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立基于解殖处——身心载体的社会性与政治性
作者：夏林清
楔子
中国台湾地区很小,面积36000平方公里,人口2300万,但其地理人文的历史处境却复杂特殊。由百余年帝国殖民、战争与资本聚散移动的全球化行迹来看,台湾人民共生共居的社会共同体,有着三道深深的人文历史刻痕:
（1）1895年到1947年的日本殖民统治。通过政治整肃、社会组织方式的组造到吸纳全民身心的皇民化运动①,日本殖民统治是内外模塑控制的强度治理。
（2）1949年国共内战演变迄今的统独难局。这一中国内战所涵容着的国际性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是经由战争离散与戒严统治的镇压杀戮,捆扎着刚离开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社会;“台湾”整体社会没有机会反观与疏解殖民治理所加诸于自身的身心形变,旋即又发生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1949年在“戒严法”实施后,历史政治的伤痛被噤声压制,然而,下面第3道刻痕的力道则将这噤声压制的政治恐惧,连同被殖民的异己,混居共生和反抗斗争的经验,一并打包扭结转置到了个人与群体生命的内部,成为了多种“消弭”②性的压迫存档处。
（3）1953年7月抗美援朝(台湾称为“韩战”)战争结束,设置了美苏对抗相峙而立的冷战防线。作为战略要地的台湾,国民党一方面得以有所仗恃地大规模肃清岛内左翼份子,发生了白色恐怖政治事件③,另一方面接受美援,巩固国防与进行基础建设④;再到20世纪60年代,台湾又成为美国投入南、北越战争(1959~1965)时的美军战地的休假胜地。
我出生于白色恐怖肃清行动大致完成,冷战结构防线底定后的1953年,在美国防御的羽翼与国民党白色恐怖后“富足台湾”长大的我,年少时节,甚至不知“冷战”为何物;我的整个青少年与青年期则是在英国Beatles与美国JoneBaze乐音中,触探到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学生运动与70年代的美国反战运动,在台湾戒严时期各种讯息被消音控制的年代里,歌声与歌词虽如风中断片却已激励了在戒严社会中冒险的心灵。(夏林清,2006,2009)。
冷战结构中的“戒严”是一种双重屏障的遮蔽,在台湾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长大的我这一代人的生涯,几乎都可观察到不同个人或群体的主体在生成过程中是如何与这三道刻痕纠结,但却鲜少发生与之往复对话的探究机会。我要在台湾心理学发展的光谱中,辨认与置放自己所参与开拓的一个“超越批判”的小起点,也就是为了要进入这三重历史政治脉络的地景之中。用“超越批判”而非“批判”是有意使用John Morss在讨论后现代心理学时(Lois Holzman and John Morss, 2000),对批判性的分辨与提醒:我质疑的是,我们如何能将批判摆一边,仿佛所有该批判的都批判了,当前制度的所有缺陷也都已经指出来了;仿佛我们可以直接拍拍身上的灰尘、深呼吸,然后在净化过的风景上老实地干着苦工;仿佛我们相信‘解构与建构’这种虚弱又空洞的陈腔滥调……‘超越批判’需要持续地盯紧批判;批判和贫穷一样,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必须持续批判。……我们必须找出辨识异质性、多样性(就是对总体性的反抗),同时不让科层化逼近。我们必须有甘冒风险的心理准备。因为在心理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中,辨识异质性的方式就是发展各种评估和度量的层级和阶级,也就是说,建构另一种科层制。科层制涉及特权与位阶的建制与维护,我们有什么工具和方法对抗它?”(J.Morss, 2000, 郑凯同译)
不愿科层化逼近与对被吸纳整编的抵制性和辨识异质与多样性是心理学实践得以有一个批判起点的地方,但要有一个起点并能持续地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工作。我由1986年开始,将反映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与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的方法⑤立足于台湾解严后各种社会运动涌现的台湾社会内部,在因社会宰制机制松脱而出现之地层裂缝中,推进一场场社会行动的介入实验,并同时探究着实践者要怎样才能长得更为茁壮。
我由1975年起开始在不同的社会现场,与不同的群体一起工作,到1993年开始以“社会实践”统摄回观自己与学生们实做的立足点,因而避免了台湾心理学“基础”与“应用”知识切割之劳动分工之位阶分化的限制,发展了一支以“社会变革取径的行动研究方法”⑥为支撑的专业实践路径。我是以“社会探究的实践者”来定性那些和我一同穿过解严,走进在地脉络,企图回应特地人群实际生活难题(失业工人、受伤劳工、性工作者、身心障碍者、国际移民与移工、基层教师等)的在基层处境位置中干着活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我曾以“社会田野中的群际动态关系与活动介入”与“运动投身中的我群关系与自我转化”的概念来总结工作者的实践知识与方法。过去30年,我与一群在底边社群中工作的实践者共同努力的路径与成果,可以由常建国等人的论文纪实中略见一二⑦。
到了2000年以后,台湾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工作环境益发划地自限了,临床心理师与心理咨询师等移植自美国的证照考试制度,一方面侵害了研究所专业教育的独立思考与自主教学的空间(教学被为了要符合考试科目而被牵绊),同时又以证照资格标准化与服务场所规格化的方式,排他性地贬抑了各种在田边乡野或都市角落进行心理教育实践工作的价值;在这种证照制度建制化的错置环境中,成为“具有边缘抵制性智能的反映实践者”是过去10年我在硕博士学程中,和学生们努力的方向。⑧
上述的工作路径,引领我和工作者与学生们进入了一种“在地”的“对抗点”里,“在地的对抗点”里存在着政治历史皱褶积淀遗痕与转化创发的机会。“批判”的“发生”,必须将在社会结构缝隙中的个体与群体,落回到集体的社会学习空间之中,搏斗生成与生产手工知识协作方法的研发才能有在地的创造性。这一种共享知识创作的群己关系,是台湾特定历史时空中,演化转进之社会过程中的一种努力与表现。
本节注释：
① 皇民化运动:自甲午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本国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施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除承继先前的社会教化运动,继续加强日语常用运动、要求参拜神社、家庭奉祀“神宫大麻”(神符)、推行日本生活样式。
