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和国：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作者：迈克尔·波兰尼

  来源：《认知与存在：迈克尔·波兰尼文集》

本书简介：《认知与存在》是由马乔里·格勒内在1969年编辑的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录了波兰尼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十余篇论文。编者将这些论文按内容分为“社会和对社会的理解”“科学的本质”“意会认知”“生命与心灵”四个部分。在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到，波兰尼运用他的意会认知理论，从新的角度对科学的历史和方法，对有关知觉、共相、归纳、身心关系等传统的哲学问题，对自然界的生命层级体系等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分析和探讨。

迈克尔·波兰尼简介：英籍犹太裔博学家，对物理化学、经济学和哲学有着伟大的理论贡献。他认为实证主义提供了一种错误认知，使得我们作为人类的最高成就被暗中破坏。波兰尼的主要著作有：《个人知识》、《社会、经济和哲学》及《科学、信仰与社会》等。 

我的这一标题意在阐明科学家共同体的组织方式与政治体的某些特征类似，而且科学共同体的运行遵循一些与调控物质产品生产的经济原则相类似的原则。文中我将要谈到的，许多可能都是大部分科学家知晓的东西，但是我认为我的论述将会从一个新的角度重铸这个主题，这样的论述既能够从政治和经济理论中有所获益，又能对政治和经济理论有所启示。在独立的科学家们的自由协作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个高度浓缩的关于自由社会的模型，它独自呈现了在一个国家的复杂功能中难以识别的关于自由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

首先要阐明的事实是：那些自由地选择研究问题、自由地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探究那些问题的科学家，实际上都是作为一个个联系紧密的组织成员在协作。这一点可以通过考虑相反的例子而得到印证。所谓相反的例子，也就是众多个体参与完成某个共同的任务，但并不以任何方式进行协作。比如，一群剥豌豆的妇女，她们有着共同的任务，但是她们各自干自己的事，并不协作。再比如，一支象棋队，队员们各自下棋，也不协作。在这些例子中，那群妇女所剥豌豆的总量和那支象棋队所赢比赛的总量不会受到成员间彼此独立地工作的影响。然而，如果科学家们完全彼此孤立地开展研究，却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影响。每个科学家或许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根据最初的共同可用的信息，从中提出一些问题。但是不久，来自那些信息的问题就被提完了，而由于科学家们彼此孤立，他们无法获得他人所取得的有关成果的信息。正是因为缺乏这些更进一步的信息，科学家们也就无法再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新问题，这样，科学的发展进程也会停滞。

这说明科学家们的活动实际上是协调的，上述分析也展现了科学家们的那种协调原则。这里的协调源自每个科学家根据其他科学家们迄今为止的最新成果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通过独立的主动性间的相互调节而实现的协调——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协调，是因为每个独立的主动性都会考虑到在同一系统中的运作的其他主动性。

用这些抽象的词语来表述独立的主动性间自动自发的协调原则，看起来似乎有些晦涩。因此，我将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阐明这个原则。假设我们有一堆某张拼图的碎片，而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这张巨大的拼图拼好。为了加快拼图速度，我们自然会去找些帮手来共同完成这个任务；但问题在于，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最好地使用这些帮手。假如我们将那些碎片平均地分给那些帮手，让他们各自拼自己拿到的那部分碎片，显然，这种适合于让众多妇女共同完成剥豌豆任务的方法，在这里却是完全无效的，因为每个个人分到的那些碎片很可能无法拼在一起。我们也可以采取稍微合理一点的方法，比如，给每一个帮手都提供所有碎片的复制品，让他们各自独立工作，最后再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的成果整合起来。但是即便使用这种方法，这个团队的成绩也不一定能够大大优于单个人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帮手们有效协作并取得最大的优于他们中的单个人所能取得的成绩的唯一方式是：让他们在能看见同伴工作进展的地方一起拼图，这样，每当一块碎片被某人合适地拼合进拼图之后，其他所有的人都会马上思考可能的下一步。在这种合作系统中，每个帮手都在自己主动性的引领下行动，而且这些行动又包含着对其他人取得的最新进展的回应，这样，完成他们共同任务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这里，我们在一个简化的例子中看到了众多独立的主动性被组织起来完成一个共同任务的方式：在每个连续的阶段上，每个独立的主动性都能根据其他主动性的类似活动所创造出的最新状态来调整自己。

这样的独立主动性间的自我协调所带来的联合结果将出乎任何带来这一结构的参与者的意料。他们的协调如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走向对隐藏事物的共同发现。因为最终的结果是未知的，所以这种协调只能逐步地前进，而且，如果每个连续的环节都能由最胜任的人来进行，那么最后实现的总成绩也将会是最好的可能。我们可以设想，比如，在拼图的例子中上述条件都被满足了，每个帮手都密切留意迄今为止已经完成的某块图形的边缘出现的新机会，同时密切注意某些碎片，以便一旦发现某块碎片可能与另一块图形边缘的某个地方相匹配，就将它拼合上去。这样，这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将会超过任何单个成员所能达到的工作效率，因为以这种方式合作的团队成员发现新机会（也就是将新的碎片合适地拼合到拼图中去的机会）的速度比任何孤立行动的个人的发现速度要快得多。

任何试图在某个单一的权威之下组织团队的尝试都会消除团队成员的独立的主动性，并由此将他们联合的工作效率削减至那个作为中心向他们发出指令的单个人的工作效率。这种组织方式实际上使得团队无法协作。

