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源学上，“批判”一词首先来源于判断或者辨别；而在医学上，它还有一个经常使用的意思，指疾病的危机。因此，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在一个困难或者危险的时刻来处理急难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要求明辨能力。因为在我看来，西方大学已经走到了生死攸关的时点：其压力一方面来自知识的商品化和大学的公司化，另一方面则因为人文主义传统的消逝——在这种传统中，大学曾被看作是文化精华的宝库和美好生活设想的代表。

学院中的理论史就是分异与净化的历史。即使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它也有一段其激进主义被限制于学院的辩论厅中的历史。我在给学生讲授批判理论，或是指导其选题涉及某些批判理论的研究生时总是在想，批判有没有可能不和我们普遍接受为标准与合法的专业格格不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要提出一系列关于专业精神的问题，并且追询既是专业心理学家又是批判心理学家，这意味着什么，而它如何既限制了又促使了一种批判事业的可能性？

首先，我将讨论专业精神的问题及其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关系。正是这些科学与“专业的”这一范畴同时出现，所以值得根据专业对心理学学科和批判事业的意义对它们进行一些历史反思。其次，我想要拓展这一讨论，亦即不管怎么看待心理学学科，一个人可能会怎样描述自身与心理学这样的学科之间的反思性关系。接着，我会回到这一问题：一个人可能成为一个专业的批判心理学家么？

这两个问题因为专业者对日常世界的侵入而相互关联。容我简述如下：根据定义，专业者宣称自己具有区别于普通或是日常知识（用当代哲学的话说即“常识心理学”）的专家水准。其知识越是专门化，它就越脱离日常生活领域，亦即，越是权威与深奥。这实际上保证了专业化的需要，也确保了专业者的特权地位。它带来了多重后果：一方面，它在表面上使诸如医学和工程这样的重要实践领域免于好干预的民间理论和政治干涉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创造了像心理学这样的许多其他专业，尽管这些专业同样坚定地追求专业化的知识，但却占据了普通和日常的内容。实际上，根据定义，心理学必须如此，即使对日常的侵占并非是心理学所独有的。社会科学以禁令或指令的形式随之回到专业知识的公共领域则更让人不安，因为它对学科的影响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是规范性和道德性兼具的。

心理学家的权威取决于它所生产的知识的技术性质以及知识被传播以及传递给当事人和新一代学生时所依靠的权威。这样的知识是有关切的①知识，它不仅反映了专业心理学家的状况，也反映了专业者对于日常领域和日常道德世界的入侵（借用Harold Garfinkel的话）。在下文我将试图厘清专业心理学家与其创造的知识之间的这种双重关系。首先，它是一种与专业的关系；其次，它是一种与那些其行动被这一知识描述、解释或者规定的人的关系。尽管专业者为伦理审查委员会所监管，但是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可能冲突还是显而易见的，专业者可以通过来自前者的支持来使得对后者世界的侵入变得合法。许多批评者担心，这些侵入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漠视世界真正的困难问题而仅仅偏向那些会推进专业议程的问题（如Fox & Prilleltensky，1997；Robinson，2002；Walkerdine，1990）。这无疑就是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特性的自我审查的主要特征。心理学家介入并且试图通过他们的专业实践来改变的世界不过是一个纯粹为生产心理学知识而存在的沉默领域。

本节注释

01 专业精神

讽刺的是，尽管专业精神曾被看成是公正学术的保证，它也是批判的来源之一。实际上，心理学的批评者将专业精神看成是那种关心普通的、日常道德世界的心理学的一大阻碍，即使这只是少数派观点①。要理解这一悖论，回顾专业精神的性质就变得非常重要，它与社会科学的产生有紧密的关联。经常关注这一问题的不仅有专门研究专业的社会学家，还包括形形色色的历史学者。虽然如此，还是有必要重新考量那段历史的某些方面，因为它阐明了专业者、他们的当事人以及学院之间的关系。