② “消弭”作为承受社会压迫的一种存在方式,在AnnCvetkovich再创伤研究和美国研究(现代性暴力)的交会处进行了人们“无法言说与无法行动”的刻画,陈惠雯则与之呼应以其自身的家庭及专业学习为案例,进入了对台湾百年来三道历史刻痕的身心解殖的历程分析。(陈惠雯,2011)
③ 因为内战中的失败,其“恨共、恐共”心结特别深重。乃从一九五零年开始大量逮捕异议分子、反对分子及其所认定的危险分子。视一切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和谈、统一国家、和平建设、改善民生的人为共产党间谍,列为首要整肃对象。
④ 指的是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援助贷款。美援的内容除民生物资与战略物资之外,也包括基础建设所需的物资,促进了台湾的整体经济成长,控制台湾二战后的通货膨胀,减缓了外汇短缺的困境,并且促进中华民国政府的稳定与再一次的资本形成。
⑤ 反映性实践(Donald Schön)与行动科学(Actino Science, Chris Argyris)为Schön与Argyris在转承K.Lewin与J.Dewey与呼应J.Habermas的理脉中,在美国内部发生了对冶与拮抗工具性思维作用的一门彰显实践认论的学问。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反映的实践者》与《反映回观》两本书,《行动科学》的译书也即将完成出版。
⑥ 我的老师,行动科学作者Argyris言明其与Lewin创发之行动研究的接续,唯行动研究在前两、三十年业已有多种不同地位与取径的分歧。我在台湾由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是朝向能培养出能干、实事且与底边社群同在的“实践者”的目标,在解严后自主工会运动社会脉络中,使用Schön、Argyris与Lewin的方法的。
⑦ 这些论文均由1990年初进入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工作的年轻组织工作者所书写完成:
常建国(1994):“生命从此转向——工殇经验、理解与行动”,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李易昆(1994):“他们为什么不行动——外籍劳工行动社略差别之研究”,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田淑兰(1995):“公营事业工人面对民营化的生涯策略——台汽个案研究”,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王醒之(1997):“‘打造’蓝领生涯——从一个劳资争议过程看蓝领工人生涯的限制与迷思”,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苏雅婷(1997):“组织变革的一个案例研究——由行动理论观点看管理顾问介入的作用”,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龚尤倩(2002):“外劳政策的利益结构与翻转的行政实验初探——以台北市的外劳行政、文化实践为例”,载于应用心理研究季刊。
顾玉玲(2005):“逃”,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顾玉玲(2008):《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印刻出版。
张育华(2007):“移动的迭影——我在地地蜿蜒前行的实践历程”,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王芳萍(2009):“女性运动者的政治性生成——台北市公娼抗争和日日春运动纪实”,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⑧ 夏林清协同年轻的研究生,透过“抵制性存在”生命经验的辨识再现、抵制性自主行动实验,与对抗结盟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论文行动历程,试图穿越台湾制式化学校教育、主流实证逻辑心理学与商品化身心灵三股社会示例所牵引交织成的专业地景中,培养出“边缘抵制的反映实践者”。在这种路径中,整个论文完成的协作学习与研究活动,是一个接续与准备前行的行动历程,包含“叙说探究的再学习”、“在移动探测中更新欲望”、“身体力行的社会行动方案”与“抵制性自主的社会对话”等面向。可参考的论文有:
陈美妃(2010):“边界之舞——一个单眼视域实践者的生成与流变”,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李素桢(2010):“参与残/障运动的变革知识——一个女瘸子的行动路径”,台北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在裂缝的接点上遇见团体心理治疗
我的第一堂和心理学有关的课是大一(1970年)的“心理卫生”,授课老师为当时已70多岁的吴南轩老师,一口江苏乡音,大部分同学甚难听懂,安然入睡是课堂常见现象。当时,只知道他是随国民党来台耆老级的一位教授,晚近才知道他于1931年曾被蒋介石派去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但因作风专断,遭当年的清华师生抵制而后辞职。大二教教育心理学的郑心雄老师①;则在学期中,为了观看尼克松访问大陆的世界性大新闻,请假坐飞机赴香港,回来后兴奋地讲给我们听。我所读的第一本英文心理咨询读本Carl Rogers的“On Becoming A Person”便是在他的课上完成的。这两个小故事,是国共对峙与冷战防线张力的二种表现,吴南轩的教学是他晚年聊备一格的位置,台前昏睡的学生们是打混玩耍的大一学生;郑心雄坐飞机来回港台的政治逸趣与CarlRogers的人本思想则把戒严体制中,被封锁与遮蔽住的“中国大陆”一下子挤入了美苏两个对立世界局势的边界裂缝中。
吴南轩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那个裂缝中探头探脑长着自己的我,成年初期(20~30岁)的生活世界发生了两组对撞相编织的经验纹路。我与工厂青少年与雏妓(未成年少女性工作者)相遇且卖力工作,辛勤的工作启动了我这样一名青年工作者对借用移植于美国心理咨询专业内涵与形式的疑惑(夏林清,2009),这是在地性的人文地景与心理学现代性的遭逢。
本节注释：