科学的进步在本质上也是这样：独立的主动性持续地根据其他所有人取得的成果调整自己。只要每个科学家始终都为仅凭个人之力无法带来其进步的科学尽其所能地做出自己的贡献（除非他放弃自己选择的问题，从而造成影响着科学进步的损失），我们就可断言：那些独立的自我协调的主动性所进行的科学追寻确保了最高效的科学发展的组织形式。而且，我们还必须再次指出：任何想要作为中心指导科学家们工作的权威实际上都会令科学发展陷入停滞。

这里，我所谈到的由自我协调的过程带来的个体的科学研究间最大程度的协调，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市场运行中生产者与消费者所实现的自我协调。实际上，正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所以前文我才会说“看不见的手”引导着独立的主动性之间的协调，从而实现科学的最大进步，正如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市场中独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在商品价格的指引下获得最大程度的物质满足。我认为，市场的协调功能实际上只是“通过相互调节实现协调”的一个特殊例子。在科学领域中，这种调节通过关注其他科学家公开发表的成果而实现；而在市场中，这种相互调节以发布当前交易关系的价格体系为媒介，正是价格体系的存在使得供需能够平衡。

但是，那套统治市场的价格体系不仅能发布信息——经济主体正是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行为；它还直接驱动经济主体以货币来开展经济活动。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将会看到：激发科学家对由其他科学家公开发表的成果所带来的智识状况做出直接回应的是现行的专业标准。

然而，一个科学家做出决定，选择某个问题进行探究并排除其他的研究路径，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具有广义上的经济活动的某些待征。因为他的决定是为了通过使用有限的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最高的可能产出。科学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选择一个对自己来说既不太难也不太容易的问题。因为选择一个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的问题将会浪费他的部分才能；而去攻克一个对他来说太过困难的问题也会让他虚掷所有的才能。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发现，无论是思考某个对自己来说太过困难的问题还是某个过于简单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完全投入。因此，科学家选择的研究路线必须是能够让科学家最大程度地自我投入的；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激发主体最强烈的兴奋，让主体保持最集中的注意力和最活跃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选择还受到科学家所能够使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科学家只是从如何毫不浪费地使用其可用资源的角度出发来选择他的研究问题，这也是不明智的。在某些时候，如果科学家面临这样的情况——他能研究更深刻、更重要的问题，但这种研究在资源方面有一些浪费；那么，此时科学家应当毫不犹豫地承担资源上的损失。

专业标准就是在这里开始发挥其对科学家研究活动的推动作用。科学家主要根据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关于科学贡献的标准来评估问题的深度和预期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尽管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对这些标准进行修改。科学贡献的衡量标准有许多，这里我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它们。这些标准彼此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但在这里我无法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1）一个科学成果如要得到认可，它首先必须符合的标准是：它的似真性必须达到足够的程度。一直以来，科学出版物备受许多奇谈怪论、虚假欺诈和粗制滥造的投稿困扰，科学期刊如果不想被这些文章所充斥，那么就要将这类文章拒之门外。这种对似真性程度的审查不仅会淘汰那些明显荒谬的投稿，而且还经常会拒绝那些从现有的科学知识来看显得不可靠的文章。实际上，如果一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从科学上来看是不合理的，那么即使是对其展开试验性的探究都是相当困难的。现今，很少有实验室愿意接受研究超感官知觉的学生，甚至一项重新测试获得性状的遗传传递的研究项目，也会在一开始就遭到极力阻止。而且，即便所有这些障碍都被克服，即使论文出自一位在科学界享有盛誉的作者，这篇论文还是有可能仅因其结论与当前流行的关于事物本质的科学观点存在尖锐冲突而被彻底无视。

下面我将用一个我在别处已经使用过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①在1947年6月的《英国皇家学会会报》上，瑞利勋爵（英国皇家学会的著名会员）发布了一组简单的试验，他声称，当氢原子撞击金属线时，将把高达100电子伏特的能量传给金属线。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发现的革命性意义将远远超过奥托·汉恩（Otto Hahn）对原子裂变的发现。可是，当我就此向物理学家们请教时，他们只是耸耸肩膀。他们找不到这个试验的错误之处，但都不相信这一试验的结论，甚至认为根本不值得花时间来重复这一试验。他们对试验的结论不屑一顾。我在《个人知识》一书中对瑞利勋爵的试验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物理学家们对这一发现的漠视并未让他们错过些什么。

奥托·汉恩（Otto Hahn，1879-1968），德国放射学家、物理学家

（2）评估某个成果的科学贡献的第二条标准在于它的科学价值，科学价值由以下三项系数组成：（a）准确性；（b）它对系统的重要性；（c）主题的内在吸引力。我们可以在一篇物理学论文与一篇生物学论文的对照中体会这三项系数如何共同决定一篇论文的科学价值。物理学研究的是无生命物，远远没有生物学研究的生命物有趣。但是，物理学以其高度的精确度和宽广的理论域弥补了主题的无趣，而生物学则以吸引人的题材补偿了其在精确度和理论美上的不足。

（3）除了要具有足够程度的似真性和一定的科学价值外，评估成果的科学贡献还有第三项标准，那就是它的原创性。为申报专利，某项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根据该发明在那些熟悉此种技术的人那里所引发的惊讶程度来评估的。与此类似，某项发现的原创性也可以根据它的发布在科学界内所引发的惊讶程度来评估。发现的不可预知性与它对系统的重要性会有重叠，然而某项发现所引起的惊讶——也就是令我们赞叹作出这一发现的勇气与独创精神——与它对系统的重要性却并不相同。有一些极为大胆、极具独创精神的发现——比如海王星的发现——恰缺乏那种对系统的重要性。

① M. 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12.