通俗的美国历史学家，如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1973），以及如伯顿·布莱斯丁（Burton Bledstein，1976）这样的专家，已经阐明了专业精神与19世纪的民主观念一起出现的方式。尤其是布莱斯丁认为，19世纪中叶美国对于专业精神的坚定追求部分是因为，是否能够成功成为新中产阶级的一员取决于能否提供某些将某人从职业水平提升到专业水平的服务或是技能。从丧葬承办人到管道工，从速记员到牙医，每个人都希望进入到新的与白领工作联系在一起的专业地位中，而这种工作以新的科学为基础提供服务。正如布莱斯丁所述，

触动历史学家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执念，即想要将个体从生到死的生活经验分离出来以包含在科学之中……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专业就是那些追求最高形式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的最初成果。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就是过上富裕生活，提高社会的道德和知识氛围，以及模仿社会梯级上层的状态。（pp.55，80）

丹尼尔·布尔斯廷

尽管专业者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并不确定（与这一术语相关的问题参见Geison，1983）②，但是专业的观念，或者说“有学识的专业”的观念，却牢牢扎根在19世纪晚期的北美和盎格鲁意识中。到1892年12月27—28日美国心理学会在会长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领导下召开第一届年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几十个专业组织，可以作为当时羽翼未丰的心理学专业的典范。这不仅包括各大医学专科（如眼科专家在1864年，神经学家在1875年，皮肤病专家在1876年都成立了各自的学会），而且也包括那些新兴科学的不那么显眼的组织（如，1883年成立的现代语言学者和教师学会，1889年的政治科学家学会）。

专业被认为是一系列严格教育的结果，包括对专业化和体系化知识的掌握，以及在步入实践以及同意授予合适的文凭或证书之前完成理论训练（Bledstein，1976；Gidney & Millar，1994）。随之而来的专业精神文化体现了两个具有一定重要性的特点：首先，就专业者而言，它代表了一种自治实践的发展。与工匠不同，那些民主化的和自我规范的专家获得了专业而深奥的知识，能够揭示裸眼看不到的大自然的隐藏的力量和秘密。科学以某种超越了政治和人格的方式赋予专业者以特殊权威（Bledstein，1976）。其次，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成为了专业者的车间。特别是这些机构将其内部结构和训练项目标准化了。随着它们在19世纪的出现，这些机构就开始统治和界定专业教育、专业证照，以及最重要的：知识。新的专业课程被新学科新近获得的声望界定为理论性学科，而这被误认为部分是以德国大学制度的学科研究为蓝本的。此外，其当事人是渴望向上流动的新兴中产阶级。最后，这些机构以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为荣。

尽管布莱斯丁将中产阶级、专业化和大学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来自对民主价值根深蒂固的信念，但是这是对专业精神发展的一个典型的美国式解读。例如，加拿大的情况虽然与美国有相似之处，但是它相对更少为民主化冲动所驱动（Gidney & Millar，1994）。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理论中，监管与约束标志着通过知识的重构来施行权力（Foucault，1979）。运用几乎全部来自法国历史的案例，他建构了一种关于专业知识对那些屈从于规训权力的人所造成的强制性后果的理论。尤其是在他已经摆脱了“话语构型”概念的晚期作品中更是如此。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已经更新了韦伯（Max Weber）关于理性化过程与新教禁欲主义的非理性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韦伯那里，是这场宗教改革导致了带来城市资产阶级的新的理性形式的出现。对专业化的局限性的担心已经在整个人文科学中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辩论，但结果鲜有改变出现。专业回报的权力是不可能被单纯的争论所松动的。

如果这些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除了对重释现在的不断的需要之外，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教训。在这方面，福柯关于写作一个“现在的历史”的要求对我们确实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正是凭借一种专业化的历史，我们才成为专家。这种历史并不完全是无害的，而且对它的理解于我们而言也并不总是显而易见。这一历史不但影响我们做什么，还影响我们说什么，以及怎么说，概莫能外。心理学家对此的体认非同小可，因为他们不仅在象牙塔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心理学家的现实目标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任务：医院、工作场所、学校、诊所，不一而足。当然这只会更加有助于心理学的专业化。社会学家们指出，当代专业人士所做的就是通过融入公司等级制度受益而已。尤其是，在成功地从等级结构中受益的同时，他们通过保持对公司控制的一定的独立性，从而精明地避免了其工作的“无产阶级化”（如Lipartito & Miranti，1998）。