① 郑心雄(1941—1991),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20世纪70年代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取得心理咨询博士学位后返台,任教于政大教育系。1983年后转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曾任国民党12、13届中央委员,1991年去世。
炒菜锅中的苹果派
在这两股地脉纹理之上,我的团体治疗“心理专业”的养成历史,上演了一幕奇景的景色(spectacle)。
我的第一次接受专业督导的训练团体(Training Group)的工作现场不是在医院,不是在学校,也不是在什么培训中心,而是在1974年末的《夏潮》杂志社的夜间办公室内。
《夏潮》杂志创刊于1976年结束于1979年,是台湾戒严时期(70年代)重要的一份启蒙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和我搭档一起带团体的催化员(group facilitator)是刚开始在台大医院精神科工作的郑泰安医师,郑当时全力支持其甫离婚的前妻苏庆黎(1946~2004)编辑与出刊的《夏潮》杂志①,当我们要寻觅一可带小团体,不受干扰的独立空间时,郑泰安就提供了下班后的《夏潮》办公室。
晚上的《夏潮》办公室,堆落着杂志,在1950年代后期出生,成长于60、70年代的、大部份循地址来加入团体训练的大学生成员们,泰半不知《夏潮》为何种刊物,郑则会在团体进行前后与我的工作讨论中,散放出那一期《夏潮》被警总抄走之类的讯息。我的第一次小团体治疗的专业训练恰似在炒菜锅中烘培美国式苹果派,但它却可能比美国的小团体方法更接近团体动力之父Kurt Lewin②所指向的为“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而服务的知识及方法。
这是殖民与被殖民关系中,移植挪用与在地使用的一种异质接合的景色(spectacle)③,夜晚无人的《夏潮》杂志办公室的墙壁不会说出被噤制着的政治恐惧,地板上坐着的年轻大学生在团体中谈着他们的学习与交友生活,暗藏的、未明的焦虑存在着却不可说,也无法被揭露与察觉的政治恐惧。“政治恐惧的噤声”是大家不可言明或未被觉察的共识,“恐惧的噤声”如无色透明胶,在《夏潮》冲破的裂缝中,接合黏糊住政治历史的伤痕。我便是在政治恐惧欲破墙而出的裂缝中遇见Kurt Lewin与被戒严压制良久的台湾左翼历史!
本节注释：
① 《夏潮》杂志创刊于1976年2月28日,社长郑汉民,由1976年第四期后由苏庆黎接任总编辑并改版,内容转向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以及反制式历史教育文化体系,开启左翼的知识论述运动。至1979年2月被台湾警被总司令部查禁停刊为止,共发行35期。苏庆黎所主持的《夏潮》结合了三大阵营:以陈鼓应为首的民族主义社会实践派:陈映真、尉天聪及其《文季》的现实主义乡土作家群;大陆受“文革”、保钓冲击留学后赴台。作者群有:王拓、唐文标、杨青矗、王晓波、高准、南方朔、蒋勋、李双泽、李元贞等人。
《夏潮》对于台湾文化、历史的贡献可分为几个方面:(一)对台湾历史与日治时期台湾文学的重新整理,重视杨逵等日治时代作家作品。(二)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创作。(三)表现在民歌文化造型运动上,以李双泽为代表的《唱自己的歌》,《夏潮》设立“时代歌谣创作奖”,公开征求歌词。(四)乡土文学论战期间,引进第三世界理论,着重在美国、日本殖民经济与社会的分析。(五)掌握新生代的政治倾向,报导新生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与态度,是新生代与政治社会对话的桥梁。
虽然与国民政府在大中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是相同的,但是《夏潮》的左派社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来说,仍是党外的一环,1979年2月《夏潮》被迫停刊。(作者摘自《台湾大百科全书》)
② Kurt Lewin(1890—1947),被称为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群体动力学之父,库尔特·勒温起初属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学派,后来由于与马科斯·韦特墨、渥尔夫冈·苛勒等共事,转而接受了格式塔心理学。勒温与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有密切的联系,法兰克福学派起源于一个主要由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构成的有影响的团体。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学会解散。1933年8月,纳粹在德国掌权以后,开始迫害犹太人,于是库尔特.勒温移居美国。1944年,他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1946年又提出“行动研究”作为发展为“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生活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研究方法。
③ 地景(landscene)与景色(spectacle)的用词语境是后现代心理学以碎片化方式内嵌于心理学,让不同领域得以共存的一种描述语言说行动以重新组构经验的概念工具。L.Holzman认为这些点于实践的概念工具特别对社会实践场域发生了贡献:部分特别的社会实践场域也被后现代作者群们辨识出来,诸如:深度投身政治生活、心理、教育、以及其他涉及多元文化主义/差异/平等的具体实践……议题的探索,他们引介了新的工具,包括“会谈”(conversation)、“展演”(performance)、景色(spectale)、“叙说”(story)。这些概念工具对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提供了不少可以再往前推进的路径,正如约翰·殊特(John Shotter)所言,在复杂的人文现象“地景”中,彻底丢掉对地图的依赖和焦虑,“让我们不再作茧自缚……”、“更自在……”后现代逐渐以碎片化的方式内嵌于心理学,让各种不同领域得以共存(L.Holzman and J.Moss,2000)
政治恐惧的内化监视器