②M.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276.

似真性标准和科学价值标准都倾向于强调一致性，而独创性标准则鼓励异议。在指导与激励科学工作的过程中，这种内在的张力是必要的。科学的专业标准必须在施加一个纪律框架的同时，鼓励对这个框架的反叛。这些标准要求被严肃对待，因而这就要求任何研究都应大致符合现行的关于事物本质的主导信念，但同时因为原创性的要求，也应允许一定程度的对这些主导信念的背离。因而，科学公断的权威普遍地推行着那些公断学说，而其目的却正是为了推动对这些学说在某些方面的颠覆。

科学领域里专业标准的双重功能不过是如下信念的逻辑结果：科学真理只是实在的一个方面，传授科学的正统学说也正是为了引导科研新手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建立起与客观实在的联系。因此，科学标准的权威性的发挥正是为了给这一权威引导下的人们提供反对该权威的独立根基。这种通过唤起并同化对立面而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看起来逻辑地内在于科学的正统学说发挥权威性的源头之中。

那么，它是谁？确切地说，谁在行使正统学说的权威？我已经提到，科学公断就好比它的代理人。但这又会引发难题。单个的科学家最多不过能对科学总体疆域的某个微小部分有着合理的理解。那么这样的一个专家集合体如何可能形成某个公论呢？这些专家又如何可能共同地发挥着如此微妙的功能：推行当前通用的关于事物本质的观点和关于被推荐的那些成果的通行评价，同时又鼓励那种将会革新正统学说的独创性工作？在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还将揭示另一个对于控制众多独立的科学主动性而言所必需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建立在下列事实的基础上：诚然，科学家通常只能在科学的一小块领域中做出有效判断，但他们通常也能够在与自己专业相邻的某块区域内作出判断，这块区域中包含着一些其他科学家专攻的某些领域。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的科学家能进行合理的批判性判断的那些领域间有相当程度的交叠。作为某组具有交叠能力的群体的成员的某位科学家自然也会是别的类似群体的成员，这样，科学全域就被那些交叠邻域的链条和网络覆盖了。这些链条和网络上的每个节点都会在那些俯瞰着同样的交叠区域的科学家们的评价间建立起共识，如此这般地从一个交叠的相邻区域延伸到另一个，于是，关于科学贡献的价值评价的共识由此贯穿科学全域而被建立起来。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交叠的邻域，关于科学贡献的统一标准才能在科学的全域内——包括从天文学到医学的所有学科——通行。这张交错重叠的网络正是科学公断的所在之处。科学公断不是任何单个的头脑所持的观点，但它包括成千上万由众多个体分别持有的碎片，而每个个体又依靠共识之链间接认可他人的评价。正是那条共识之链将某个个体与其他所有的人通过一连串的交叠邻域连接起来。

无可否认，科学的权威并非平均地分配给科学家这一群体里的每位科学家；这个行业中某些杰出成员的地位超出其他的一些人。不过科学公断的权威基本上是共有的；它建立于科学家之间，而非凌驾于科学家之上。科学家们相互行使权威。诚然，相对于外行公众，科学家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掌握着科学的权威。由此，这个群体也控制着训练青年人使之成为这一行业的成员的过程。但是，一旦新手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家，就不再有任何上级凌驾于他之上。此时，他对科学公断的服从就通过加入相互鉴赏之链而实现，在这条相互鉴赏之链上，他被要求对自己所服从的权威承担均等份额的责任。

接着我要探讨下面的问题，即便对于这些问题我无法深入到其细节之中：权威行使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是怎样的多样化？大学里的教职和其他一些职位提供着独立研究的机会，这些职位的任命主要依据科学公断对候选人的鉴定。将论文推荐提交给期刊的推荐人要负责将那些被当前的科学公论认定为谬误的投稿拒之门外，而且，科学公断还可以通过科学期刊上的评论来增强或毁坏教科书的影响，从而控制教科书的发行。如果报纸文章或其他通俗读物胆敢传播与科学公断相对立的观点，科学公断的代表们将会对之进行猛烈地攻击。学校里的科学教育也同样地受到科学公断的控制。实际上，人类对宇宙的整体视野正是以对科学公断权威的默认为前提条件的。

前文我已经提到，贯穿科学全域的科学标准的一致性使得我们对不同领域（比如天文学和医学）的发现的价值进行比较成为可能。这一可能对于在科学的不同分支间合理地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在科学的某个分支中，一篇投稿被科学期刊所接受的最低标准明显低于另一分支，那么这无疑会将过多的人力吸引到前一个分支。实际上，这也是合理分配研究资助金的基础性原则。以科学贡献为依据，那些收益走低的领域的资助金将被削减，科学的生长点上的资金投入将会增加，人们希望通过在这些方面增加财政资助能带来具有更高科学价值的科研工作。就这一目的而言，资金究竟是来自某个公众权威还是来自私人，究竟是由少数人资助还是由很多人资助，这些都无关紧要。只要每次分配都遵循科学公断的指引——科学公断会偏爱最有前途的科学家和研究主题，资金的分配就会自动实现科学整体发展的最大收益。无论如何，资金的分配将会趋向于实现科学公断的指引所能带来的科学价值的最大增值可能和科学才能的最充分发挥。