虽然专业化可能支持了中产阶级的民主冲动和愿望，但是其缺点并不仅见于我们的历史书中。在这一点上，道德哲学家并未失却他们的重要性。作为专业性的目标，客观性与超然态度被制定出来，以配合专业人士参与在世界之中的方式（比如Addelson，1994）。心理学的客观性是通过利用有限的研究策略和汇总统计获得的，而这一方式也将知识诉求还原成了抽象的功能性范畴。换言之，这也就是心理学知识的生产和组织方式（Danziger，1990）。它在维护专业方面是有效的，但也因此是一种极为保守的策略。此外，富纳（1975）认为，从历史上看，专业自主权被用来限制异见。通过授予自主权，大多数学者就被期望待在自己专业的严格界限内。其他批评者也详述了专业化导致知识的私有化和智识力量的收缩的方式（例如Jacoby，1987）。

本节注释

02 反思性 

对专业心理学的这种否定性描绘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中，批判的声音已经涉及了这些主题。然而这些其他可能选择经常被忽略掉。不过如果不指出这一点将是我的失职，那就是无数的批评家已经提出了各种有助于重新定向心理学科的问题。这些问题把我们引导到历史的和政治的具体问题，以及生活的最佳方式上来。这些能够促使心理学从一种濒危的和狭窄的专业主义超逸而出的潜在问题足以替代所有那些“研究问题”。正是后者现在占据着大量在其专业的那些被证明为有效的东西中跋涉的心理学家。批评家们向专业者提出了很多问题，而在其专业领域中，心理学（以及邻近学科）不会承认这些跨学科的问题是合法的。换言之，批评家要求摆脱那种“一切如常”的状态，实现建制的和知识的转换。而这需要的完全是勇气。实际上，那些被迫努力提高其全国排名和吸引学生的可能性的机构是出了名地抗拒改变。

批判性的问题要求我们奉献的并不止于个人的付出。它还要求我们承认，对那些被普通的、日常的道德世界的问题所捕捉到的疑问的解决依赖于这样一种考量：心理学家自身就是他们寻求处理的社会过程的有倾向的参与者。虽然这种简单易懂的考量在心理学研究的建制史上一直是一个明显的特点，但是其含意相对来说仍然有待开掘。社会学和人类学探索的一个标准特征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在一个人所研究的人类生活实践中，他无法摆脱其自身的参与和关切的影响。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被埋没在实验法和和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遗产之下了。此外，呼应于那个反映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称的“日记病”的老段子：报道人最后对人类学家说，“谈你谈得差不多了，现在咱们谈谈我吧？”，反思（身）性（reflexivity）问题的提出（被提到了道德水平，如果不是被作为目的自身的话）更是让这种埋没恶名昭彰。

克利福德·格尔茨

正是皮埃尔·布迪厄指出反思性并不是承认某个人的研究中存在的代表性偏见（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可能完全意识到这些偏见），而是关于将研究者与被试之间的距离理论化，并且追问这种距离何以可能的必要性。换言之，他致力于理解在研究传统中客观性的可能性，并试图将之置于审查之中。如此他尝试探究的不仅是那些研究中的问题（诸如品味、学院等等），更是认识的可能性。布迪厄使理论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一样成为一个问题（Bourdieu & Wacquant，1992）。布迪厄的论点是，人类存在的那些最为私人化和个人化的特点也正吊诡地是他们最为公共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性的当然永远是政治性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断言知道的东西的理解永远离不开这些断言镶嵌于其中的对话。

在这一点上我的意思并不是认为，说某个人对认识的某些特殊形式有关切，与说这些形式被这种关切严格决定，可以被还原为这种关切，或者这些形式的重要性不能用某些标准进行判断，这两者是一回事。知识的生产始终是研究者的关切和某个研究领域的可能性的交集。后者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在研究领域中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东西，它还包括目标受众可以消化的或者是愿意接受的东西。这使得学术，特别是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想象之物和可能之物之间的一场对话。它的主题就是一个研究共同体的历史条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也就可能显而易见地排除了达致任何终极存在或者“基本”规划的幻想。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答案。相反，我们试图给出的可能只是这种追问可能发生的条件。而仅仅这一点就会将心理学从其“一切如常”的濒危状态中抛掷出来。