伴随此一“向美国取经学习但同时怀疑困惑”过程的另一组对应的地脉是被国共内战与全球冷战所连手遮住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台湾左翼历史与中国革命建国和共产国际同步并存的事实。这是在进出台湾与美国所增长的见闻,上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与唐人街书店(纽约中国城的书店)看被台湾列为禁书,由五四时代到国共内战时的小说与文献,戴着只露双眼的雪帽加入抗议活动(防止被负责打报告的人认出与记名字);1977年返回台湾,在乡土文学论战①的氛围中,读着由杨逵、吴浊流到陈映真的小说。这两股经验流所承载的不同纹理在当时是相应共存的。
台湾左翼的历史是由50年代到70年代,被进出牢狱的“政治与思想犯”们所曲折接续的。70年代中期张开左眼的我(夏林清,2009),是由小说中接上被消弭的左翼历史。我是在“送报夫”(杨逵,1932)②中滑入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在“铃铛花”(陈映真,1976)里遇见偶然飘逝过幼时生活中“不可问、不能知”的“政治恐惧”③。这是在个体内在“政治恐惧的内化监视器”与国共内战和美苏冷战双重压制结构连手欲弭平却未散失怠尽的历史视角。(陈光兴,2010)。这一支地脉伏流确实是我与世界左翼(包括大陆的解放革命与建国历史)得以相望于江湖的一个源头!“批判”心理学要能不只是纸上谈兵,就得有一群又一群全身而入的工作者,身体力行群策群力的实践知识与方法要在干实事的社会活动现场中,才有了发生的时空起点;心理学工作者的在地实践不可能回避自身与所欲服务之特定人群的特定社会存在的历史政治性。
本节注释：
① 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1977年4月份的《仙人掌杂志》上王拓(1977)、银正雄(1977)、及朱西宁(1977)的三篇文章为整个“乡土文学论战”正式揭开了序幕。在王拓题为<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的文章中,他认为乡土文学的兴盛是可喜的现象。同年8月,《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在《联合报》上发表《不谈人性,有何文学?》一长文(彭歌1977a,1977b,1977c),点名批判王拓、尉天聪及陈映真三人,指责他们“不辨善恶,只讲阶级”,和共产党的阶级理论挂上钩。8月20日,余光中也在《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一口咬定台湾的乡土文学就是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其中若干观点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似有暗合之处”(余光中1977)。于是,一场原本是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之关系的讨论,终于引起国民党官方的侧目,而主动开始攻击所谓的乡土文学作家。(作者摘自维基百科)。
② 《送报夫》是杨逵描绘日本殖民时代台湾青年杨君在日本谋生的小说,小说中对台湾农民生活是如何在日据时期制糖公司的土地收购中落入贫困做了清晰的描述,也有日本派报工人罢工的情节。《铃铛花》是陈映真由孩子的世界及眼光来铺陈出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白色恐怖氛围中的乡村日常生活世界。读者可以由2个孩子在小镇中的生活故事场景中,感觉到不安却强有力地在全岛发生着的政治压迫事件。
③ 我的父亲(夏晓华,1919~2003)从事新闻工作,在童年记忆中,有数次于晚上听见父母之间简短的讯息传递,提及谁被抓走了等等;某次,爱看小说的我在爸爸的书堆中翻到一本有着黑与绿色封皮的像是小说的书,书名为“里程碑”,作者为张深切,我记得爸回来后我有问一下,但后来我就找不到这本故事书了。长大后,才知道张深切是鲁迅的学生,而《里程碑》于1961年在台湾出版,为张深切的自传性小说。
张深切(1904.8.19—1965.11.8)1923年底赴上海求学,于1924年5月与蔡孝干等人联合创立了接“台湾民族”独立自治的“台湾自治协会”,同一年暂返台湾,有感于台湾文化协会在各地展开的文化启蒙运动,1926年3月,往广州投身反日运动,1927年,因参与台中一中学生运动而于6月被捕,后无罪开释,但又再以涉嫌“广东事件”入狱。中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3月前赴中国,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训育主任,在日人出资下,创刊《中国文艺》,后因被密告为抗日份子而被捕,险遭不测。中日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返台担任台中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并且活跃于文化界。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因被诬告为共党首脑,避难于南投山中,后来真相查明,始结束近半年的逃亡生活。(作者摘自台湾大百科全书)
台湾心理学地景中的山脉与边角低地
“心理学”是由19世纪后半迄今蔚然成形且风行全球的一门独立学科,然而这门学科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形构表现,是如何反映了在地文化主体的被殖民的内化机转与抵抗的表现,应该是所有心理学工作者拿起来的课题,印度与中南美洲已有示例①。心理学的知识扩张所彰显之“后殖民处境”中的西方学科知识的优越性,对被殖民者文化生命与知识体系的曲解及破坏(彭荣邦,2010)并不难被辨识,但一件基础工作反而是:如何返身碰触,才能辨识与松解殖民经验在个体与群体的主体存在经历中,是如何交相纠缠、内内外外地发挥着形塑作用力的;正是承载于我们身心样态的容貌与刻痕里的这些作用力,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以多种运作机制的形式持续存在。现实的不变性亦因而就维持了。所以,“批判”的发生得经由立基于”解殖”的返身工作来前进。
在“后”现代、“后”殖民的语境充斥全球化文化思潮的此刻,若不能在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针对政治历史与物质文化,诸种穿梭进出自身与群体身心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力道,进行理解与解构的工作,“历史质”(张育华,2005)是难以被感知的。换句话说,台湾的心理学界身处于一个知识(含知识生产、传授与被认可的制度)移植替换与人们身心适应生存的变形扭曲处。我们共享的历史起点,会是一种殖民与被殖民经验,内内外外交相搓揉的变体,如何得以被我们自己辨识与解构的转折处!