当然，科学公断有时也可能是错误的，这就会使得某些具有很高原创性和价值的非正统工作在一段时间内遭受阻碍甚至完全被压制。但是，承担这种风险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由这种有效的科学公断强制执行的纪律才能够阻止由那些奇思怪想者和半吊子制造出来的伪劣品充斥于科学领域。在那些尚未确立合理且权威的科学公断的地方，科学研究因为缺乏激励而停滞，而那些平庸的成果或空洞的吹嘘反而带来赫赫声名。政治和商业干扰着科研职位的任命以及科研资助金的划拨；科学期刊则因为充斥着大量垃圾而不值一读。

而且，仅当一个强有力且一致的科学公断就科学进步的内在价值向整个社会施加影响时，才能引起一般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只有通过赢得大众对自身权威的尊重，科学公断才能保护成熟科学家的完全独立，才能保证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不受阻碍地公开，这两点的实现才能真正确保全世界的科学努力的自发协调。20世纪科学的空前进步正是在上述组织原则之下取得的。尽管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在这些原则的实施中发现一些缺陷，但是仍然只有凭借这些原则才能更加有效地激发和协调如此广阔范围的集体创造力。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要求科学研究的发展应服务于社会福利的呼声与压力连绵不绝。这里我主要谈谈我在英国亲自见证的一些事实。1938年8月，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下面成立了一个新的关于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的部门。这个部门成立的动机主要是想对科学发展给予周密的社会性的指导。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受到了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in Britain）极大的影响。1943年1月，该协会成员在伦敦的一间会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多与会者是这个国家极为著名的科学家。如果正式地概括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决定，那就是：科学研究不再以其自身为最终目的。来自苏维埃的报道鼓舞了这场革命，那些报道描述了苏联科学院为了支持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而制定的科学发展计划对科学研究的成功管理。

英国科学促进会是英国1831年成立的社会团体

我欣赏那种促使人们希望将科学发展引导到造福社会的道路上去的那种豪情，可是我认为它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荒谬的。

下面这个例子将会展示我所讲的这种不可能是什么意思。1945年1月，罗素勋爵和我在BBC的智囊团里共事。我们被问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技术上的可能应用，当时我们都答不出来。那时已经是相对论公开发表的四十年后，也是爱因斯坦开始那项研究五十年之后。此时距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最初进行也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然而，当时我和罗素勋爵都未能想到的相对论的技术应用，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就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而被显示出来。以损失质量为代价的爆炸释放出的能量恰好符合了相对论的公式e=mc^2，很快，这个方程式就作为相对论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的标志醒目地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或许在1945年1月，罗素和我本应对相对论的技术应用有一定的预见，但是显然在那个世纪之交，当爱因斯坦开始探究那个最终引导他发现相对论的问题时，他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的研究所带来的这些影响。首先，相对论的技术应用还有赖于其他的许多重要发现，与这些发现结合起来，才会有相对论的技术应用，才会由此开启了原子时代。

任何试图引导科学研究追寻其本身之外的目标的尝试都将令科学偏离前进的方向。当所有的科学家都自愿地将自己的天赋应用于有关公众利益的任务时，非常时刻就来临了。可以想象得到，人们可能会渐渐憎恶科学的发展而停止一切科学研究，或者至少停止某种学科的整体研究，正如苏联中断了遗传学的研究长达二十五年那样。人们能够扼杀或切断科学的进步，但却不能随心所欲地规划它：一方面，科学追寻着自己的问题，它的进步仅仅是通过基本上无法预料的步骤而实现的；另一方面，科学进步对社会带来的实际福利也是偶然的。因此，科学的进步具有双重的不可预知性。

这样说时我并没有忘记当前大量的科学工作是在企业实验室和政府实验室里完成的，我只是暂时将这个事实搁置一边。①这里在描述科学的自主发展的同时，我已充分地考虑到了科学与技术的联系。

①在别的地方我已经详细地分析过理论科学和产业科学的关系，见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etallurgy, 89 (1961), pp. 401 ff. 参见Personal Knowledge, pp. 174-84.

然而，即使是那些承认科学发展有其自主性的人，可能也会为此而烦恼：任由这么重要的进程自主进行，却无法对此进程中那些零碎的主动性间的协调进行控制。最近的一次战争之后，人们控制科学进程中主动性间的协调的愿望在一段时期内高涨，但由此带来的一个事件显示出这项更为有限的任务也是不切实际的。

这个事件源自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它在1945年夏向皇家学会发了一份函件。由查尔斯·达尔文爵士（Sir Charles Darwin）签署的这个文件要求皇家学会帮助保证“英国科学的平衡发展（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这是该文件的标题。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

这个提案将本科阶段的教育排除在外，针对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所教授的高层次学科。它主要关注的是在开设冷僻学科时大学之间缺乏协调，因为冷僻学科“ 只是在很少的一些地方或者在很少的一些情况下，甚至是在某种唯一的情况下才需要的专业研究”。由此，这会带来这样的担忧：职位的任命往往受到流行的影响，因而会导致某些重要的学科往往没有那么多人去研究，更多的研究精力被投放入不那么重要的学科中。因此，提案建议设立一个协调机构，以平衡研究精力的分配。皇家学会的众多分会涵盖了科学的各个主要分支，因此提案要求它编制出应得到扶持的学科名录，以便实现学科平衡。这样的学科目录将来还应经常更新，以指导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进行平衡科学精力在各研究领域之间分布的工作。