现在回到我在一开始就提出的反问：一个人能够既是专业心理学家，又同时是“批判的”么？或者，由于作为一个自我称许的专家去“做”心理学的要求，批判事业注定要失败么？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确实迫切需要解决作为现代大学特征的，被比尔·雷丁（Bill Reading，1997）称为“跨国官僚企业”的问题。然而，正是这个大学还鼓动以下观点，我们拥有“免于急迫性和必需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之所以可能”，用布迪厄（1998，p.129）的话来说，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总和，由于通过累积的经济资源所表征的自由时间的存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是批判的，而这正是因为“学院式观点”的前提是“将时间上的急迫性和经济上的必需性悬置起来”（p.129）。布迪厄所说的“学院式视角”与威廉·詹姆斯（1890）在110多年前提出的“心理学家谬误”异曲同工①。“那些不知道将他们界定为学者的东西——亦即‘学院式观点’——为何物的学者，有可能将他们的学院式观点放到能动者的头脑里，或者把本来用于研究对象的方法和认识方式铭刻在对象之上”（Bourdieu，1998，p.130）。各种派别的批判理论家都坚决拒绝这种向人类实践和能动性中掺假的做法。如果一个人要这么做的话，那就不要从事任何社会科学专业。我把这一点作为一条道德禁令。这里批判心理学家不能仅仅是心理学这个庞大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更要成为这个专业本身的双重性质的提醒者。因为现在学院式观点正在以多种方式重新介入学术实践和书写，包括某些新的领域，诸如当前被称为“质的研究”的这一研究集群。心理学完全是历史性的，批判心理学也概莫能外。在这方面，有很多迫切的工作要做。

皮埃尔·布迪厄

最后，借用布迪厄的话，我想以对其伦理学的吊诡基础的反思做一总结。他声称，作为公共人物（即教授、研究者），我们在社会上是合法的私人，被“鼓励”“作为公共人物”“思考”自身。作为批判理论家和实践者，我们投身于公益，无论我们怎样看这一点。这是一种道德的政治学，它“不断地揭示官方理论与实际实践之间隐藏的差异”（Bourdieu，1998，p.145）。只有理解了这种道德，或者“公民德行价值观”（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怀疑的解释学或者去神秘化和袪魅才得以可能。这种道德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它拥护一定的无私，坚持平等观念以及民主结构，同时认为所有这些都可以整体地或者部分地彼此勾连起来。这并不是说，那种一再被具有讽刺意味地称为“自由人文主义”的东西是批判的一个必要条件②。但更精确地说，一种名副其实的批判心理学，其“批判”、去神秘化和解蔽的力量（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课堂上）源于那种普遍化要求的可能性。我们最为强有力的批判之所以是强有力的，正是因为它依靠普遍化的策略：种族主义、异性恋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乃至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它们之所以令人憎恶，就是因为那些本来每个人都应当拥有的美德，它们却未能拥有。因此，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持续的道德批判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拒绝参与解决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真正严重的问题。

我并不是为一种复兴的、可以被理解成道德主义的形式之一的康德式道德观而辩，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布迪厄持这种观点。相反，使学院中的批判得以可能的社会条件对澄清道德政治学和理性的历史条件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一种居高临下的、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批判来促进对这种理性运演的社会条件的理解，也就是理解助长了心理学的这种狭隘兴趣的条件。因此，这就要从特殊的、偶然的批判开启普遍的批判。

本节注释

03 结论 

我所做的对专业化话题的开辟不过是提出了对批判心理学家来说最显而易见的问题。作为心理学家，凭借我们的专业成就，我们在学术领域或者其他机构中被授予了拥有特权的地位，而正是这些成就，它既是一种可能的批判平台，也是一种限制之处。与布迪厄一样，我一直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将自己的特权地位理论化（亦即，不仅要看，而且要说），我们才能拥有使我们的批判产生力量的能力。

作者单位：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译者：王波，单位：南京大学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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