我接触现代心理学的第一站是由国民党党校转成的台湾政治大学,我工作了30多年的大学则是由老北平辅仁大学在台北复校的天主教大学,台湾心理系的创始校系则是日据时代的帝大(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心理系成立于1949年,在帝大时期的心理系专题讲座(1928年)是殖民者对殖民土地及人民进行的人类学取向的“高砂族心理”(见台大心理系网站系史),辅仁大学在台复校后,心理系成立于1974年,前两位主任均为神父。唯第一位神父因结婚而还俗的故事,增添了一抹花开跨墙的春意。台湾各个心理系的课程结构则几乎不论公、私立资源与条件的差异,一开始都抄袭自台大心理系,台大心理系的课程结构则是为美国主流实证心理学所主导。在华人心理学领域中,由台大杨国枢老师所创始与推进的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应是台湾心理学近20年来地景中一支主要的山脉;它也是以台大心理系师生为主要参与者的。
本节注释：
① 印度心理学工作者Nandy在《印度文化中女人与女人性的对峙——文化与政治心理学的论说》及《野蛮人的佛爱依从:殖民时期印度的第一个非西方心理分析研究及种种隐秘自身的政势》二者中,提供了一个印度心理学工作者如何疏理殖民与被殖民经验的多重自身(multiple-selves)的经验建构,此书已由台湾邱延亮先生翻译出版。中南美洲则有法农于20世纪50年代著书立说、明明白白地走出反殖的路径,可参看的书有《黑皮肤,白面具》(1952)与《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弗郎兹·法农(FrantzFanon),二十世纪的杰出思想家,他致力于去殖民化问题及殖民病理学(psychopathologyofcolonization)论述。他的著作包括《黑皮肤,白面具》(1952)、《垂死的殖民主义: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1959)、《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和《为了非洲的革命》(1964)等,在过去四十几年来鼓舞了全球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法农出生在1925年6月20日加勒比海中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当时为法国殖民地)上。他到法国从事医学和精神病学研究,1951年取得精神科医师资格;自1953年始,他在阿尔及利亚执业,并投入反殖民运动,直到1961年12月6日死于血癌。
由反附庸的社会文化抵制到人文临床疗愈知识社群的走向
被瞿海源(瞿海源,2004)标定为台湾社会心理发展的代表,是以台大师生群聚与共谋发展的本土心理学。本土心理学运动始于两位领导人杨国枢与黄光国对科学知识移植性格的反省,到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提出华人本土心理学,创办了本土心理学期刊,由90年代后迄今则延展地由余德慧与余安邦等学者,拓展到与哲学咨商、教育及医疗护理领域相交流的人文临床疗愈的知识社群。杨国枢于2006年指出自己30年的努力,在“方法改进、理论建构及实征研究”均有所成就(杨国枢,2006)。若由人文临床疗愈知识社群的发展走向来回看本土心理学运动,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移动,即心理学学术工作者在台湾社会内部往受苦人群(如“9·21”震后群体与受疾病之苦的人们)靠近,这一位移带来人文与哲学和医护系专业的交流对话机会,这个移动可以说是台湾本土心理学知识社群中第二代学者的一个,由知识论、方法论到伦理关系,不同于第一代的抉择。较之于第一代的老师们,这样的位移与选择,拉出了一种发展与其他学科专业部属来往的地景空间的可能性。
反思心理学的现代性进程,这一发展应会具体地与专业建制化的工具理性对撞,因为临床心理、咨询心理及医疗护理的工作者们均深受体制化权力所捆绑。这一本土心理学的支脉走向是否能切实响应第一线操作日常实务工作之专业工作者的困局并与之共谋解法,将会是人文临床疗愈知识社群的好课题。
置身于社会处境之中,不避开政治性,就是不去历史与不失落脉络的一个起点,然而所谓的批判性仍然要看具体的行动实践,而非只是论说交流,欧美批判心理学也就在这一点上发展了批判心理学工作的不同分支脉。
台湾心理学地景中的边边与角角
在台湾,我这样一名心理教育工作者投身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表现在由抵制性自主到拮抗同行(kesistancefellowship)群策群力的一支路径之中的,这支路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践行与创发过程的行迹。在20世纪后半叶亚洲冷战局面与国共内战两岸对峙的政势中,我们所参与的这一支解严后承载住工业化与现代化社会劳资矛盾的自主工会运动①,在2000年后转变发展成底边社群的发展运动与人民老大政治民主运动(赖香伶,2009)②。浓缩的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相结合的社群发展运动。在台湾当前的局势中,这一小社群发展的方向感是由下面3个生活经验范畴中,生活与行动的立场和动能所推进的:(1)反对人民的政治权力被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争权斗争虚弱化;(2)反对去殖民历史脉络的简化排他的偏窄观点,阻断了人民对其生活经验复杂实相的理解;(3)反对资本财团与国家权力私相授受地进行政治交易,牺牲了人民社会生活应共享与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与劳动财富。我视这一将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相提并论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后冷战解殖得以发生的新起点;对我个人来说,它也是20世纪70年代初,望见世界格局的左翼之眼张开后,在与台湾不同底边人群的长期协作中,共振参看和辨识人与人、群与群间的关联性该朝向何方发展的一个最近的转折点。“台湾”这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岛,人民身上所承担的历史政治性身心刻痕,却正是社会关连性复杂丰沛存在,且不时动态呈现的场域。