达尔文爵士的提案连同一份关于理事会和其他多组会员就提案进行的前期讨论的报告一起，在皇家学会的理事和各分会成员间传阅。那份报告承认在高等研究方面大学之间的协调存在缺陷（无计划），并同意由皇家学会定期地（大致为每年）提供学科间不均衡的调查报告。各分会成员都被要求提供被忽视的学科名录，以供理事会会议讨论。

面对这个我认为是极无意义的要求，我写信给物理学理事（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埃杰顿爵士）表达我的质疑。我认为，当前的实践——将大学所能吸引到的最杰出的候选人安排到那些空缺的职位上——就是对在科学研究的各条竞争性路线上合理分配科学精力的最佳捍卫。作为例证（这应当得益于作为物理学家的查尔斯·达尔文爵士），我回忆了三十年以来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主任职位的历届任命。曼彻斯特大学先后任命了舒斯特（Schuster）、卢瑟福（Rutherford）、W. L. 布拉格（W. L. Bragg）和布莱克特（Blackett）到这个职位上，这些人依次分别代表着各自那个时段上物理学的“冷僻”部门：光谱学、放射学、X射线结晶学、宇宙射线等。我很确定地认为曼彻斯特大学的这些任命都是合理的，但如果他们当时关注还未产生有相当能力的人的那些学科的要求，那则是不明智的。向某个新学科提供更多机会的主要标准是该学科的著名科学家的数量在增长，而其他学科中的创造性活动在减少——这意味着资源正从这些学科中撤出。当然，也应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也有必要偏离这个方针，但我仍极力主张这应当被视为维护科学研究之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

阿尔弗雷德·埃杰顿爵士对我的观点表示赞成，正是通过他，我的观点才引起分会成员们的重视。然而，在分会开会时，我还是如期地提交了一份化学领域中“被忽视的学科”名单。可是，会议讨论的结果显得如此含糊和琐碎（我待会儿将以实例阐明），以至于我写信给化学分会主席声明，如果分会讨论的推荐结果被递交给我所在的大学的评议会，那么我将不支持这些推荐。

然而，我的担忧后来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在各分会的主席们那里，这样的一个观点已经在蔓延：“假若每个大学的岗位总是选择最著名的领军科学家而不考虑其专业，那么每个科学领域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令人满意的状况。”尽管还有一些人仍然担心这会导致对时髦学科的过多追随，但是从各分会的讨论结果来看，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确定意见的达成。事实上，达尔文本人已经公开声称各分会的报告“相当令人失望”。

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全称“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成立于1660年，是英国资助科学发展的组织，是英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

随着阿尔弗雷德·埃杰顿爵士作为理事代表皇家学会理事会签署了一封通函，发给英国所有大学的校长，并将该函件副本发给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于是，这场历时一年的活动宣告结束。通函中包括来自各分会的报告，通函对这些报告基本持认可态度。不过，在这封通函的正文中，只有少数推荐意见被详细指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中包含有七条关于设立新的研究方向的建议。但是对于应如何协调这些新的研究方向与英国现有的所有研究活动，通函中却没有谈及。这个文件对大学的影响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化学分会建议设立“一个关于分析化学的重要方向”，作为物理化学专业的教授，这个建议本应与我有关，可是我在曼彻斯特大学却从未感受到这一建议的影响。

我在这里记录这个事件并不是为了显示它的错误。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物理学上大部分的主要原理都是建立在对某个不可能之事的重视的基础上，而且，除了皇家学会之外，没有哪个科学家团体更有资格展示：一个中心权威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科学增长点的自发突现。这个事件证明，对于科学的前进，人类所能做或者所需要做的只是协助科学的自发运动迈向某些将会有伟大发现的新领域，其代价就是另一些领域的衰落。虽然出于某些特别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这种做法有所偏差，但这种做法应当被视为是维持科学研究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则。①

我还要回忆战后发生的另一个与这些原则有关联的突出事件。我已经说过，分配给纯理论科学的研究资助金的多少，与资助金的来源是公众还是私人并无多大关系。纯理论科学的研究资助金在划拨给大学的研究资助金总额中应总保持相当的比例。但是战后，当英国大学的庞大扩张开支由国家支付时，人们就认为，作为回报，大学应对国家利益做出直接的支持。这一想法在1946年7月由大学校长委员会向英国所有大学发出的一份备忘录中被明确表达，时任曼彻斯特大学理事会主席的欧内斯特·西蒙（Ernest Simon）爵士宣称这份备忘录具有“几乎是革命性的”意义。下面我将摘录这份备忘录中的部分原文：

大学彻底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政府不但有权利也有义务要求科学研究满足它的需要，因而在英国所有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领域都应被扶持开发，实际上，在大学里所有这些领域也正得到充分地扶持开发……

因此，在大学校长们看来，各大学不仅应各自合理地使用交托给他们的资源，还应共同制定并切实执行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战略。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各自行动还是在共同行动时，大学都将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指导，这种指导的力度远远超出不久之前他们一直习惯的力度……

