供了恢复和将革命理论强化成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意识形态将真正的实际需要（其实现的迹象已经存在于今日之社会）转化成思想体系的合理性需求。各种类型的思想家，主导景观的检查人，是这一任务的代理人；而最具腐蚀性的概念因此被掏空了其内容，重新送回流通领域用于维持异化：达达主义之反面。它们变成了广告性的标语（参照来自地中海俱乐部的小册子）。激进批评的概念与无产阶级同命运：它们被剥离了历史，割断了根；它们被造就得要适应于权力的思想机器。

我们的词语解放计划在历史上堪与百科全书的事业相比。故意的历史向度缺失于启蒙运动“隔断”（继续黑格尔式意象）的语言；批评封建主义老朽的世界当然好，但是却完全不明白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任何一位百科全书主义者是共和派。相反，这种语言表达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自己的“隔断”；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隔断，针对将会撕碎世界的实践，这是从撕碎遮蔽这个世界的面纱开始的。尽管百科全书主义者寻求数量上的计算，热情描述业已胜利的资产阶级和商品正在其中展现的一个客体世界，可是我们的词典却是对质量以及依然缺席的潜在胜利的表达，是现代历史（无产阶级）的被压迫者以及被压迫者的回归。我们主张语言的真正解放，因为我们主张将语言不受拘束地用于实践。我们拒绝一切权威，无论是语言学的还是别的什么：只有真实的生活才会考虑到一种意义，而且只有时间才会考虑到真理。在脱离实践的情况下，有关一个词之意义或真或假的争论，是一个纯学究式的问题。我们将我们的词典置于那个自由的区域，它依然躲避权力，但却是其唯一可能的万能的继承者。

语言依然还是意识到异化世界必然的中介（黑格尔说：必然的异化）将会是最终抓住大众的激进理论之工具，因为它是属于他们的；而且唯其如此，它才会发现其真理。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意识形态的权力语言塑造我们自己的语言，真实生活的语言，因为旧世界的所有范畴都在这里获得其公正性。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必须阻止我们的理论掺假和它们的潜在恢复。我们正在运用已经被专家运用的具体概念，但是我们给予它们新的内容，将它们转向人们希望它们支撑的专门化，转向有工资的未来思想家。他们（如同克劳德尔为兰波以及克劳索斯基为萨德所做的那样）受到吸引，将自己的腐败投射到情境主义的理论上。未来的革命必须发明自己的语言。要重获真理，激进批评的概念将会逐一得到考虑：比如，异化这个词，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关键概念之一，在经过某位像埃克瑟罗斯一样的人说出之后，就必须进行杀菌消毒。所有的词语，所有权力的奴仆们，无论他们是谁，都如同无产阶级一样与后者有着同样的关系，并且像无产阶级一样，他们是未来解放的工具和代理。可怜的巴威尔！没有禁止的词语；在语言中，如同在别的所有地方一样，一切将都得到允许。禁止使用一个词语，就是放弃我们的对手将会使用的一件武器。

我们的词典将会是一种模板，人们可以用它破译一条条信息，并揭开盖在现实上的意识形态面纱。我们将会提供可能的译文，以便人们理解景观社会的不同方面，表明最小的线索（最小的迹象）怎样为其保持做出贡献。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本双语词典，因为每个词都拥有一个来自权力的“意识形态”意义和一个真实意义，我们认为对应于当前历史阶段真实生活的那个意义。我们还可以在每一步确立词语在社会战争中的各种地位。如果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了解如何从观念的天堂向下走向真实世界，我们的词典将会是对新革命理论发展的贡献。这里的问题是，了解如何从语言过渡到生活。对工作词语真正的挪用，不可能独立于对工作本身的挪用来完成。被解放的创造性活动的惯例，将会同时是真正的、最终被解放的交流的惯例，而且透明的人类关系将会取代不透明的旧制度下词语的贫乏。只要人类还没有停止工作，词语就不会停止工作。

注释：

①Notes editorials: All the King's Men,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8 (January 1963), 30; translated here as Editorial Notes: All the King's Men, 154. 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