在台湾心理学的场域中,我这30年的工作则是日夜两份工,白日翻土浇水如园丁(台北辅仁大学的教职),夜里掘井嗅泉眼(一道工作的底边社群小组织);在这样的地景中,西方现代心理学被工具理性思维所主导的主流论述,像是派不上用场的工具,不过学历文凭仍发挥了配件凭证的效用,在现代性大学格局的生存环境中,它成了虚晃过招,认证交易的货币凭证;我因而得已在学院中谋得一席之地,日夜兼程地走这一段“拮抗同行的解殖路径”(夏林清,2010)。在不同的阶段里,不同的学生,各自成群地在台湾社会中与精神病人(刘小许,2005;余郡蓉,2010)、原住民工人家庭聚居区(陈玉君,2010)、性工作者(王芳萍,2009)等人群,在“泥泞低地”③的边边角角上,脚踏实地的工作着(夏林清,2005)。我们不在台湾心理学地景的山脉高地景色中,我们在台湾的边边角角的低地里,发展着与辛苦人群共同生活的具搏斗性的手工知识的小团队。
“具搏斗性的手工知识”可以由一个小例来说。
以家庭经验为例,家人关系其实如一看不见的容器,它承载了父母与祖辈们各种如断裂碎片般的历史政治经验,生计劳动的疲累沧桑与社会对“父母”养育职能的标准化要求;每一个家庭的“家人关系”的容器都是一特定又具体的社会小田野。美国家族治疗泰半着眼于关系中的沟通模式与家庭系统结构,家人间所谓的沟通关系被去社会脉络化了!专业工作者于排除式隔离的医院精神科与高收费的私人诊疗室内或商品化成长班中,在“医病或治疗”关系中发展模式化或表演式的操作程序。心理剧鼻祖Moreno所创发的在行动方法中探究社会韵律的要义已丧失无余④。
在台湾,我由2000年迄今以“斗室星空家庭经验晒谷场”为名,持续在底边人群中一起合力探究着“家”的丰厚经验,我们视“家”为一种社会田野,试着拒绝家庭经验被标准化与问题化,转而与他人一起看见“家”的社会处境性经验与家人在彼此关系中的身心样态,并辨识家人在有限的身心条件下,所负担着的几乎是难以承受的社会性的作用力量(如劳动伤残、战乱离散、政治压迫……),这一取径将我们对家庭经验的分享与探究在群体中展开,在“群”的交流空间中,参与者为彼此铺就出了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免于断裂曲扭与空洞简化的身心发展的脉络。在“斗室星空”的群体对话现场,在过去的时间中或断裂消音的经验碎片、或封印成块的身心伤痕,得到交相比对与参看的多个面向;在具立体意像的交流空间中,参与者会主动辨识与掌握住自我学习与和他人协同互助的发展机会,将不同主体差异际遇之间的社会关联性看入眼底与心中⑤。在这种共振共学的空间中,台湾历史中,具多重压制性的内隐的、有关政治权利的,经济压迫的,性别与文化强欺弱的,个人与群体身心记忆的刻痕,得到解除压缩的重新辨识机会;当关系脉络的社会性再现时,理解的情感萌然而发!我们的“家人关系”中实实在在蕴含着如斗室星空般的视野与情怀。
“政治”很容易沦为国家权力与政党的操弄伎俩,“政治性”则是人民在群己关系中,主动发展所欲之社会生活的一种有力量的方式:如何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通过对彼此社会处境的认识,得以把彼此联系起来抵抗社会不义的情志力量;视“家”为社会田野就可以长出我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
本节注释：
① 台湾自主工运是指在于1987年台湾解严前后,所兴起的产业工人等组工会与重组改造旧工会的工人运动,由1987—1995年左右,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勃发,私人(民管)中、小企业工厂工人汲汲地成立工会,但此一自主工会运动逾2000年左右,则因严重产业外移与官场化的现象急速削弱了工人的组织性力量。
② 赖香伶于其硕士论文“走自己的路~一条台湾左翼工运路径的回看(2010,世界新闻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回观地,在这篇论文中,赖香伶反省与面对运动困境,以两千年政党轮替后经验到台湾蓝绿政治结丛、族群政治的压制性,焦虑着工运力量的消退、左翼阶级运动的难以突围,为论文主要的书写主轴,受到自己身上带着一个强烈的情绪包裹,推着她在运动中找一个答案、一个方向。这个答案是什么?赖香伶隐约察知是个运动者与台湾阶级运动的历史根源,不是主流政治诠释的本土/台湾,不是民族主义的大中华文化历史情感,而是一个受压迫者的生命连带,在解殖的历史故事中应该重新出土与被看见。
③ “泥泞低地”与“干爽高地”是一组隐喻,它是反映实践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一书的作者,也是我的指导教授Donald Schön用来对照进入复杂人文地景中,迎战实务难题的专业实践者与惯于使用科技理性思维的差异处境的比喻。详细的论述可参考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反映的实践者》。
④ MorenoJacob出生于1989年的罗马尼亚,是心理剧与社会剧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团体心理治疗的重要领头人之一。1953年,Moreno在提出社会剧与心理剧论述方法巨著“谁应该存活”(Who shall Survive?)中,明明白白地说他所研发的做法是“一种行动的方法,一项行动实践”(an action method,an action practice)。
“因为我们靠近人,我们得以在个人-心理面上推进社会测定的探究过程”(p.73,1953)。社会探测”是我给Sociometry的译词,在心理学领域里Sociometric一词大家惯用的中文翻译为“社会计量”,它早已被量化测评的方法键构成问卷与量表,但是“计量”一词的量化分析却是和Moreno原本提出此一盖念的原出意涵大不相同的!看一段Moreno的原文:
“这一社会探测,不是来自访谈或‘问卷’方法,它是一行动方法,一行动实践(an action method,an action practice)。社会探测研究者(The sociometric researcher)假设了研究中一种‘萌芽状态的位置’,他深入到实验方法中,是一种参与的行动者是一行动的科学”(Moreno,p.73,1953)
⑤ 由2000年到2005年的家庭经验工作坊,是专门为台湾台北县芦荻小区大学学员们,所设计的一个开放性参与学习的空间。