因此，校长们都会乐意见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被正式授权并被配备好去承担调查大学的研究活动的所有主要领域的任务，以此保证大学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能够在整体上满足国家的所有范围的需要……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那种热切的愿望，它希望认可那种文化活动的集体组织，尽管这些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实际上有赖于个体的主动性根据其他竞争者所取得的进展，并有赖于个体的主动性在一个文化公断的引导下寻求的来自公众或私人的支持。事实上，大学间的竞争已日益集中到争取国库资金方面，而且这种竞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许多大学能否运转于其中的框架。但是，决定大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一些管理决策仍然是自由的，比如，为新的空缺职位挑选候选人，这些决策不是由一众大学集体决定的，而只能取决于大学之间的竞争结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最后我们看到，校长们发出的这份备忘录并未在大学的发展中留下什么印记，到了今天，它已经差不多被那些为数不多的看过它的人所忘记。②

①这里涉及对资金在不同的科学分支中进行分配的原则的分析，正是在这一点上对经济理论可能有所启示。它提出了一种有关资源在各个无法以金钱衡量的相互竞争的目标间合理分配的方式。所有服务于纯粹的集体利益的公共财政支出都与此类似。对于数量众多的政府部门，单个人至多只能了解一点点，因而只有通过一张交互重叠的网络进行的价值比较，才有可能对这众多政府部门的相对需要做出正确的共同评价。

②我在曼彻斯特大学从未听说过这个备忘录。我是从欧内斯特·西蒙爵士的一篇文章中知道这个备忘录的。见A Historical University Document，Universities Quarterly, 1-2（1946-48），pp.189-92。我在这里摘录的备忘录原文就是转引自西蒙爵士的这篇文章。

总之，那些想要引导科学走向更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方向的运动，那些试图由某个中心来更有效地协调科学追求的运动，都渐渐沉寂了。在英国的大学里，科学还是以那场试图对科学进行社会性指导的运动开始之前的模式那样发展。我认为，苏联所取得的所有科学进步和其他国家取得的一样，都归功于具有原创精神的头脑的主动性，这些具有原创精神的头脑以自己的标准选择自己的课题展开研究。这并不意味着要求社会为满足科学家个人的求知愉悦提供资金资助。虽然的确只有科学家才能充分享受发现之美，但是，发现的那种纯粹的科学吸引力也能引起广泛的回应。在日常新闻里，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种回应。近些年来，天文学中霍伊尔（Hoyle）与洛弗尔（Lovell）的观察成果和理论，还有更近些时候赖尔（Ryle）的观察与理论，已经激起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地区公众的广泛回应，公众对这些进展的兴趣与科学家们自己对这些进展的兴趣并无本质的不同。

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的三百年里，科学进步日益控制着人类对宇宙的视野，它已经深远地（积极地或是消极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意义的认识。它的理论的与哲学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

有些人认为，公众之所以对科学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公众将科学视为财富与权力的源泉，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判断。没有理由表明：一个带着探索事物本质这一目的的选民支持科学的那种热切会弱于那些曾赞助过大学的私人慈善家。从大学的真正根基来看，它们本应有勇气去吸引全体选民和普通民众。这是科学的诚信所必需的。因为证明大学中科学研究的合理性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大学为个人提供了在不受外界的侵扰和诱惑下融入科学公断的形成中去的机会。事实上，尽管科学发现最终会渗透到所有人的思想中，但普通民众无法参与到做出发现的求知环境中去。只有沉迷于追求发现的头脑才能做出发现。为了做出发现，科学家需要一个专门的研究环境，在那里，他有着想法近似的同事，他们敏锐地具有与他一样的目标，强烈地影响着他的表现。学院科学的领土应当享有特权，以便确保科学公断对它的统治。

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存在，孕育、主宰和保护了科学探究的自由追寻这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相矛盾，那个普遍的观点认为，近代科学正是建立在对权威的全然拒斥的基础上。这个观点的形成植根于我们在此必须承认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实。哥白尼学说的信奉者不得不与由罗马教会和援引《圣经》的路德教派所支持的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斗争；维萨里（Vesalius）则是在打破盖仑（Galen）的权威的基础上才创立近代人体解剖学。在近代科学逐渐成形的几个世纪中，拒斥权威一直是它战斗的口号；这是培根、笛卡尔的呐喊，也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创立者们共同的口号。伟人们清晰地讲出了一些极其正确和重要的东西，不过现今我们应该仔细思考一下他们的拒斥权威究竟意指什么？尽管在他们的领域中其他类型的敌手可能也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由此宣称科学是建立在拒斥一切类型的权威的基础上，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在地球上，科学共和国的疆域延伸得越广，每个国家中就有越多的人成为其成员，科学共和国所掌控的物质资源就越加丰富，那么，对强而有力的主宰科学共和国的科学权威的需要也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今天，当我们拒绝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对科学研究的干涉时，我们只能在建立捍卫科学追寻的科学权威的名义下行事。

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所描述的科学权威的功能远远不止确认科学宣称的事实。首先，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事实是一种被科学公断承认为如此这般的事实，这种承认既因为有一些支持这一事实的证据作为根据，也因为就现行的关于事物本质的科学观念而言，这一事实显得具有足够的似真性。此外，科学并不是纯粹的事实的集合，而是一套建立在关于这些事实的科学解释的基础上的事实体系。正是这套事实体系被科学权威所认可。在这一体系中，科学权威认可了某种特殊的对系统固有的科学兴趣的分配；兴趣的分配是由科学公断在筛选和奖励当前的科学成果的过程中通过微妙的价值判断而确立的。正是由于科学权威在不断地做出评价，由此排除某些科学成果或者认可某些成果不同等级的价值，科学才可以是其所是。认可了科学权威，我们也就从总体上接受了所有这些价值判断。