1999年10月芦荻小区大学程力于劳动阶级聚集的台北县,绝大部分学员来自劳动家庭,女性学员占73%,高中职以下占70%,以30岁至50岁的终年女性居多。为了承接住这群前半生辛苦劳动、持家育子的劳动妇女,芦荻开设了18门“经验性的课程”,作为启动学生投入学习的方法,其中妇女课程占了11门。我们透过“说故事”的经验学习的方法,让同学彼此的家庭及生命经验,得以被互相看见及理解。我们清楚地拒绝了“专家式的咨商治疗”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要“病理与社会问题化的标签快速贴上了”个人及婚姻家庭的经验。群体共学的参与空间是我们的方向。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20余场,视家为一社会田野的共学交流方法,带领参与者进入不同处境的家庭与社群,在看见彼此时,发生丰富的社会学习。
2006年开始,工作坊除了与身障团体协作之外,陆续与精神障碍、国际家庭、工殇者、基层教师、日日春性劳联等底边社群展开协作。以协作团体自身的议题为主题,邀请其他社群参与,创造不同社群整理自身、参看经验,与情感流动的社会学习空间。
有兴趣读者可参阅“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夏林清,2011,台北,导航出版社)一书。
社会治疗与身心复元的不期而遇
2003年我开始第一次开设介绍美国Fred Newman这一支取径的批判心理学与社会治疗,1990年,我知道他们的存在且参加了一次3天的研习会,2002年在Fulbright基金的支持下,到纽约East Side Institute待了3个月。由1987年台湾解严后投身社会运动的疲累与重负,累积到了2002年时,我急需找到参照点来对照并借其反观自己,这是走进这一支美国社会治疗实践基地的动能。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我是台湾第一代在大学中接受西方心理学知识训练的咨询实务工作者,“炒菜锅上的美国派”仅是其中一景而已,过去10年我努力梳理自身这种“不中不西”的模样,和学生们的协作也持续要求着我往自身之内与往社会体制之特定环节中求变寻思(夏林清,2010,2011)。
前述的实践行迹在2000年到2010年间已分别在协作关系中,以不同的文类形式勾描梳理。心理学同事说:“你的东西系统性不够!”可当我写完这些后,却顿觉行囊卸下!在无意多言的同时,身心径自转返“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意境里①;这时始明觉到,这一“人在自然中”的意境原来正是支撑我得以30年兼程赶工之运动劳动(指投入到社会运动中且兼顾专业教学的双重工作负担)的内部机转。
本节注释：
① 我曾在“身心对话:台湾心理学工作者的路径笔记”(应用心理研究,第46期,2010)一文中描述“我自己的身心复元方式”(p.51),平日练练功,打打坐也都是如此的一种存在。“不是分析解构,也不是内心与外境;是空间的存在,是氛围的发生,形神流动安住,身子骨畅然透气,人在自然中。
人在自然中：身心载体的承担与返回
2002年我在纽约的East Side Institude认识了Fred与Lois和社会治疗的实践社群,并在那里进行了3个月的参与学习。Fred参与韩战时,我才刚出生,70年代我刚开左眼时,她们已在街边倡议募捐与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工作。那3个月,我不只是认识了在美国内部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这一支共产主义者的后现代心理治疗实践的道路,更共振地参照了我在台湾投身工人运动中的历史政治性;不过这一共振的参看却是在一种社群动态场域(a dynamic field)的关系中发生的。那3个月,在自己欲回观梳理复杂经验意图的驱动下,参与到各种运作形式的社会治疗活动中,在经验自身如何出现的同时,体认了他人是怎样在互动关系中选择与对待彼此的;这种关乎人们主体经验是如何再现的行动抉择与自我反映的关系行动的觉识,带领我辨识到,自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每每欲采取行动之际,均发生着关系政治(relational politics)的示演机会,而被强大的现代性社会压迫力道所内压外塑的“情绪”样态,唯有依靠自身跃入到关系活动中,才创造得出自己与他人一起发展的机会。那3个月我时刻挑战自己的动能,允许自己又中又西、杂然合体的身心样态,能得到机会表达出现!“西”指的是情绪生命(emotional life)与在示演活动(performing activity)中发生变化的社会治疗方法,“中”指的是由1990年代初,每日帮助我于疲困中仍能形神安住的形意门保jian小功法。用中西方不同但可相通的“场”的观点来说,我在张力现场中由行动中学习。当置身于一群戮力整合马克思、维高斯基与维根斯坦的后现代社会治疗社群中,我也就面对了在关系中当下如何选择行动的示演机会,我的担负了台湾工人运动强度身心操劳的“情绪生命”,在一群美国社会治疗工作者活络互动的关系活动中,得到许多转化与往前演变的机会。示演(perfoming)一词的真意就是在“每一”(per)次出现自己与关系对待的形式“形成”(foming)的互动过程中,人们也就生产了实践“关系/连结政治”的作为。2002年我身上所背着的台湾自主工会运动与公娼抗争①疲困与痛苦的重负情绪,就是在与这一群社会治疗同志们的交往活动中转重成轻的。
中国人对“场”的概念承载着身心形神感通,自身与宇宙万物同在的主体性感知的艺道之理。练功打坐,书法、茶艺琴音与梵唱无不彰显此种“场”的存有:
“场是事物的相对相关系的所在,也是此相对相当性之所以可能的所在。……场有就是依场而有,一切存有都是场的存有。”(唐力权,1991)
2002年当我坐在纽约社会治疗的聚会活动现场中,叙说着消弭失音的台湾左翼与近20年投身运动的沉重时,也说出了当我形体耗损但助我形神尚能安住的小功法。Fred便要我择日演一遍。几日后,我便在录相机前一招一式地边做边解说着,“抱朴式”安然蹲息的身心复元与对身体处境敏觉的意境,豁然凌空而现。那一年学习此式时,师父说这以道家为名的招式是丐帮功夫好手蹲于城墙的边角,以大草帽遮住头脸,两手护膝与脚,怡然休息却在感知危险时可迅即拔身而起。
若人之身体为一载具般的“器”,任何一招半式的功夫也可以是一种粹炼存养与彰显生命运作义理之道的特定形式或仪轨。原来,我的“政治性”不只是在台湾的社会运动体验中,更是涵存于仅有的那三招两式身心复元的功法中。我与后现代心理学的相接壤竟不是脑袋的知识活动,而是身体的带领!