而且，还要看到，这些科学评价都是由众多的科学家共同做出的，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只能胜任对当前科学工作中的某个极小部分的评估工作，因此在任何时候，单个的科学家都不能担起直接做出某个科学宣称的重任。此外，还应记得，每位科学家最初都是这样来确立自己的立脚之处的：加入到一张相互鉴赏之网的某些点上，这张相互鉴赏之网已远远超出科学家自身的视野范围。因此，每个这样的认可都意味着服从于一个贯穿科学全域、范围甚广的价值判断体系，这也是每个被科学王国新接纳的公民此后都必须认可的价值判断体系，尽管他们对这些判断所涉及的主题可能几乎一无所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科学贡献的标准如何经由众多广泛分布的迥异个体的联合而代代相传，艺术的、道德的和法律的传统也是以这种方式传承下去。我们可以因此得出结论：关于科学贡献的鉴赏也是在某个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传统被以后的一代代人所接受并发展成为他们一代代人自己的科学公断。这个结论从如下事实获得重要支撑：科学探究的方法无法明确表达，因此，它只能以类似艺术传承的方式——比如师徒相授的方式——来传递。科学权威在本质上是传统的。

然而，这个传统支持培养原创性的权威。尽管科学公断将大量权威性的主张强加给科学的学徒们，但同时它也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与这些权威表述相左的异议给予了尽可能的鼓励。尽管科学制度的总机制会压制那些与现行的关于事物本质的观点相矛盾的明显证据，将那些证据视为错误的，但同时这些科学权威也会对那些深刻改变现行的关于事物本质观点的发现致以最高的敬意。普朗克（Planck）在1900 年提出的量子论花了十一年才获得最终认可。但在过了三十年后，普朗克在科学界获得的地位迄今也只有牛顿能与之相比。科学传统普遍地推行着它的公断学说，其目的却正是为了推动对这些学说在某些方面的颠覆。

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作了一些重复，因为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与其他智识追求的许多类似之处。在现代文学中，我们就能看到科学中的那种原创性与传统间关系的对应物。T.S.艾略特（T.S.Eliot）曾写道：“‘传统’这个词鲜少出现，除非是在非难它的句子中”。①接着，艾略特阐述了我们对原创性独有的鉴赏是如何与我们所认可的文学价值的真正源头相冲突的：

我们满意地凝思诗人与其前辈，尤其是最近的那些前辈的不同；我们竭力寻找到他的某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以享受这些东西。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理解某位诗人，我们就经常会发现，他的作品中不仅仅是最好的部分，甚至是最个性化的那些部分，都是在最有力地宣告着他的前辈也就是那些死去的诗人们的不朽！②

艾略特在《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也说过，先人的思想只会在很久之后才向后人显示它们的全域：

死者活着的时候，无法以言词表达的，他们死后告诉你：死者的交流思想超乎生者的语言之外是用火表达的。

科学中也是如此：哥白尼和开普勒“告诉”牛顿去哪里找到那些对他们而言无法想象的发现。

①T.S.Eil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her, 1941, p.13.

②T.S.Eil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her, 1941, p.14.

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政治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现代社会能否被传统所束缚。面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抨击法国大革命企图一举重铸一个伟大民族的所有体系，他预言这种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将会使法国堕入暴政。在对伯克的回应中，托姆·潘恩（Tom Paine）激昂地宣称每代人都拥有绝对的自决权。那一争论延续至今。争论中，托姆·潘恩的思想一直占据优势，但近些年来，反对托姆·潘恩并支持伯克的辩护在美国开始活跃。我并不想参与美国的那一论争，但我想我可以简短地总结在过去的170 年里英国的情形。从边沁（Bentham）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到最近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这些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政论作家来说，自由就在于随心行事，只要每个人都能让其他人同样地随心行事。就这个观点而言，没有什么来约束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在任何时刻的随心行事。对于伯克眼中的“那些生者、逝者和将生者的合伙关系”，这些领头的理论家们却熟视无睹。不过现实的实践却不是这样。在现实实践中，正是伯克所看到的那种合伙关系掌控着英国；这就像是打着以扫（Esau）的名头，但实际却是雅各（Jacob）在行事。

这样的情形很奇怪。不过，这肯定有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因为这种情形与我们在科学的组织描述的情形相当类似。这个类比似乎能真正揭示出这种奇怪情形的原因。现代人声称除了那些颠扑不破之理外，他们不相信任何东西；笛卡尔、康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都在教给他这个道理。这些思想家让我们无法找到坚实的根基以接受传统。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在一个关于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内，科学的追寻才能进行，科学才能够被代代相传，正如传统信念也被证明是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对此，现代人能做些什么呢？面对这种两难困境，人们的处理方式是：在政治理论上继续宣称绝对自决权，在政治实践中依赖传统的引导。

不过，这种暧昧的解决方法是不稳定的。如果法国革命所孕育的现代动态的社会实际存在，那么这一社会对于含糊地接受某个传统框架作为它的引领者和掌控者不会总是满意。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决定无限改进人类社会的政府，它的影响绵延至今。它影响最为深远的渴望包含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之中。这一理念反对社会的原有整体结构，要求对这一结构进行彻底革新和重塑。20世纪，这一要求在剧烈程度远远超出法国革命的俄国革命中被付诸行动。俄国革命的无限要求引发了全世界的强烈回应。俄国革命的理念，无论是对于将其作为炽热的信念而接受的地方而言，还是对于将其作为威胁而抵制的地方而言，俄国革命的理念挑战着所有地方的传统框架，因为现代社会虽然在理论上主张绝对的自治权，但在实践中一直遵循着传统框架。

我已经描述了这场运动如何在许多英国科学家那里激发起为科学追求设立特定的社会目标的愿望。科学进步会影响社会整体的利益，但科学进步是由众多个体科学家追寻个人科学兴趣的满足而带来的，这令那些英国科学家的社会良心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公共权威应该捍卫一切公众福利，因此科学活动也应在政府的指导下为公众利益而进行。他们认为当前的科学活动应当是迈向某个明确宣称的目标的有意行为，这一目标也是当前科学知识的增长在整体上要达到的目标，但事实上，任何单个的科学家对这一目标除了一些相当模糊的把握之外是一无所知的。在那些英国科学家看来，如果要求科学家们有自主选题的权利，那么这是狭隘的和非社会的，因为这种要求与社会谨慎地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相悖。

但是，我不是已经说过这场运动现今实质上已经沉寂了吗？现如今，不是连那些遍及欧洲的社会党都承认市场的有效性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今天甚至是在苏联境内的重要科研中心里都有对科学研究之独立性的公开要求吗？既然现今看来那场运动已经失去其意义，那为何还要再次进行这一讨论？

我的回答是，不能将社会的明智建立在政治醒悟的基础上。今天，公众更为冷静的情绪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被巩固，即人们将这一状态视为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使得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社会的原则。那么，就这一目的而言，我们关于科学共和国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分析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初看上去，我似乎是将科学追求比作市场。但重点恰恰在相反的方向上。独立的科学家间的自我协调体现了一条更高的原则，这条原则在应用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时，它就被还原为市场机制。

我将用更通俗的语言来简明勾勒这条更高的原则。科学共和国向我们展现了众多独立的主动性间的联合，这种联合走向某个不确定的成就。它通过服务于传统权威而受到约束和激发，但这个权威是动态的；权威之所以能持续存在，依赖于它通过追随者的原创性而实现的不断的自我更新。

科学共和国是一个探索者的社会。这个社会致力于追求某个未知的将来，对于这个未知的未来，它相信是可以达到的，而且这个未来也是值得追求的。就科学家而言，这些探索者努力探寻隐藏着的实在，以获得求知满足。而且，在满足自身的同时，他们也启发着所有的人，由此帮助社会履行不断进行智识的自我完善的责任。

一个自由社会将会被看到，它整个地专注于探求自我改进——各种自我改进。这显示了主宰科学共和国的那些原则的普遍性。这样看来，一个专注于发现的社会，必须通过支持那些相互自发协调的独立的主动性而得到发展。这里的调整也包括对抗和对立的回应，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内部，这种对抗的发生要比在科学内部频繁得多。即便如此，所有这些独立的主动性还是必须接受传统权威来指导它们的活动，传统权威通过在其追随者中培育原创性来进行自我更新。

既然动态的正统思想自称引导着真理的追寻，这也就以真理的名义默认了对手的权利；这里所说的真理，简言之，包含了被我们视为是自我改进的典范的一切卓越的东西。因此，由这样的社会所保障的个体自由——用黑格尔的话说——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它与人们随心行事的权利无关；但它确保人们有权说出他们所认识到的真理。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不提供特别广泛的私人自由。正如我们在这里阐明的，自由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公共自由的培育。

从以上关于自由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自由和奴役都取决于其对自我改进的追求，而这种自我改进又取决于那些有待被揭示的真理的暗示，这些真理呼唤着人们来将其揭示。

这个观点超越了埃德蒙·伯克和托姆·潘恩的争论。它拒绝潘恩关于每代人的绝对自决的要求，但这一拒绝是为了它自身的关于人和社会的无限改进这一理想。它接受了伯克关于自由植根于传统的论点，却又将它移入一个孕育着彻底的进步的系统。它否决了那种关于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为人们的意志所决定的某个共同目标而劳动的梦想。在对卓越的追求中，它并没有涉及大众意志的部分，相反，它承认这样的社会状况：公共利益仅被零星地知道，公共利益的实现是众多个体各自主动解决那些零碎的问题的共同结果。以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关于自由社会的理想是保守的、碎片化的，因而也是漫无目的的、不负责任的和自私的，并且显然是混乱无序的。就那些指责的确指出了它的典型特征而言，一个被设想为探索者之社会的自由社会将开放地面对这些指责。但是，如果我们承认那些特征是追求社会自我改进所不可或缺的，我们或许可以将那些特征看作是这项宏伟事业的不那么吸引人的方面。

这些特征当然也存在于科学孕育进步的过程中，并且也存在于社会追求其他类型的真理的过程。事实上，随着社会所致力的求知努力和道德努力在范围上不断扩展并且开辟新的专门方向，这些特点很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显著。它必将带来更多的零碎化的主动性活动，由此，有意的社会整体革新所遇到的阻力也就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