本节注释：
① 1997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以“强力扫黄”树立施政魄力形象,在台北市的朝野政党两造竞争及恶斗过程中,台北市议会及市府仓促通过废除公娼。128名公娼现身街头抗议,蓝绿政治之外的政治实践要求还她们合法工作权。竞争及恶斗过程中,台北市议会及市府仓促通过废除公娼。128名公娼现身街头抗议,要求还她们合法工作权。“女工团结生产线”(简称“女线”)联合几个工运、妇运、性别运动等团体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益,协同公娼抗争,争取到台北市议会给予废娼“缓冲两年”。但因政党激烈恶斗,缓冲案成了府会政党政治对决,最后议会维持原议否决市府复议案,但扁市府再度拒绝,公娼升高抗争。于是公娼抗争以小搏大,企图影响1998年底台北市长扁、马(英九)之争,用法律斗争对付扁市府的玩法弄权,以社会教育卷动民众思辨公共政策,拉出国际娼妓力量及文化攻略,最后马赢得市长,应依法行政执行缓冲,但民进党议员再度杯葛进延缓公告执行,公娼绝地反击,在长达一年七个月的抗争后,最后缓冲成真。公娼现身抗议,在社运团体支持下对抗陈水扁,娼妓小虾米挑战政治红星陈水扁,引起媒体关注,“性工作”议题也在台展开激烈辩论(王芳萍,2009)。
社会学习与身心复原
2010年6月,我开始为底边社群的共同学习构思了一个学习平台,称之为“快乐学堂人民联机”①,除了其他工作者的参与,我自己负责推动“社会学习”小学院的学习课程;社会学习小学院的知识结构分5个接口:(1)身心复元自助助人(如手部易理刮手保健方法);(2)群体动力(如群己关系:大团体动力实验室);(3)社会治疗(如斗室星空:家庭经验工作坊);(4)行动研究(如反映实践的行动方法);(5)底边社群共同发展的立场(如要求选制改革的投废票运动)。
我曾多次引用Honneth的社会学习概念来批注我的实践:社会学习过程是指一个社会内部主要进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广大群众”的模糊图像,也不是某种匿名的行动系统,而一定是得依靠特定的社会群体不断和其他社群对话沟通的过程;而对该特定群体而言,在与其他社群对话的过程中,新的认识与社会行动能力也增加(Honneth,1991)。Honneth所描述的一个以社群为行动单位的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图像,多年对社会运动的关切与参与让我确认这种社群认识与行动能力的变化,才是“运动”对社会进步的主要贡献,也只有当特定社群中的个体与群体时在的发生了意识与情感变化的学习过程后,努力工作的结果才不至于被国家机器所分化与耗损殆尽(夏林清,2008)。Lois Holzman在其讨论关系政治的文章中,也清楚指出个人主义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以不再只是”充满疏离孤立个体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敌对团体的战场”(Lois,2000)。
本节注释：
① “快乐学堂人民联机”是以社会变革取径行动研究为方法的社会学习平台,其基座来自于台湾社会运动中许多草根性人民团体(我基本不使用NGO或NPO的概念来描述)所累积的实践知识,从工会自主到反歧视的社会人权,解严20年后的台湾社会,我们在不同的运动中累积了各种发展人民力量的知识与能力,我们期待《快联机》的成立可以进一步把“理解差异、重视多元、深植民主”的运动理念透过此一共学、共享的学习平台让一般社会大众共同参与,以汇聚出个人与群体参与社会的力量。
结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在2011年的这个时间点上,整个世界已在全球化与后殖的语境中,人们在求变行动所牵动的态势格局中,需要如何展开群与己和群与群中,可以共振发生“解殖辨识”与“重构选择”的社会生活空间?
我想我的政治性是在实践活动的演进过程中长出来的,身体则生来就是一具可用的器,器唯有在用中才得到显现的道理与变造的机会。当现代性与多重殖民的压迫论述蔚然成风之际,若仅随之起舞地,不断以去历史与去政治性的文章空泛地表演,“批判”就无从发生实在的解构作用,社会要能拮抗得了制度化权力与型塑人们身心的控制性就难了!文化传承的方式或已遭截断而状似全面丧失,但碎片便足以重生的道理,并不在于还原修补的重建想象,而是在一息尚存,意到劲到的“关系政治”吧!带着时间印记的经验刻痕,可以再现于社会活动的学习空间中;在流变的时间进程中,朝像未来、有方向感地重构过去就是现在进行式的“关系中的当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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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辅江大学)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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